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成功举办
2014年5月6日，由北京匡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在昆仑饭店隆重举行。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曹聚仁之子、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著名报人曹景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等研究周作人的权威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座谈会。新加坡著名报人杜南发做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匡时副总裁谢晓冬主持。
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新加坡报业等十余家研究出版机构的代表共聚一堂，深入探讨此批信札的历史文化价值，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评价，并就周作人的通信、日记、手稿等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专家、媒体观摩现场
这组手札为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生动还原了当时学人交往的历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极珍贵的史料。
董国强
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首先发表致辞：“非常荣幸能够征集到这么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它们是重现和佐证历史的重要依据，所以说能够做这样的讨论，也是对于这批文物的历史价值的再次发现。我也希望能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起做相关出版，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批重要的资料，也让读者从文字中搜寻一些过去没有被重视的历史遗迹。”
对于这批信札，当日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肯定，从历史、出版、文学等多个角度阐释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强调我们对信札等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保护远远不够，希望社会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尽快推动周作人书信手稿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记忆的史料。因为传统史学、正史侧重于一些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场景、历史现场更多存在于私人记忆里边，比如日记、书札、个人随想等。出版社这几年特别注重现场文献的挖掘和影印。参与这批信札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批东西，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
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说：“现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够认真来整理这些材料，特别是周作人的日记，现在周作人的日记只出了一部分，周作人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记没有都出来，鲍耀明先生的版本流传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表示：“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自己有责任把有关的研究资料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目前正考虑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由于经历过了动荡时期，收集资料的过程非常困难。北京匡时能够把拍品进行学术研究，这对于学术界研究者和拍卖市场是双赢的。”
这批信札涉及诸多周作人与当时文人交往的记录，并有大量曝出关于其诗文重要出版的细节，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回忆道：“父亲与周作人之间的通信很多。1960年，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作人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这批信当中多次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出版。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杂诗抄》的出版，但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要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来，才能够看到周作人的这么一个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周作人的为人，他毕竟是君子风度，当郑子瑜表示没有办法印了，甚至建议说自己出钱，周作人马上说不需要，从此以后也不再提到这部书。我看这个信的后半部分对这本书，周作人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郑子瑜碰到难处了，虽然他很希望这本书印出来，可惜他生前没有看到。” 新加坡著名报人杜南发从郑子瑜先生口述中得知关于《知堂杂诗抄》命名的问题。“知堂老人给郑子瑜先生的信中间一个是《苦茶庵诗抄》和《知堂杂诗抄》两个名字，由郑子瑜先生自己选择，最后我们看到的由岳麓书院出版的情况是选择《知堂杂诗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写给郑子瑜先生的书签还是《老虎桥杂诗》的情况。”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着作。曹景行说：“1960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1970年5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知堂回想录》的出版过程历经曲折，除了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风险，还要承担出版书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1970年左右，是父亲身体最最不好的时候，而在父亲去世之前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知堂回想录》的出版。”
与会专家合影
据悉，此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并将于6月3日举槌开拍。
“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专家发言纪要
2014年5月6日 北京
周吉宜
周作人之孙
我们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家属，我们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有关的研究资料尽量地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正在准备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但实际上收集这些信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咱们国家经历了这么多动乱以后这是很困难的。匡时这次算是一个创举，是不是开创了一种模式？我们很欢迎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我们也收集到资料，研究者也得到资料，所有者也能够满足他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曹景行
曹聚仁之子、前凤凰中文台副台长、著名报人、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
这次看到这些老信以后很感慨，又一次看到周作人先生很熟悉的字，三十年前我曾经把我父亲的信件整理出来，我细细地看过，也想对这里边的事情做一些探讨。对于研究周作人也是很幸运的事情，尤其是通过拍卖活动，大家重新看到以后会对当时的问题重新感到一种重视，有没有借这个机会从出版和收集和大家历史研究或者对文学的研究，把相关的资料能够会聚，如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可能是远远超出拍卖的含义在里边，我特别感谢董先生这次的活动，而且有这样一个研讨。当时我父亲约了《知堂回想录》的稿以后最早发表是在左派杂志《新晚报》，主持《新晚报》工作的是5月2号刚刚去世的罗孚先生。这样的两个人把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出版，在65年的时候已经有点儿逆潮流的感觉，他们希望出来，因为这就是一个史料。我估计出到了1/3，上面就来责令，不准再出。《新晚报》不能再出，当时左派还有一个《海光文艺》接着刊登一部分，但是又不行了，再下面就是转战到了新加坡，在《南洋商报》从头到尾全部刊登，这些书信来往，包括《南洋商报》的老总连士升的书信还在，看到一个非常曲折的出版过程。
孙郁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现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够认真来整理这些材料，特别是周作人的日记，现在周作人的日记只出了一部分，周作人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记没有都出来，鲍耀明先生的版本流传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大象出版社出过，周作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做，而且空间特别大，现在一个人、一个单位是做不了，应该集全球的喜欢或者是华人圈里喜欢现代文学的人大家众力一起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资料的整理，然后是文本的研究。整理的里边像他的《日记》应当出有标点的，现在都是影印的，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那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像这样的苦力没有人去做。王风过去搞的那个用了十多年，是一个很好的本子，希望有人投入精力认真地研究，我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十多年，很残酷，我们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方面，很多方面做得不尽人意，期待大家努力，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在资料上建设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推动整个学术研究。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
这批信当中多次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过程，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郑子瑜要安排出版结果出版不了，怎么出版不了，有两份材料，一份是我写的，一位是杜南发先生写的，我们侧重点不同，大体上有这么一个过程。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有一个是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杂诗抄》的出版，他提过很多方案，原来想到新加坡印，后来发生一些问题，正好香港要印，又要移到香港去印，重新回到新加坡，又印不了，正好曹聚仁先生要印周作人先生的文选，建议作为附录也没有成功，之后郑子瑜先生去了日本想在日本印也没有成功，这个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要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来，才能够看到周作人的这么一个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周作人的为人，他毕竟是君子风度，当郑子瑜表示没有办法印了，郑子瑜甚至建议说我自己出钱，周作人马上说不需要，从此以后也不再提到这部书。我看这个信的后半部分对这本书，周作人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郑子瑜碰到难处了，虽然他很希望这本书印出来，可惜他生前没有看到。
杜南发
新加坡著名报人
诗稿和信札两部分的分类：对信札部分的整理分为三个阶段：1957-1959年出版不成；1959年-1960年到香港出版又不成的一个阶段；最后1961年-1964年重新回到新加坡出版的一个分类时间线索。
中间有几个部分是现场请教郑老的情况，其中包括他的三部分诗稿的目录，这是郑老对于周氏手稿很重要的一个索引。郑老的口述中间还有一个对于《老虎桥杂诗》和《儿童杂事诗》。他怕遗失中间转给了钟先生，验证了钟先生在《知堂杂诗抄》出版序言当中有三份手抄本的情况，所以《知堂杂诗抄》手稿一直保留在新加坡。
《知堂杂诗抄》命名的问题，知堂老人给郑子瑜先生的信中间一个是《苦茶庵诗抄》和《知堂杂诗抄》两个名字，由郑子瑜先生自己选择，最后我们看到的由岳麓书院出版的情况是选择《知堂杂诗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写给郑子瑜先生的书签还是《老虎桥杂诗》的情况。
赵京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个星期说一个日本学者在中央文库发现周作人致日本友人的信，具体数量正在调查，那个人要写文章，将来随着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刚才讲300多位日本友人是完全可能的，周作人和日本的关系太深了。
最后想呼应一下五度先生刚才讲的内容，希望社会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推动周作人书信手稿等等一些整理和出版，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该责无旁贷，还有三联出版社的先生都来了，他们都对此表示关心的，这样一个工作再不做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必须马上做。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跟郑子瑜的通信，现在拍卖行拿出来拍卖，这个方式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以前也有这样书信拍卖的事情，当然不只是周作人，我记得早期拍卖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学术性的场合，很多东西拍完之后并没有公布，没有公布不知道后来流到谁的手里，这对学术工作是很大的损失，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拍卖行来说也是一个宣传，对学术界也是一个了解，这种结合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些信不光有文学史上的价值，还有社会史的价值。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大家的呼吁应该抓紧做周作人着作的整理和出版。周作人先生的着作量非常大，版本也确实比较麻烦，确实有好多没有收集的，并且收集之后据我有限的阅读，有一些文章也有改动。
现在整个学术界学风比较快，大家只是召集写论文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没有意义的书，但是做这种基础工作做了之后不被认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都知道，比如日本的学术界为了一本书，比如说《周作人日记》很可能有一批学者成年累月地在那儿做，搞一个读书班，读十年、八年，边读、边校刊、边做事，最后出来一套书。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院所研究员
我算是研究周作人的，一直对周作人感兴趣，也在收集相关的资料，我很想看这个信。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写《周作人比较论》，涉及到文学的思想，一开始找他们异同的时候，是在非常浅的层面上看的，我发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松枝茂夫和周作人两个在生活上或者是在生平上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两个人都是老二，都是家里第二个孩子，老二在中国没有什么问题，在日本是一个问题，和日本的继承制度是相联系的，而且他们的哥哥都很厉害，还有一个是两个人都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和物资缺乏有关系。喜欢吃糖的人和喜欢吃辣椒的人不一样，对社会的看法不一样，文章也不一样，可以从信当中得到的信息。
为什么说纸本身是一种语言？出版本的用纸和封面也是一种语言，我们有必要编一个全集吗？鲁迅前一段出了一个《鲁迅着作出版影印集》是我的主意，因为连封面一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固定的，这就涉及到他和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武者小路实笃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对话。以后整理周作人全集的时候，把他的出版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这样能看到最原始、最原初形态的着作，拍卖要出一本影印集非常好。我肯定买。
曹鹏
《中国书画》杂志创办人
第一，我刚才认真听了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作为匡时拍卖公司来拍周、郑信札拍品，围绕他提供了很多背景、史料方方面面的信息，但是围绕着拍卖艺术品的价值本身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涉及。
周作人包括他的序，我认真看了，里头有几处是修补的。鲁迅手稿和周作人手稿我看过一些，出版的全集我是翻过的，我注意到很少有填补修改。这种填补修改本身说明了它是有两个字叫“敬事”，心很诚，对这件事本身是严肃对待的。比如郑子瑜先生从新加坡寄点儿白糖来这个事情真的那么认真吗？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不是需要很认真地对待，而是他把郑子瑜先生当作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环节。
赵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室主任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蛮感慨的，因为我们是当代文学编辑部，在一线跟现在的作家们也是很紧密地联系，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信件，刚才董老师讲信的形式，通信的形式感，现在几乎没有，当时我们看到这批东西真是觉得很激动。我想今天各位专家都是从一些内容上周作人研究的专家，我们在出版商不仅要从内容上做好，包括校对一些内容上做精致，从形式感上尽量要有一个很好的，很有美感的，很能体现原生态的这种呈现。
【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