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震：商业和市场，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工具

2020年，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时刻，亦是一个新的人类时刻。人们的生活意识形态结构伴随着病毒的侵袭被逐步瓦解。与此同时，旧有的文化与政治冲突又卷土重来，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崩塌和人类世界的“洗牌”。疫情之下，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艺术界(乃至整个文化系统)无疑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节。在普罗大众忙于重拾生活信心的同时，对于艺术家们而言，时下最迫切的还是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现实，借以重新思考艺术的功能，重新想象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如何复燃当代艺术之力?这固然是一个老命题，但在今天它已成为艺术家们的终极使命。

最近，联合策展人鲁明军联合宋拓、王兴伟、徐震三位艺术家在上海chi K11美术馆共同呈现了一个名为“绝地通天”的艺术展，试图以“绝地通天”之势打破通识的地平线，用艺术的话语重塑天地，重启世界。三位艺术家分别出生于上世纪60、70、80年代末，出生、成长在东北、华南和华东三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身上有诸多共同的气质，除了对艺术有着天然的敏锐，还有一种消解一切政治正确的幽默和邪性。如同清代文人袁枚《卓笔峰》诗中所云：“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唯卓尔不群，方可能横绝于天下。

展览集结了三位艺术家近年的创作，以荒诞、无厘头的艺术话语试图重塑一种真真假假的东方主义。它是时尚的、新颖的，但又不是嘉年华;它是另类的、非主流的，但又紧贴着大地和时代的脉搏;它是一部新的审美宣言，但又不是简单符号的拼凑，而是以种种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的方式，通往对于历史的深思和对于未来的超凡想象。三位艺术家勾画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图景，尽管看上去这是一个极其不正确，甚至是一个令大多数人“厌斥”的展览，但它所承载的或许是大多中国人乃至人类对于未来的期许。

2001年，徐震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中国艺术家身份参加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展出。2009年，徐震创立了没顶公司，并于2013年推出徐震。 而三位中的70后先锋艺术家徐震，此次也带来了许多作品，包括“永生”系列、“交流”系列的雕塑、浮雕画作品等。徐震是国内最年轻的“威尼斯”参展艺术家，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大展，收获众多赞誉，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纽约时报》曾形容他是“最有胆识的中国艺术家”，而《华尔街日报》将他的艺术品捧为“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年轻艺术家作品”。 徐震，不止是“徐震” 徐震的作品总是充满了对社会的关照和思考，这是他作为一名70后艺术家不同于此前和此后时代的特异性。“50后”、“60后”的作品是政治化的;“80后”、“90后”的作品是个人化的，而“70后”夹在当中不上不下，从一开始似乎就没什么存在感。但毫无疑问的是，“70后”艺术家是非常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一代。在社会的变革中，他们总是在不断找寻和重塑自己的价值观。

“永生”系列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徐震的没顶公司出品的“拳头产品”，在国内外的大小展出，总是能引起极大的反响。在创作这个的过程中，徐震从全球各个博物馆里找到一些无头雕塑，将它们重新翻制，然后在每一个雕塑的无头缺口，“嫁接”上另一个无头雕塑。这些雕塑大多为神佛题材，神佛本是永生的，这些古典雕塑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当它们残破不堪，又被“强行”与另一种平行文化中的载体“嫁接”到一起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荒诞、暧昧、触目惊心的效果。徐震认为，这是一件可以“永生”的作品。

在徐震看来，“永生”系列更像是时代的纪念碑。“它的效果是两个上下结构的雕塑拼接而成，看似‘粗暴’，但是它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共同持有的美感。这种美表现出一种时代感，就像我们每个当下的个体一样，我们不会去区分自己身上哪些是受国外影响，哪些来自于本土文化，‘全球化’已经在我们身上打上深刻的烙印。”徐震说。

而同时参展的“弥漫套装”则由《进化》、《金属的语言》组合而成。“进化”系列由“永生”系列发展而来，唐代彩绘仕女俑端庄秀丽的身姿，头戴西非布瓦族极富几何感的面具，两者的混搭构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奇异与未来感。在它周围，像对话框一样分布围绕着“金属的语言”中的各种文字、短语和漫画，新奇的组合排列构成了新的意义，在奇妙的视觉感官体验的同时，让人们思考当代生活中不同文化与审美的冲撞与共生。 现在，徐震有三个身份：三分之一是艺术家，三分之一是没顶公司的老板，剩下的三分之一代表品牌。 2009年，徐震开了一家公司——没顶公司，以生产艺术创造力为核心，致力于探索当代文化的无限可能。对于艺术家而言，这实在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即便像安迪·沃霍尔那样与商业紧密联系的艺术家，开的也只是更偏于商业化的工作室而已。徐震不仅成为艺术家中第一个自己注册并管理公司的人，还喊出了“生产艺术”的口号。 将艺术的商业性摆在台面上的时候，他的这一做法曾在艺术圈内引起哗然，引来诸多争议。误解他的、不和谐的声音也曾此起彼伏，但徐震却不以为然，他会自动“屏蔽”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毕竟，成立没顶公司的初衷，是徐震想要摆脱个人创作方式、实现更多样化创作模式的实验。“我一直认为商业和市场，它们其实就是艺术创作的工具，就像艺术家们手中的一支笔、一罐颜料，商业也应该被视作一种工具，只是看你如何去使用和利用它。商业影响艺术，没有问题，都是动态的，但唯一我觉得会有问题的，是以商业作为唯一的艺术标准，同样，你也不能把学术作为艺术的唯一标准。任何东西唯一化，绝对化就进入死路。”

艺术家、“没老板”、艺术策展人……以上所有身份，在徐震看来，都是为了进行艺术创作，去达到艺术理想的手段。“艺术创作，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有灵感、有技术的训练、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学习的方式，这些基于你的不同身份所经历的和收获的。同时，当你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时，你会接触到新鲜的事物，从而给予你更多新的感受和认知。” 如今，没顶公司由没顶画廊、徐震品牌、没顶艺术教育三大品牌，并涵盖大型公共艺术项目策划和组织、商业跨界合作、艺术作品制作、媒体运营等功能，是一个复合式的当代文化艺术集成平台。作为当代艺术的先驱者，没顶公司擅长以超前的眼光，整合行业资源、建设艺术生态，挖掘艺术领域的全新潜能。“没顶公司出品”代替了徐震的个人署名，但这些作品大多来自于徐震个人的思考。在这间公司，徐震可以“一票否决”一个项目或创意，也可以“独断专行”地开启一次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集体创作。但很多事情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探索艺术可能性，无关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 对于徐震来说，“创作”才是公司最重要的事。在作品的呈现上，徐震也非常注重实体材料的选择。即使虚拟技术已经热火朝天，徐震的作品依然在追求绘画感，在建立作品实物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依赖——这一切，虽然公司化、品牌化，但徐震并不只是遵从商业逻辑。 开设公司以后，徐震受益匪浅——视野变得更开阔，对艺术的思考和判断变得更具弹性，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始终保有好奇心，设定各种不同的目标去实现它们……“所以，这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训练和工作的方式。”徐震笑着说。 2013年，徐震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放言“此后再无徐震”。此后，“徐震”作为一个艺术品牌频频亮相，公司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品牌”上，就像所有公司一样，一步步打响“徐震”这个品牌。在徐震看来，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哪个艺术家不是靠着自己的名字在展览、出售作品呢?他不过是以公司的形式来运作和整合。

作品《数据套装》，在“数据套装”中，包含了《新(华尔街牛)》、《金属的语言》、《信号》三件/组作品，以手机微信对话的形态组合拼接起来，让它们彼此之间产生一种网络交流对话的动感，巧妙隐喻了当代生活。 对于“徐震消失”，徐震自己认为是“挺自由的一件事”，“当艺术家本身成为了一个品牌，我可以用这个品牌去做更多原来对个体艺术家有所限制的事情。” 在徐震心目中，徐震是一个对大家价值观有启发的文化品牌，“你要存在，必须有商业的可能性，努力塑造一个价值体系。我们之前的作品有脉络、有气息，现在媒体那么发达，艺术界的活动越来越像实验室，有很多层面可以提供给社会和公众。” 当代艺术进入“内循环” 近年来中国的艺术市场发展迅速，现代中国艺术市场在40年发展历程中已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艺术市场。虽然中国画廊发展的历史仅有短短二十多年，但却已经在国际上与一些国际画廊同台竞争，拍卖行等二级市场亦是如此。在此前国际艺术博览会发布的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研究报告中可以预见：中国艺术市场对国际的影响在日益加深，同时，未来中国艺术市场的重要性在国际艺术交易的版图中将愈加凸显。 “2005年之前，艺术行业以艺术家为主角;此后，艺博会、双年展开始跃入人们视线，策展人变为主角;到了2013年之后，私人美术馆开始发展起来，艺博会变得形式丰富多样且数量增多，藏家变成了主角。这种权力的转移，以及侧重的不同，使得每一阶段的艺术品类、审美流行，都会发生变化。”徐震解释说，“就像近些年，没顶画廊一直向市场力推年轻艺术家，其中至少70-80%的艺术家都是海归。但反观我们当时搞艺术的小孩，大部分人家境平平。所以，以前是一个更有个人乌托邦英雄主义的时代，但今天，艺术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成为社会的角色。”

作品《工具系列》，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宗教圣地圣保罗大教堂，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圆顶，全部被安上了当代生活中最常用的洗手液按压式瓶盖，从而将整个大教堂转变替换成了洗手液瓶，而观众也确实能从中按压出可供清洁的液体。 这些年，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的需求，人们试图去和当代艺术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以艺术之名去进行乡村改建，进行品牌、明星合作，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对当代艺术有一种需求，我们会把这样的需求认定为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一种实践。” 当然，艺术呈现的形式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徐震继续说道，“我学生时期的同学们，最早期都是被商场邀请去做艺术装置的，比如圣诞节促销活动等主题性的装置艺术，然而现在，当消费群体变为年轻人后，为了迎合后浪们的口味和喜好，商场更愿意邀请艺术家线下活动、跨界联名或是快闪等。这就是很好的转折，也是时代对于艺术理解的转折。” 和以前不同的是，从前的当代艺术往往是供大于求，“那时候的当代艺术，是地下艺术的状态，展览开幕都是周围的朋友前来捧场，二三十人的规模，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到了今天，一个新的展览，会吸引很多不同圈层的观众前来观展，展览更像是在向社会宣布一个艺术家的想法和创作，由此可以看出两个时代下艺术存在的迥然不同的环境。”徐震补充说道，“这其实是在快速地弥补之前艺术在社会上的孤立状态。现在，艺术市场进入到一个以最快速度、最大展览数量的频率，从而扩张艺术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角色。除了一线城市外，二三线城市也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虽然有人会持有质疑：下沉式城市的观众缺乏审美经验，但这些都可以依靠铺量去弥补。中国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大国，需要时间和数量，然后再去甄别标准和学术的要求。”

作品《只要一瞬间》，表演者利用这种装置可以在摔倒的瞬间保持不变，并且延续下去。 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和画廊成为年轻人蜂拥而至的打卡地，社交媒体上关于各类艺术展和艺博会的话题此起彼伏。徐震认为，这一代的年轻观众，他们有自己非常敏锐的嗅觉，会非常主动地去寻找艺术展览作为一种“文化营养”去吸收，“他们在文化消费上的投入非常高，这表明对文化尊重的态度在慢慢普及，是很好的社会发展现象。” 疫情之前，所有人还在沸沸扬扬地讨论着所谓的“全球化艺术”，面对中国的艺术如何和全球艺术融合、如何在里面产生自己特色的问题，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自今年5月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艺术开始进入“内循环”。本土艺术家迎来了一次属于自己的舞台，这样的回归都值得庆贺。它不仅是对时下千变万化的政经形势的被迫回应，也是这么些年来，诸位从业者本土耕耘、梳理自我价值的心血和成就。徐震认为，这种“内循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某种内循环就是倒逼标准的产生，倒逼所有的人必须去结合自己的环境，去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

“未来的中国，必定会成为公共艺术的大国，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非常汹涌，但在之前的城市化发展中忽略了公共艺术。未来所有的高楼大厦，都会配一个雕塑，大堂里配平面的艺术作品，仅仅是这个基数就是非常庞大的数量。”在徐震眼中，一个城市的公共艺术，不仅仅只是一座雕塑，它包含了所有在城市空间、在人们心理和生理空间中产生思考的任何艺术品。 这么多年来，徐震被视为艺术圈的“劳模”，是中国当代艺术界最能“折腾”的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件艺术品。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折腾”，继而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去落地艺术项目，激发人们好奇心的同时，必将掀起一波又一波当代艺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