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专项调查结果，分析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而用于博物馆藏品保护的经费却仅占博物馆业务经费的5%。这项调查历时3年，涉及全国各地2803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1470余万件(组)馆藏文物。
文物是历史的绝唱。只是，面对历史文化遗存，我们热衷于抢救，却未必有心于保护。早在数年前，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感慨，“我们博物馆里边一件瓷器、一件铜器，因为操作不慎受到损伤痛心疾首；但实际上，博物馆那些有机物的腐蚀，那些铜器铁器的腐蚀、生锈，每年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
去年7月，不少人欢欣鼓舞于一件事：在海外漂泊了153年的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终于回家，安放在国家博物馆。早在2009年，鼠首和兔首在法国佳士得拍卖时，起拍价已飙升至800万及1000万欧元，但即便这样，还是挡不住出于“爱国”的购买热望。意外的损失，或者漂泊的藏品，容易勾起这个社会对历史与文物的抒情欲，但面对院子里的宝贝，却难以悉心看护。早前，国家文物局就表示，馆藏文物腐蚀损失面临“四大杀手”：文物库房条件不达标，文物保存环境控制设施设备匮乏，科研和运行经费严重不足，保护修复科技人才短缺等。
这就带来两个层面的思考：一者，面对巨量馆藏文物，职能部门尽心尽力了吗？藏品被腐蚀，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等到不可逆的损毁过程完毕，再多的钱、再热的心，也无法复刻原版的历史。面对馆藏文物的“四大杀手”，常规处方在哪里、应急预案在哪里？至于“博物馆藏品保护的经费却仅占博物馆业务经费5%”的现状，拷问的恐怕是文物保护的法规与制度。博物馆不把经费主要花在文物保护上，这和慈善组织不把善款主要用在慈善事业上，是如出一辙的悖谬乱象。
二者，论说起来，各级投入也不少，仅2009-2011年，中央财政就已投入近1.6亿元，实施了396项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理念上，也在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但问题是，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城市挖挖建建，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因此，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单位或个人发现的文物，法律上基本都要进入“馆藏”序列，海量的历史文物，有限的文保资源，国家保护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探索或选择一种更现实、更有效的保护模式呢？比如寻求社会力量的保护、引入市场机制的保护等。
文物这东西不是发掘出来就了事，也不是藏在馆里就算完，它们会在时间的浣洗中老去，也会生病、也会消逝。半数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腐蚀的现实起码警示我们三点：一是关于文物保护，我们往往说的比做的好；二是文保部门不应仅热衷于占有，却疏于擦拭其价值；三是既有保护制度亟待转身，既要量力而为，还要量力“智”为。馆藏文物，怕的就是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