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谷《公元两千年，再锈两千年 No.11》
梳理国内外的艺术家，保持理智独特的审美
2012年8月，在同一个咖啡厅，我们对尤洋做了第一次访谈。当时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UCCA正在策划一个由四十多位中国艺术家共同参与的群展，同时依托展览开展的公共项目也会有新的尝试，当时尤洋用极快的语速向我们描述了一幅覆盖UCCA全部2000平米展览空间的宏图，言辞间闪烁着对这个展览的期望。
而这个前期筹备和调研超过14个月的展览，正是UCCA在2013年的开年大展《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实践与观念》。UCCA邀请了两位了解这一代艺术家的策展人鲍栋和孙冬冬，在全中国拜访了200多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追溯他们成长的背景以及所身处的艺术领域，最终选择了出生于1976至1989年之间的50位艺术家和他们不同媒介与形态的作品，共同组成这个声势浩大的展览。在尤洋看来，这个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梳理，以及对当代艺术未来发展的期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ON.OFF》也毫无疑问地被尤洋列为UCCA在整个2013年非常成功的展览之一。
记者：如果对2013年UCCA的展览项目做个回顾，哪些展览项目的反响最好？
尤洋：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讲，2013年年初的《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实践与观念》不容忽视。而且我们还邀请和这批艺术家同龄的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人，同期策划了各种主题的讨论、放映和现场演出，比如说和谢萌合作的《ON.OFF》纪录片，还有和张守望合作的电子音乐演出；去年还有4月份做的《杜尚与/或/在中国》，那是杜尚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亮相；而9月份的《提诺o赛格尔》，他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界最火的艺术家，在去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当时他才37岁，是最年轻的金狮奖得住，也被我们及时地捕捉到这个信息，邀请他到UCCA来做了展览。
记者：相对而言，哪些展览项目没有预期的好？
尤洋：嗯……应该说是推迟到六月份才开展的《金氏彻平：卓之物》。我们原本是邀请金氏彻平到中国来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创作，然后做全新的展览，而不仅仅是把旧的作品搬到UCCA来做展。这个展原计划是2013年11月开展的，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带来的不得已的因素，我们被迫修改了一次展览时间，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我们也很无奈。
记者：公众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得到展览的引导和讲解？
尤洋：其实有很多种方式，首先是我们新开发的ipad导览系统，真正有需求的人会去点开它认真阅读；然后是我们呈现在展览里的文本信息，包括引言和每个作品的介绍；还有就是在周四和周末，我们设定了固定的人工导览，每个小时一次，公众可以在入口处等候我们的导览集中开始。
记者：现在有一些美术馆使用微信导览。
尤洋：其实多媒体的出现是对人的智力的劫持，还害青少年得了颈椎病，当公众走进美术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停下来去思考。再说了，(尤洋举起自己的手机)微信导览对于我们这样的黑莓用户也不方便啊！不能让资本主义预设的统一标准劫持了个人审美。
走吧，走出美术馆
来吧，带着思考来
走进UCCA的大堂，正在展出的是《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其中的大型雕塑作品《永生》，徐震将中国传统佛教的菩萨坐像和古希腊胜利女神像隐去头颅，简单粗暴地对颈组装在一起，让参观者徒然尤生压抑与荒诞交错的感觉。经常独自加班到深夜的尤洋从二楼俯瞰这件作品，会恍惚有在博物馆工作的错觉，还逗趣地说“担心这几位死亡金属哥们儿会醒过来上楼找我喝茶，看我码字”。
作为副馆长，加班几乎成了尤洋的常态。除了为每年15个左右的展览、逾300场文化活动和艺术商店、儿童项目单元等制定宣传策略、寻找赞助，尤洋自己也尽量找出时间策划文化活动，比如演出，主持文化沙龙，策划展览，和其他机构尝试合作新项目等，以更好的实践UCCA的文化使命
2012年10月，在李亚鹏发起的COART青年艺术节上，尤洋策划的《局气》和以往的展览完全不同，他将装置作品搬到了丽江束河古镇的户外区域，将艺术作品和当地的建筑景观以及人文风情结合在一起，并且和表演团体围绕着装置作品做表演，共同形成一个气场。
对于尤洋来说，UCCA所肩负的使命固然任重道远，但“走出美术馆”也会成为一种更全新的传播方式。
记者：2014年UCCA的展览项目大致是什么结构？
尤洋：目前在做的是徐震的回顾展，是对中国中间时段艺术家的梳理，其实这个系列一直在做，我们去年做了王兴伟的回顾展，而前年是顾德兴的回顾展。同样我们也会根据线索对本地艺术家做阶段性的回顾，比如说去年的谢德庆和今年的季大纯。同时海外艺术家的展览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3月底马上开展的新加坡艺术家的音乐性质的行为艺术展，6月即将要做荷兰批评家戴汉志的FiveThousandNames的文献回顾展，以及9月的来自美国艺术家的《LA水晶之城》，都是非常有分量的。
记者：UCCA是否会尝试一些新的策展方式？比如说更多地走出美术馆？
尤洋：其实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在尝试让展览走出美术馆，突破常规空间的限制，去影响新的受众，实现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2012年在束河做的展览，就跳出了白房子空间，而且这种户外展览的多样性是不可复制的。今年11月也会做离开美术馆的展览项目，但现在还在策划阶段，所以保密。
记者：今年是UCCA在中国的第七年，经过之前的积累，UCCA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那么在这七年之间，UCCA在公众审美培养这方面的努力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尤洋：总体上来说，市民对于文化艺术的需求在提升。我们以前说美术馆是“公众教育机构”，但现在都转变为“公共项目”了，因为当代社会谁也不能教育谁，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审美线索供艺术爱好者去参考，去发散。有时候我也会亲自去做导览，或者在导览员旁边跟着旁听，看看公众们都提什么问题，从这几年来看，公众是越来越带有思辨能力来看展览了。
不拒绝商业
但保持情怀
UCCA是一个公益性的艺术机构，但商业管理学硕士出身的尤洋在运营上并不排斥商业的介入。他一方面保持着UCCA对于艺术展览的独立性，一方面引入和一线品牌合作的商业展览，虽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老批评家的批评，但尤洋认为适当的商业性并不干扰UCCA的公益性。“目前UCCA一年大概有20-30个商业展览，能够为我们的艺术展览提供资金支持。”
记者：除了引入投资和商业展览之外，艺术商店也是UCCA非常重要的造血部门。从艺术展览到艺术商品输出这一套系统是怎么完成的？
尤洋：UCCA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我们邀请艺术家来做展览，同时为所有的展览延展公共活动，比如说学术性的讲座和对话，或者是相关的艺术电影，还有亲子活动，让家长带领小朋友一起动手，感受拼贴艺术和装置艺术的乐趣。展览其实是为公众提供一个入口，配套的公共活动是对艺术价值的普及，而艺术商店就能嫁接前两项的教育功能，从而出售艺术商品。整个内部资源是打通的，为艺术商店提供非常好的养分。
记者：2014年公共项目会比较侧重哪些方面？
尤洋：UCCA处在一个高密度人口流动的区域，我们目前的参观人流量已经达到了每年70万人次，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次性消费的游客。因此我们就要去研究那些定期会来UCCA的公众的兴趣爱好，以及他们走进UCCA的驱动力。经过前几年的积累和研究，我们发现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之中，艺术影院和旅游分享会的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会成为城市年轻人们释放压力的出口。今年会有一个大的变动，就是把公共项目活动从500场减到300场，但这两个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记者：艺术影院其实是这个城市非常稀缺的资源。
尤洋：对，目前全北京只有当代MOMA百老汇影院和UCCA艺术影院这两个(北京电影资料馆也被很多迷影人列入艺术影院概念，编辑注)，我们的艺术影院只有140个座位，一年至少有300多场艺术电影，为真正有需求的观众而开放。当然也有会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比如说2013年的小津安二郎回顾影展，我们是从日本文化教育处和日本大使馆拿到了50年前的胶片，非常珍贵，据说都出现了票贩子炒到1000块。放映过程中，由于胶片太老了，所以中途会间断，我们的胶片师就现场粘胶片，所有的观众就在影院中感受历史间隙这几分钟的断裂感和质感，这种感觉是现在的其他院线给不了的。
记者：那相对于参加人数少的公共项目，会综合考虑之后取消吗？
尤洋：我们也会组织读书会这种相对小众的项目，可能太沉闷了，但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纸质出版物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的质感，阅读的深度和文本的质量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保留这个项目，即便以后来参加的人从一百个人变成五十个人变成十个人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坚守这样的文化理想。
艺术的理想者
生活的大玩家
工作上的尤洋似乎在做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合作，为公众提供具有审美趣味的文化产品，而且并没有具体的量化的考核指标。看起来毫无压力而且十分有趣，但尤洋坦言，这份工作既宏观又细致，甚至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以至于他不得不将应该服务于休闲生活的精力也让渡给工作。
私人生活里的尤洋其实是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北京青年。他玩乐队，同时在两个乐队里做乐手，吉他、贝斯、手风琴，都能弹奏自如。他喝威士忌，并且组织大家开展单一麦芽威士忌品酒会，是名符其实的威士忌品鉴专家。他给时尚杂志和财经杂志写专栏，一边不亦乐乎地给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提供吃喝玩乐的建议，一边严肃地讨论艺术市场的现状和发展，几个笔名来回更换，乐此不疲。
而身处艺术圈的尤洋也是一名收藏艺术品的爱好者。他并不把收藏看做是一种投资或是投机，而是更看重艺术品的观赏价值，所以在他的收藏中，绘画和摄影作品几乎占据了家里的半壁江山，另外也不乏水墨作品。
记者：艺术品收藏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艺术品爱好者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初级爱好者进入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迷茫。您有什么可分享的建议和经验？
尤洋：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艺术品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商品的商品属性在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目前来说，公众的审美趣味正在被资本主义文化所左右，只有我们在选择看展览或者购买艺术品的时候，我们才能建立非常个人化的线索，把资本主义预设的审美系统关在门外了，所以购买和收藏艺术品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目的，而且每个人的审美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能看到现在80后和90后的买家正在崛起，他们都拥有很强的购买力，而且群体很庞大。
记者：随着艺术品市场人气的逐年增加，大量的资金流入艺术品收藏领域。可是拍卖领域能征集到的艺术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好作品更是越来越少在市面流通。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有可能造成艺术品价值的哄抬，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尤洋：对于艺术品收藏价值的判断也是很个人化的，大量的热钱进入市场之后，它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并不完全遵循价值规律，但从拍卖行来看，即使是拍出了天价的作品也是合理的。我始终认为艺术品的终极归宿不是收藏家，还是会回归到美术馆系统里。但是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美术馆在做拍卖，比如说AndyWarhol基金会就开始拍卖他的作品。
记者：国内的收藏市场还是以书画为主，西方艺术作品并没有在国内流行起来。
尤洋：对，但其实中国大陆也有很好的西方印象派艺术品藏家。真正的顶级的印象派作品，还是西方的富豪在购买，任何一幅作品都能拍到四五亿的价位，而中国的市场经过30年的培育才出现一个1.8亿的艺术品(在2013年10月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编辑注)，所以中国藏家在资本实力上还有差距。
记者：从学术上来看，装置作品和多媒体艺术作品会成为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未来趋势吗？
尤洋：当代艺术品有它固定的市场，但是对于装置作品和多媒体艺术作品来说，有人在购买和收藏，但是不会成为热门领域，因为这类作品不方便运输和展示，而且留给观众的解码的途径太复杂。
记者：在收藏或艺术品拍卖领域，目前哪一类艺术品类是新兴的，并且值得收藏的？
尤洋：当代书画和瓷杂。如果从媒介的类型划分来看的话，各种媒介都已经被实现过了。但是从价格的趋势来看，现在市场上在流通的小尺寸的，五万块钱以内的艺术品比较受欢迎，这也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