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一、笔下汪曾祺
从一九八0年前后开始写沈从文、聂绀弩等人，三十多年来，黄永玉写过一个又一个“比我老的老头”，有前辈，也有同龄人，可是，遗憾的是，他却没有单独写一篇“知音”汪曾祺。我曾不止一次说，很想看他写写汪曾祺，他总是不假思索地摇摇头。他说过这么一句：“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说得认真，当然，也颇为含蓄，委婉。
虽然没有单独写汪曾祺，但在回忆往事时，汪曾祺不止一次出现在黄永玉笔下，且写得生动，对其充满赞赏和钦佩。
第一次写到汪曾祺，是在一九七九年岁末完成的《太阳下的风景》。在叙述沈从文的这篇长文中，黄永玉以“他的学生”代指汪曾祺，颇为留恋地回忆两人当年在上海的交往，以及对汪曾祺文章的佩服：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二十几年过去，二00六年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一文中，第一次集中叙述他们三人当年上海的快乐时光：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往事如此美好，记忆总是难忘。
一次，黄永玉对我谈到一九五三年他离开香港，主要是听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建议。汪曾祺在一九五一年所写《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一文中，最后这样说：“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回到祖国来，更多地和更好地为这个时候，为人民服务。”黄永玉真的如他们的期待一样离开香港来到北京。自此，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 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友谊的延续与加深，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二、月光下的“羊舍”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十年间，投身新建设、大鸣大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如此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在中国，无一人能超然于外，身处文化界这一漩涡中的汪曾祺、黄永玉，尤其如此。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以及投入与专注，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又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写小说，并再回戏剧界。虽有政治“前科”，他还是因受到江青的青睐而被起用，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之中，《沙家浜》、《杜鹃山》因有他而多了文学性和传统韵味。“文革”期间，在众多朋友陷入逆境时，他甚至一度风光，可以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黄永玉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希望借各种方式来拓展艺术空间。他一次又一次走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在一九五七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反右运动”的冲击，却没有逃过“文革”的磨难。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初期的批斗与挨打，到一九七四年突如其来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时光，就是这样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流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人往来颇为频繁。当年致信住在上海的黄裳时，黄永玉多次通报汪曾祺的近况：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曾祺兄写了一个范进中举京戏，我对京戏是外行，但觉得写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严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样，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据说这剧本评选时得头奖，又得了奖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
汪朗先生几年前在一次与读者的对话中，这样谈到父亲汪曾祺与黄永玉在“文革”前的交往：
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才的人，彼此都认可。黄永玉是解放以后从香港到了北京，他们交往非常密切，而且我们家小时候住的老的四合院，里面挂着一个很大的像，那是黄永玉给我画的一个人物像，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既不知道黄永玉，也不知道那个画画的是我。但是对黄永玉的名字都很熟，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爸隔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去一次黄永玉的家，他没带过孩子，还是孩子没跟着去过，我没有印象我见过黄永玉，但是那时候我爸跟黄永玉联系非常密切。黄永玉来过我们家没有，我也没有印象。他出的第一本书《夜晚》，那是黄永玉给他做的全套的插图和封面，当时少儿出版社编辑说黄永玉这个人很不好打交道，我爸说你去吧，就说汪曾祺让你来的，黄永玉很痛快地答应了。
汪朗所说《夜晚》，应为汪曾祺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这是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所出版的第一本书。黄永玉在写给黄裳的信中提到过此事：
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价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次，黄永玉与我谈到为汪曾祺这本书画插图和设计封面的过程：
“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还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
他在那里还继续写小说。写了一篇《羊舍一夕》，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可见，即便汪曾祺成为“右派分子”，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各自处境发生变化而受到影响，交往仍在延续。
三、身影渐行渐远
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京剧现代戏创作之后，汪曾祺与黄永玉等朋友之间的交往由密变疏，熟悉的身影渐行渐远了。在黄永玉写给黄裳的信中，可以读出其中信息：
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赵头牌(即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李辉注)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何来上海演出之传说，也可能是B团活动。《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
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末，七月十八日)
身影渐行渐远，“文革”随即爆发，一时间，斗争此起彼伏，令所有人难以喘息。此种情形下，人性承受政治高压，昔日友谊自然很难逃脱被扭曲的厄运。汪朗所述，颇能帮助我们了解汪曾祺、黄永玉之间关系的演变：
他们俩比较生的时候，起因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黄永玉的小孩想找汪老头儿要票去看《沙家浜》，结果汪老头儿没给他找着，而且那时候好像觉得汪老头儿是很红的，怎么到现在连这点事还办不了，觉得不够朋友了。但是后来我爸说，虽然他是编剧，那个票根本不在他掌握之中，他们工作票是有的，家属票特别难弄。我这么多年是最直接的子女，我想看戏也得等机会。好像就是这个事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黄永玉是挨批挨斗的，汪曾祺是大红大紫的，觉得为了划清界线不够情谊。黄永玉七几年的时候画黑画挨批，画一只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那是猫头鹰的特质。我爸看完了特别着急，说黄永玉挨批了，我得看一看。我妈妈那时候比较胆小怕事，我妈说你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如果正常情况下，他们的交往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情况下，有一些小事把多少年的交情……
由此可见，“反右”之后，黄永玉与汪曾祺之间的友谊未受影响，但“文革”却使之产生芥蒂，留下遗憾。不过，“文革”结束后，友谊虽不复当年，但并非完全中断交往。黄永玉回忆，汪曾祺后来曾找过他两次，并送来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彼此之间，已觉隔膜，两人谈话也言不由衷。
不管怎样，汪曾祺在黄永玉心里始终有特殊的分量。汪朗谈到自己结婚时的一段往事：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有点联系，包括那时候黄永玉在北京饭店画画，我妈就说儿子结婚了，黄永玉名气也比较大，跟永玉要张画吧。我爸开始挺抹不开面子，好不容易打了个电话，黄永玉说行，让小老虎来吧。我小名叫小老虎，但我觉得我干吗去，我又不认识他，为了拿一幅画，就没去……他们俩都彼此认同，但是谁都不好迈出第一步恢复原来的关系。我爸尽管后来跟黄永玉没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对黄永玉的绘画才能和他的作品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黄永玉对老头儿文学上的成就也很认可，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地交往。
汪朗所说不错。父辈友谊的存或废，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有多么复杂、隐晦的原因，其实往往就缺少最后把纸捅破的那一点点努力。汪曾祺与黄永玉之间的情况如此，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情况也如此。
黄永玉与汪曾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这是黄永玉时隔七年后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特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坊”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天，我与汪曾祺同桌。他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显得更黑。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豪夫门则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自然也不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黄永玉忙着与客人一一握手、拥抱。他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后来我很后悔，那天为何没有带上相机，为他们的久别重逢，留下瞬间的影像纪录？
大约半年左右，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八月，黄永玉位于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新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
一次黄永玉对我说。说完，他深深叹一口气。
往事从来遗憾中。
前辈之间纷纷扰扰的芥蒂、误会、疏远，且让它们如云烟消散而去。往事的美好，才值得珍惜，才值得追寻与回味。
◎李辉，作家，著有《封面中国》等，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