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斯沃博达（Jan Svoboda）的绘画实验照片可以说是对虚无的细致研究，这种概念性的尝试也是对政治抵抗的一种表达。
在伦敦摄影师画廊举办的捷克摄影师扬·斯沃博达展览中，有一幅作品描绘了两个空的玻璃瓶。因逆光的拍摄使得它们看起来阴暗又模糊。让人联想到20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令人毛骨悚然的静物画作，莫兰迪致力于描绘简单的家居用品，他们都借此表达了一种安静且私密的忧郁。下图是一张像斯沃博达本人一样神秘的图片，它掩盖了尽可能多的秘密，但也是深入了解艺术家激烈且密切行为的窗口。扬·斯沃博达被公认为是战后捷克艺术的高点之一，但如今除他的祖国以外却鲜为人知。
这幅作品显示了斯沃博达早期对于摄影绘画性，实验性的尝试——剪影化；他以解构媒介的过程与形式来抵制战后捷克既定的摄影标准。恰好的是，摄影师画廊本次新展览就是以此命名的。这是斯沃博达在英国38年前最后一次重要展览的延续，是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以外能够观看其作品难得的机会。展览从艺术家的单件作品开始，到以静物，概念性，自我自反性作品探索摄影边界的发展过程为主要内容。
斯沃博达是通过诗歌接触摄影的。在布拉格应用艺术学院学习布景设计，并服役两年后，他创作了许多受捷克和法国象征主义者启发创作的诗歌，并因此购买了相机。尽管他最初只是想用自己的照片来作为诗歌的插图。但在1957年，23岁的斯沃博达与捷克摄影学会创始人约瑟夫·休德克（Josef Sudek）的相遇后，苏德克鼓励他将摄影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
像休德克一样，斯沃博达更多的将自己看作是一位画家，但对于摄影他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他经常引用想法和色彩理论的Bohumil Kubišta，Václav和Špála之类的捷克画家，又或是莫兰迪。很快，斯沃博达的诗歌将被重新用作对盆栽植物，玻璃杯和茶壶的沉思研究的标题，这些作品大多数于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公寓里产生的，这使他的作品增添了文学色彩，也强调了他对于摄影绘画性的尝试。
对于斯沃博达而言，创作过程并没有随着按下快门而结束；相机就像他的画笔一样，斯沃博达的实践中还包含着对于显影剂和放大机的熟练操作，就像他1920年的Mentor Plate 相机一样，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单独制作的，其色调和尺寸由构图来决定。
《Melancholy》是斯沃博达一副重要的早期作品，他发现图像几乎变暗到难以理解的程度，有意侵蚀了照片的描绘能力。几年后，在An Attempt at the Ideal Proportion III, 1971的作品中，斯沃博达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模式，即用平坦的色调范围否认摄影固有的虚幻深度，简化构图的物理空间使之更接近印刷品的表面，从而产生照片。正如本次展览策展人帕维尔·凡查特（Pavel Van?át）所说，斯沃博达的作品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描绘与现实之间摆动”。
斯沃博达对于摄影的艺术性观念还延续到了他作品的展览和销售中。他的作品以一次性或严格限量版的方式生产，并由艺术家签名，以高出当时其他作品许多的价格出售，作品经常还伴随着被破坏的底片（即使是完整的底片也很难重新创作出确切的暗房过程和方法）。
在摄影师画廊如何展览作品的要求来自斯沃博达本人，这些照片看起来像浮在墙上几厘米，被安装在由金属支撑而不是框架支撑的板上，看起来更像是二维雕塑，而不是照片。这种展览方式展现了斯沃博达对图片物质性和实质性的认识与兴趣，在现在几乎全是数字化的时代里令人耳目一新。
斯沃博达的对于摄影从表达手段到成为他作品主题的转变体现在他1969年创作的作品The Other Side of a Photograph上。从字面上来看，这是一张照片的背面，擦除并在上面贴上了胶带，再用蓝色墨水签名，这幅作品谈到了现代主义对媒介的自我反省，通过摄影探索摄影，与此同时，在这罕见的幽默中这是唯一一副斯沃博达已知的彩色作品。
斯沃博达于1964年的捷克艺术界十分活跃，他成为唯一一个加入Máj艺术家群体的摄影师，斯沃博达概念摄影的实践与同时代的雕塑和影像工作者有着平行发展。但斯沃博达的尝试以他隐居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直到1975年斯沃博达在布尔诺艺术馆进行回顾展（当时聘请了一位助手为展览做准备）他都是一个人工作的，他激烈到近乎痴迷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在他的家和工作室。
家中的场景给予斯沃博达将无处不在的事物变成了什么都不存在的实践灵感。在伦敦时，斯沃博达一系列在桌上拍摄的图像表现了他是如何不断回到周围环境事物上进行构图和色调尝试的，他持续重复对该物体的实验直到仅保留无声，缺少表现力的形式，就像不断重复某一个单词直到失去其意义一样，斯沃博达的图片是在破坏而非建构意义。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纳粹占领和去斯大林化之后的几年中，现代艺术一直在蓬勃发展，几年后被当局禁止，而斯沃博达则在相对肥沃的捷克艺术时期发展了他的创作方式。然而到1960年代末时，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自由化时期遭到了苏联的敌对，在1968年，参与《华沙条约》的国家入侵了捷克。尽管当时予斯沃博达的作品并未明确的挑战政权，但当时压抑，严格管制的氛围渗透进他的创作中。策展人帕维尔·凡查特解释到：“斯沃博达讨厌政权，也试图无视政权，但政权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斯沃博达感觉他被困在一个没有希望不会有好事情发展的地方。”
一幅作品中照片被撕碎并散落在地面显示了斯沃博达对于看到新占领布拉格的忧郁情绪。但是相反地，该作品首先是对摄影的无用性及其表现能力的传达。正如凡查特所说：“斯沃博达探索了图像存在的极限，以及作品的边界。”正如这张精心设计，自发破坏的图片，斯沃博达意识到了他的递归实践的程度，这也是他对摄影结束的热切探索的结果。
同年，斯沃博达担任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收藏系列的摄影师，他的艺术创作变得不再连续，支离破碎。除却1975年在布尔诺的回顾展，1982年在摄影师画廊，和1983年离职时与休德克的联合展给予了斯沃博达一些荣誉外，他似乎退出了捷克艺术界。1987年是斯沃博达最后一次个展，源于他变得越来越孤立，健康状况不佳，迫使他调停了事业。该展览只展示了他最早和最新的作品，其中包括他最私人的一副图像：Found Still-Life, Self Portrait, 1985, 将艺术家生平的照片展示在画册上，这是直接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回归，也是对概念性媒体实践的并行。
斯沃博达去世于1990年，享年55岁。“他是精疲力尽的受害者，凡查特说“斯沃博达一生都在努力成为受尊重，被认可的艺术家，他一直期望得到更多，导致了对世界产生了痛苦，酗酒和抑郁，最终使得他过早的终结了生命。”斯沃博达去世30年后，希望通过在摄影师画廊举行第二次展览使斯沃博达作为概念摄影先驱者得到国际的认可。“斯沃博达当年的作品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凡查特继续说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图像的想法，将图像看作物体，一种幻想；与现今同样重要，我们仍可从斯沃博达学习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