保税区（自贸区）的艺术品拍卖之路该怎么走？
2013年4月21日，华辰拍卖的甘学军站在拍卖台上，略显紧张。这是厦门翔宇保税区的第一场保税拍卖，规模并不大，但吸引眼球。360件西洋艺术品，最终拍卖成交率仅23.03%，总成交金额974.3万元人民币。与甘学军50%成交率的心理预期相比，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2013年11月24日，上海已经有点冷了。负责上海外高桥的首次文物拍卖的品藏拍卖总经理叶青显然更紧张，担任本场拍卖师的他甚至忘记了带拍卖槌。最终，93件拍品成交73件，成交率81%，成交总量886.46万元。从各方面看，这是一场失败的拍卖。
2013年12月1日，苏富比北京首场拍卖以2.27亿元的成交额落幕，成交率79.4%，超出拍前估价（1.23亿）近一倍。但其中保税拍品仅9件，占拍品总量的6.4%。而这9件保税拍品之所以能上拍，得益于苏富比与歌华文化共同在北京保税区建立的合资公司。
从上海外高桥自贸区要成立的消息开始，江湖上就开始流传着各种关于自贸区拍卖取消各种限制、免除税负的传闻，艺术品市场也都翘首企盼，蠢蠢欲动。可现在看来，无论是厦门还是北京，比上海的情况并没有乐观许多。伴随着这三地的保税区（自贸区）拍卖的结束，人们原本对保税区（自贸区）的“殷切期望”也变得灰暗。
关税让海外艺术品难进关
从目前来看，很大程度上，不合理的税收政策限制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按照法律规定，我国海关对一百年以上的文物是免征关税的，但前提是这必须得到我国相关文物部门的鉴定。而对于很多海外的藏品来说，想得到鉴定要首先“入关”，但保税区（自贸区）属于境内的“关外”区域，我国文物部门不能进行鉴定工作，而且文物部门也不认可国外机构的鉴定结果。法规与制度上的沟通不畅，让这些海外藏品“净身入关”变成奢望。
既然无法得到“免税身份”，海外藏品从进入中国大陆境内的那一刻起，就要面对各种繁重的税赋。按照目前的税收政策，与中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艺术品原作的进口税率为12%。政策还规定，艺术品的完税价格是落槌价格加拍卖行佣金的最终购买价格。
如果大陆藏家在拍场上以100万元落槌价格竞得一件海外藏品，那么此藏品在海关面前的完税价格就变成了115万元。如果能证明该藏品为百年文物，则免关税；如若不能，该藏品在进关时必须已完税价格缴纳12%的关税。对于藏家来说，仅关税一项花费就达13.8万元。
关税相对来说还是小数目，更让藏家头疼却不得不接受的的是多种税赋叠加之后的增值税。对于艺术品市场来说，增值税的计算理应按照除去卖家成本和佣金成本之后的增值部分的金额计算。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省时省力，艺术品增值税完税价格为“落槌价+佣金+关税”，落槌价为100万元的藏品此时的价格就变成了150.696万元。
于是，藏家在拍场举牌时以为100万元就能将藏品收入囊中，但其实不然，100万元只买到藏品的2/3。
如果再加上营业税或滞纳金等其他费用，税率则会更高，藏家所承担的成本负担也会更重。
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国内艺术品市场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海外藏品的回流大陆。面对如此沉重的税赋，艺术品市场的各个机构和大佬实在是心疼，毕竟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适时出现，“拯救了”那些需要入关的艺术品。低价报关、修改货物品类、无申报闯关、秘密走私等不法行为成为海外艺术品入关避税的常见方式。而2012年4月海关掀起的查税风波，让一大批机构和大佬受此连累，与此同时，艺术品税负过高的问题也重新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
谁在期待保税区
前不久，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以1.72亿人民币（约合2816.5万美元）购得毕加索《两个小孩》引得艺术市场一片哗然。这件作品的估价是900-1200万美元，而最终成交价格超出估价一倍多。人们在惊讶于万达如此大的手笔的同时也在担心，这要是运回国内得花多少钱？
按照本文上述的税率构成计算，如果万达集团将“两个小孩儿”带回国内，仅仅关税和增值税两项税赋就高达4988万元人民币，这个价钱几乎可以买到艺术品市场上任何一位重量级艺术家的作品。
在今年的9月19日，苏轼墨迹《功甫帖》以822.9万美元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上成交，买家为刘益谦。在经历短暂的兴奋之后，刘益谦又为如何将这幅《功甫帖》带回国内而感到忧虑，带给他忧虑的正是高额的税赋，近1500万元。
而且刘益谦买入海外藏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其购买的绝大部分藏品均会陈列在他自己创建的“龙美术馆”并向公众开放。
民营美术馆作为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下自身运营都存在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但其用于向公众开放以及用作公共教育的艺术品仍需承担一系列沉重赋税，这给美术馆的发展和推动艺术公共教育带来很大障碍，也错失了很多世界级艺术品进入中国的机会。
最终，刘益谦不得不将《功甫帖》“借道”香港，并以“借展”的方式将《功甫帖》带入大陆进内，陈列在龙美术馆。
“十年前的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中，大陆客人可能会占到10%左右，但现在，大陆的买家至少占到1/3以上。”这是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在接受采访时提供的数字，从这里可以看出，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大陆藏家，那些国际巨头越来越对中国大陆这块市场显示出极浓厚的兴趣。而前两天结束的苏富比北京首拍中，那件创赵无极作品拍卖纪录的《抽象》正是由中国大陆藏家所创造的，此件《抽象》也正是9件“保税拍品”中的其中一件。
随着赵无极作品的拍卖纪录的诞生，借助保税区（自贸区）的政策，也许会有更多拍卖纪录诞生在中国大陆。
而对于国外拍卖行来说，海外艺术品以保税的方式进入大陆，将有利推动进行海外艺术品的本土化运作，因为保税政策的存在，国外拍卖行在向大陆藏家推荐西方艺术品的时候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将西方的收藏观念带到大陆。与此同时，除本次保税拍卖外，苏富比还带来了近13亿元人民币的西方艺术品和珠宝私人洽购展，包括一件估值订价超过5000万美元的伦勃朗《双手叉腰男子像》。
对此，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涌评价道：“这（保税政策）将有利于这些国际拍卖巨头运作更多的西方艺术品到中国来，甚至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主导整个国内艺术收藏市场往西方艺术品方向倾斜。”
京沪厦三地保税区各有千秋
在当前，大陆共有三个文化保税区域，分别是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和上海外高桥自贸区。
作为最早进行了自贸区拍卖试验的厦门象屿保税区，所以靠的是厦门政府政策和行政效率的支持。一方面厦门所处的区域可以利用两岸文化交流的便利，学习到一些先进的操作模式，并借助地方政策容忍度较高敢于先行先试。另一方面缩短审批时间、简化审批程序，也是的象屿保税区的探索更加宽松和自由。虽然目前没有财政上的补贴，但也许综合配套的改革才是目前的重点，毕竟有时候钱不是万能的。
而在此进行首拍的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对象屿保税区的规划也很认可，他认为象屿保税区没必要去拼规模、拼投入，“厦门保税区的定位应该是小而精，重要的是做好艺术品保税交易的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把做好服务放到第一位。”
相较于厦门的保税区建设模式，北京天竺保税区是一个在政府支持下，企业歌华文化主导的项目。从计划投资50亿元，到2012年3月挂牌成立，天竺保税区的一举一动都为业内所高度关注，而去年香港苏富比与歌华文化共同成立苏富比(北京)合资公司更是轰动一时。
在自贸区的建设上面，大部分投资都是有歌华文化独立承担，动用了股权、银行贷款、甚至外国政府间软性贷款等多种方式。而政府方面除了资金，其他方面对歌华文化的支持可谓仁至义尽。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项目负责人王昱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土地价格上、建设相关的审批程序上都给了很大支持。比如地方税收的减免或返还，甚至在人才引进、住房、就学方面给予支持，北京市推动文化产业每年有100个亿的带动资金，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程度，北京是毫无争议的。”
对于上海外高桥自贸区来说，成立时间最晚，引来关注最高，甚至被人们寄予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在外高桥自贸区里进行的艺术品交易，主要依托于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所运营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目前，计划中的具备恒温、恒湿、超级安保条件的5000平方米艺术品仓储展示区已经完全建好，设施参照国际一流艺术品仓库水准建设。为了满足仓库内不同用户的需求，整个仓储空间还分为一般仓储、展示区和8个VIP定制展示包厢间。整个艺术保税区品仓库会提供全天候的视频监控信号和定时巡逻安保服务。
对于外高桥自贸区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不用缴纳最高达40.4%的艺术品质押保证金。同时，在海外展示的艺术品还可以实现现场销售，回国后再补交相应关税。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环中介绍道：“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可为艺术品提供简便的清关服务，并且对存放在保税仓库内的物品不会征税，这一优势使得中心在当前激烈的国内艺术品市场竞争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保税区政策仍有待放开
如此看来，位于三地的风格迥异的保税区（自贸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美，都让人充满希望。事实是这样吗？
好像不是。
无论地理位置多么便捷，不管硬件设施多么完善，也不论政策服务多么到位，最最影响艺术品市场的关键因素——“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只要藏家购买的海外艺术品拿回家里要收税，要收钱，哪些政策和探索几乎等于零。
对藏家来说，如果将购买的海外艺术品留在境外，或者留在保税区（自贸区），虽然可以节省近30%的各种税赋，但仍然要承担额外的仓储和物流成本。
而且重要的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喜欢艺术、以收藏为爱好而非投资的藏家来说，艺术品不能带回家展示和把玩，这无疑是一种痛苦。那么就有可能还会出现低价报关、修改货物品类、无申报闯关、秘密走私等不法行为，这与没有保税区（自贸区）有什么区别？
如果仅仅在政策上有所改变，而不解决钱的问题，保税区（自贸区）概念将仍然只是“看上去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