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比我大九岁， 我妈和我姥姥不止一次地提起，我哥从小就爱画画，他总是喜欢拿着棍子或粉笔在地上画日本鬼子和地主，画工农兵和杨子荣。据说十多岁的时候，他把那些来我妈单位盖仓库的林县建筑队的工人画了一个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些《富春江画报》，墙上贴过布鲁盖尔的《雪中猎人》，他有时候会把纸贴在墙上画，我还记得他画过一幅契里柯风格的街道，空空的楼房，长长的投影，和一个玩铁环（一种玩具）的小女孩。他整天画，我们家属院很多人给他当过模特，我不喜欢，坐着半天不能动，很不舒服。他还到处画风景，我当时还没上学，老是爱跟着他玩，有一次他不耐烦了，对我说，等你眼睛长大点我再带你去，说到我的自卑处，我很生气地走开了。
我学画画很晚，那是个再拿画夹自己都觉得有点丢人的年龄了，所以每次去少年宫，我都用报纸把画板包起来。刚开始怎么拿笔我都不知道，有一次，我哥让我练线条，涂满一张素描纸，我画着画着，手的姿势就开始轻飘，我哥看见，眉头皱着说：耍什么帅，你觉得这样很帅吗？说得我很不好意思，从此就比较注意画画时的举止行为了，并且从那之后，我一看到别人画画时虚张声势的样子，就想笑，心里暗想这人五行有点缺哥。当时他在郑州一个出版社工作，他办公室总是放着一个画架，他工作之余就画画，他那时已经认识了段正渠，我记得我哥告诉我这个人画画很好，后来还和段正渠在北京做过两三次展览。我对油画的喜爱无疑是受他影响，我第一次画油画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他让我画一个凳子上的包，我热血沸腾（那个年龄就爱这样），但因为不知道怎么区分明暗交界线，画得很差，我哥一边收拾我扔了一地的擦笔纸，一边皱着眉头说：咋能这样画。我总觉得自己学画画太晚，能力差，能考上个师范，有个文凭就不错了。
虽然很自卑，但我总是幻想着自己以后要干点有意思的事。上了广州美院后，我画了不少画，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说我画的东西很“北味”，我开始第一次对我的画进行了一次远距离审视，我琢磨着什么是“北味”，我开始注意观察南方与北方艺术家的喜好和区别，试着分析原因，那时候，我周围比较活跃的艺术家团体是“大尾象”，在油画系第二工作室工作的徐坦老师和创立了博尔赫斯书店的陈侗，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开始迷恋当时正流行的新表现，我在给我哥的一封信里说：我是不会再画农民了，我会关注城市题材，我哥回信说：那你画呗。我哥是个不会赶时髦的人，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认识去做一些和本性相悖的事情，我现在觉得这是他的优点，他能找到接他地气的点，深入地画下去，我能理解他，也佩服他。
大学毕业后，我因为在创作中遇到了瓶颈而不得不重新考虑绘画语言形式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哥在创作上却没有停滞并且还有了一些尝试和调整，如果说他九十年代早期的某些作品还有些“生活流”的话，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他开始正视和校正这些问题，场景、人物、道具的选择更加主动，对于画面的描述他没有再流于一般的叙事，他悬置一些绘画因素，使它们的指向模糊，画面的气质越来越沉静和精练，画面传达的气息却更加复杂。
不管创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幸运的是，我和我哥都没停止画画（也许和金牛座的执着有关），我们有时候回家过年能偶尔碰上，我们会交流一下看了什么书看了什么画，我们更多的是一起开导我爸爸怎么把小说写得更好。我们和爸爸一起说起过孙犁、汪曾祺，我爸很喜欢契诃夫，我嫌太老，就送他博尔赫斯的书，他问我好在哪，我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我哥给我爸推荐的更多的是清朝的笔记体小说，这个好像更符合爸爸的性情，他看得很认真。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很多作家画家写过农村画过农村，我总觉得这个题材土，不过自从2007年我开始画一系列和农村有关的创作后，很意外地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十分愉快，在处理人物和情境的关系时，我得心应手，后来我把艺术女神也安置在农村吹拉弹唱，我开始正视我血脉里的某些气质。我不再回避农村题材，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才能把农村表现得更有意思。
我记得我哥八十年代画过一幅《父亲穿着老式大衣》，画面中，我爸面带威严又有些僵硬地坐着，我估计我哥那时对我爸是有看法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眼界和创造力更多地被体制和生活背景所限，不过，不管作为作家还是画家，自我审视很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我哥都发现一个人突破自己是最难的。我越来越喜欢我哥的画，我发现他喜欢的画家我都很喜欢，我也尝试从那些画家身上学些东西。我哥的画有一种退守和沉着的品质，他现在的画越来越素，颜色越用越单纯，我却觉得越来越好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于画面里幽默的把握越来越有分寸，从早期到此时，他一直在绘画中测试着画面人物与生活本身的关系，尝试着如何更好地传达他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绘画的思考，他虽然执拗，但内心是谦虚和开放的，我觉得谦虚不止是一种品质，它可以让一个人有一种开放的状态，随时接纳好的营养，我也希望我哥越画越好，他让我觉得他还有可以往前走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