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自用印亮相
一组27件汪精卫自用印首次出现在北京拍场，估价百万元，由此再度引起当下应该如何看待汉奸艺术品以及其他历史罪人作品价值的讨论。
“汉奸艺术品”价格上涨
一段时间以来，汉奸、历史罪人的作品手稿、信札纷纷上拍，价格也在争议声中一路上涨。其中缘由，除了物以稀为贵之外，也有人们认知上的某种变化。有一种较为宽容的看法，认为“政治和艺术应该分别看待”，比如汪精卫确实是汉奸，但他同时也是诗人，擅长书法，对用印也极为讲究。在这样的认识下，汪精卫的书法作品价格一路上扬。2008年，汪精卫的一件书法作品在拍场从3500元起拍，结果飙升60多倍，以22万元成交，此事被争议了很久；2011年，浙江曾拍卖过汪精卫与其妻陈璧君的用印21方，其中有纪年的印大都刻于汪精卫任职南京伪国民政府后，这组印拍出115万元高价。
无独有偶，日伪时期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因为攀上张爱玲的名气，其书法在拍场颇受某些人追捧。2010年，北京拍卖一幅胡兰成的字，1万元起拍，以12万元成交。大汉奸周佛海，近年来在拍场上也有3幅书法以超过18万元的高价成交。受到历史审判的康生，其书法手迹近20年来更有上千次拍卖纪录，一幅写给文革红人王力的草书，2010年竟被拍到179万元。周作人的信札、手稿近年来更是被收藏界争相购藏，拍卖超过100万元的有6件，最高的达到400多万元。
违背民族大义的作品应弃
汉奸以及历史罪人的艺术作品，能不能拍卖？该如何看待其价值？收藏者应持什么态度？这些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争议的焦点。人民日报收藏版主编邵剑武和拍卖界人士甘学军都认为，首先要区分不同对象，比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是臭名昭著的汉奸，而有些人如郑孝胥、周作人、罗振玉等本身是著名的文化人，但在一定历史时期违背了良心，其行为成了他们难以抹去的污点。在市场价格上，虽然两者看不出什么差别，但在收藏界，在反思中应该会有所区分。
而同样是汉奸，对于他们在没有当汉奸之前的作品，与他们在当汉奸之后的作品，尤其是试图遮掩心情的作品，又应该有所区别。对于那些铁杆汉奸，在民族大义面前，没什么好犹豫的，应予唾弃。而那些旧时代有污点的文人，虽然承认其学术上的贡献，但也不能在市场上过度追捧，只能作为资料搜集对待，不能搞得太热，比如当下周作人的市场就有过热之嫌。
专家们认为，胡兰成那样的反动文人，其作品只是在日本小有市场，其后期作品真伪难辨，这样的人谈不上收藏价值，不值得探究。
藏界自古就“因人废字”
中国收藏界自古以来就有“因人废字”的传统。“宋四家”里原本有蔡京，就因为他是大奸臣，后世就把他拿下，改成蔡襄，而蔡襄的书法水平其实不如蔡京。
在网络上，认为“汉奸艺术品即便有艺术价值，但只要在民族大义上失节，就不可取”，持这种态度的网友明显占上风。收藏讲品格，最大的品格，就是民族大义的底线不能突破。对于专门研究的学术机构，作为课题研究的资料，搜集一些可以，但绝不能作为投资，去追求什么回报，更不能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收藏是出于内心的喜爱，试问，谁会喜爱汉奸呢？且对于汉奸艺术品，研究者不多，作品真伪更需当心，因为乏人鉴定。
可助益汪精卫早年研究
此次在北京匡时上拍的汪精卫自用印略有不同。相关负责人罗名毅豪对记者表示，一方面，这些是汪精卫在当汉奸前的用印，对汪精卫早年生平研究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人们的收藏多半是冲着刻印的艺术家去的。此次27方印章中，有纪年的共8方，时间跨度从1913年至1932年，另外19方无明确纪年。内容除了名章外，还有“乐观”、“浇花小试春风手，放鹤期闻碧落声”、“镜湖渔梦”、“学以愈愚”、“俭故能广”等闲章，并无政治内容。奏刀的印人中，有汪精卫长兄汪兆镛，其印作极为少见，奏刀也是在汪精卫当汉奸之前。另有一方随形无款印的印文是“孤鸟终不倦”，这是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入狱后所写的“被逮囗占”中的一句。从汪精卫所用闲章的内容，大致可以窥见他早年的志向与心情，对于汪精卫生平轨迹的研究或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