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琳娜·格罗斯在柏林墙美术馆的展览“不是我们”现场 图片:berlin.de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席卷世界半年有余了,在欧洲,德国应该说是防控工作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然而即便德国政府先后投入巨资来支持本国的文化艺术产业,疫情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仍然让生活和工作在德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感到了深深的压力。柏林,这个备受当代艺术家青睐的栖息地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从近几个月的一些报道来看,柏林艺术中心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德国《世界报》(Die Welt)称这座城市为“衰落中的艺术大都市”,英国的《金融时报》甚至认为艺术界已经和柏林“说再见”。这些观点也许源于这样一个消息:三位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朱莉娅·斯托希克(Julia Stoschek)、托马斯·奥尔布利希(Thomas Olbricht)和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弗里克(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将带着他们的藏品离开这里。除此之外,去年12月,柏林艺博会宣布停办;今年2月,柏林著名的大型国际画廊“蓝色南方”(Blain Southern)宣布关闭;而柏林市中心耗资七亿欧元改造的洪堡论坛博物馆,也在建设过程中遭遇了一场大火,这个“德国的新名片”险些毁于一炬。
然而在后疫情时代,柏林的当代艺术场景仍将继续——也许是以一种更为低调的方式,不再是仅仅因为低廉的生活成本而吸引艺术家的简单模式。虽然柏林的房租一直上涨,但这里仍然成为了各种实验艺术诞生的场所,其艺术生态圈也逐渐地成熟。一些野心勃勃的画廊主,比如1992年来到柏林的艾斯特·希珀(Esther Schipper),如今已经是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大鳄。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希朵·史黛尔、盐田千春等先后定居柏林的艺术家,也早已成为艺术界的大明星。疫情和国际局势在2020年的急剧变化,也让柏林这个艺术中心城市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转变。
埃利亚松在柏林纽格里姆施耐德画廊个展“不远未来的生命之光”现场 图片:艺术家个人网站
不远未来的生命之光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柏林,纽格里姆施耐特画廊
从近日埃利亚松在柏林纽格里姆施耐德画廊(Neugerriemschneider)举办的个展“不远未来的生命之光”(Near Future Living Light),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艺术家对后疫情时代的新思考。展览标题就让我们想起了20世纪初各种实验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展览中,不同的色彩和形状,在慢动作中显现或消逝。埃利亚松利用了聚光灯、墙壁、黑箱和一组简单的透镜就完成了这种情绪的搭建。
通过展览中的这些光学装置,埃利亚松不仅展现了他在几十年中对感知、幻象和光学现象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凝聚了这位艺术家在疫情封锁期间的各种思考。“疫情到来的时候,人们反而更加亲近了。”在漆黑一片的画廊中,不断变幻的光线和投影相互交织,呈现出独特的魅力。“我们要面临的远远不止是危险的新冠病毒,还有人权运动、所有书本之外的历史记忆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新认识。同时,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思考如何实现人类福祉问题的新时代,世界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
埃利亚松的展览,正是艺术家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针对欧美政治两极化和国际局势面临重构等重要议题的回应。而近日在德国举行的另一场重要的艺术活动,则体现出艺术家们在新时代寻求跨界合作的决心,以及对文化艺术传承关系的重新定义。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执导的歌剧《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演出现场 图片:《卫报》
9月3日晚,在慕尼黑灯火通明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导演的歌剧《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被疫情耽搁了数月之后,终于在物理空间中首演。虽然可以容纳23000人的歌剧院只允许进入500名听众,但互联网直播让这场歌剧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一个视觉艺术家会参与歌剧的创作呢?一部歌剧需要多个部门、数百人合作才能完成,而视觉艺术家无法全面掌控全局,甚至控制预算。但视觉艺术家并不会进行戏剧化的思考,他们虽是戏剧素人但同时拥有掌控一切的野心。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很早就描述过“整体艺术作品”的概念,这个概念在100年后由阿布拉莫维奇和其他一些视觉艺术家实现——还包括了大卫·霍克尼、乔治·巴塞利兹、罗伯特·威尔逊以及埃利亚松等。
艺术界中的合作是跨界、跨地域的,这种国际合作模式也注定了某一个艺术中心城市面临的风险,将分担到全球所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中心。柏林当前面临的困难,说到底是整个艺术界在疫情期间发生回退的显现,和其他城市或国家相比,柏林并无特殊之处。
柏林夜总会“伯根”改造后的艺术空间 图片:《卫报》
疫情对艺术界的影响也并非是单方面的冲击,同样存在着一些艺术机构“逆势而上”的情况。9月初,柏林一家著名的夜总会“伯根”(Berghain)被改造成为一个开放的艺术展览空间对外开放。这里的开放展览“柏林工作室”(Studio Berlin),吸引了115名居住于柏林的艺术家,展品包括了他们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摄影、雕塑、绘画、影像和装置作品等。按照组织者克里斯蒂安·博罗斯(Christian Boros)所说,这个展览是为了“庆祝柏林成为一个大的工作室”。因为这个艺术空间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给那些来到柏林的年轻艺术家提供展览的机会。
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政府在疫情中的严格管控措施和对文化艺术的支持较为成功。德国是最早在6月份就开始开放博物馆的国家,也是在9月初唯一一个举办艺博会——柏林艺术周的国家。对柏林这个炙热的艺术中心城市而言,疫情耽搁了艺术展览,也的确让一些艺术资本撤出,但这里成熟的艺术氛围和开放的环境始终让艺术家们在逆境中充满了韧性和斗志。正像埃利亚松所说的那样,“无论何时,我们需要相信乌托邦的存在;我们需要重新获得梦想,没有人能够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