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与美术馆相连的菜市场，消失了

这是广州一间普通的菜市场。它为摊贩提供生计，满足周围居民的日常所需。这也是一间特殊的菜市场。有了建筑师何志森和学生们的介入，摊贩们重建了对职业的热爱和尊严，也日渐融入了所在的社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理想菜市场的样本，去探讨城市丰富形态的可能。一场即将到来的拆迁，却改变了这一切。 拆迁倒计时 10月中旬的广州农林肉菜市场里，空气中弥漫着沮丧和焦躁的情绪。鸡肉档的王月香盯着眼前一只只开膛破肚的鸡发呆。自从市场门口被施工的围挡遮蔽得只剩下一条狭小的道路，顾客就几乎减半，大部分时间她的摊位无人问津;豆腐档的祁红艳时不时要离开自己的摊位，去和其他的摊主打听附近市场是否又出现了可以安置的空位;干货档的吴土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着一块写着“拆迁甩卖”的牌子在市场一边吆喝，一边走上一圈。干货的库存多，最难在短时间脱手。他显出坐立不安的样子，嗓子都有些嘶哑了。

9月19日，农林市场的摊主们接到了通知：按照《广州市第8号总河长令》的要求，“骑压在暗渠、影响防洪安全、水环境整治工程施工的建筑，两侧6米范围内的违法建筑和非住宅类建筑物，一律拆除”。农林菜市场是骑压在百子涌合流渠箱上且占用农林下横路的违法建筑，须予以拆除。市场将于10月19日晚结业清场。

这样突然的拆除告知让商贩感到措手不及。农林市场所在的东山口是一片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在城市的核心地带。民国的广州流传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说法，说的是这两片区域集中了达官显贵居住。新中国成立后，东山口成为一些国家机关单位和宿舍的所在地，人口稠密，老龄化现象逐渐变得突出。这间菜市场就是为了满足周边居民买菜需求而建。

2006年，旁边的地块在进行亿达大厦写字楼的建设时，菜市场所在的土地计划要给对方用作配套广场使用。面对那次拆除，100多名摊主收集了社区居民的签名后打着横幅去政府请愿，结果农林市场便保留下来。就在去年7月，菜市场整体进行了升级的装修，每个摊主平均要出4万元左右的费用。11月份，摊贩还和管理公司续签了为期3年的合约。 农林街道办事处副书记陈丽君向本刊表示，由于是《8号总河长令》明确要求清除涉水违建，并不会像2006年那样还有保留菜市场的可能。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俞祺告诉本刊，即使是“违建”，如此匆忙的通知后拆除也存在着“程序违法”嫌疑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目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要等半年之后，政府才能着手进行拆除。”

这样突如其来的拆除决定也让何志森感到失望。何志森是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和菜市场一墙之隔的、位于亿达大厦中的扉美术馆馆长。 2018年开始，他以农林菜市场为改造对象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又以菜市场和美术馆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营造的活动。“在以往的营造活动中，我们成功地让街道领导、菜市场商贩、大厦物业代表、社区街坊等不同利益主体坐在一起，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继而做出选择。但这次拆除完全是被动接受通知，不曾经历这个过程。” 按照广州肉菜市场协会提供给本刊的信息，广州共有菜市场620余家，每年会有5家左右的菜市场消失。而扩展到全国，近年来菜市场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其中既有和电商平台及其他生鲜购买渠道相比，竞争力日渐减小的内因，也有拆除“违建”、取缔占道经营，或是土地利润驱动下地块进行商业开发的外因。 在所有城市中，北京菜市场的减少数量最为严重。2005年到2015年间，北京三环内有60多个菜市场关停，而2015年之后在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菜市场减少得更为猛烈，比如仅2017年，目标就是清退25家菜市场。 一间菜市场对于城市的价值在哪里?消失在即，回溯这间小小的、只有50多个摊位的农林菜市场中人与事的演变，也许能给到一些启示。 生存和便利 如同“城中村”作为居住成本低廉的“落脚城市”让外来移民得以容身，菜市场则为他们提供了容易上手的谋生方式，一度让他们看到只要付出努力，就有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的机会。 周末上午10点多光景，祁红艳的豆腐摊前会迎来一波购买的高峰。她有自己特有的服务和交流方式吸引住客人。老主顾都要多问几句关于拆迁后的去向，最后也是彼此都无解的长吁短叹。

农林市场的摊贩里，三分之二都来自广州以外、广东省内的地区，省外的打工者是少数。祁红艳的粤语流利，其实老家是安徽马鞍山那边的农村。1990年，15岁的她跟随着村子里十几个姐妹一起来到广州，到同村人介绍的豆腐铺子做帮工，从此开启了她的打工生涯。广州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友善。“第一次出远门，我胆子很小，刚出火车站都不敢抬头。旁边有人吐痰，结果执法的人非说是我吐的。我吓得不敢辩解，一到广州就被罚了钱。”家乡的贫穷促使祁红艳一定要出来打工。穷到什么程度?家里6个兄弟姐妹，她排老二。姐姐是家里的顶梁柱，完全没有读书，她读到了初中，之后家里的几个孩子就又供不起了。高中学费要200块钱。父母种水稻，春播秋收，再各自背着稻谷走7公里到县城里卖掉，才能挣40块钱。不吃不喝，学费都要攒上5年。于是，她初中毕业也不继续读了。最初离家的那些年，她每年春节都要回家。打工时受的委屈，更让她抑制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而祁红艳回想起来，自己现在已经20年都没有回过家了。她后来和邻摊位一个卖猪肉的小伙子结婚了，2000年大女儿在广州出生。也是在那年，她头一回留在广州过年，收到了来自顾客的“利是”(红包)和一些食品衣物，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人情暖意的。2005年，她又添了一个儿子。第二年，她终于攒够钱从别人手上买下了农林肉菜市场的摊位，和丈夫一起经营。她的家就租在了不远处，日常生活就在这片社区。女儿上学的时候，她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交借读费，只能将她送到丈夫的老家、广东桃源来读书。等到儿子到了读书的年纪，她攒够了5万块钱，说服丈夫不要用来在老家盖新房，而是要让孩子在广州上小学。“我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在附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转，问他们能不能收借读生，结果都拒绝了。我不甘心，决定再走一遍。万一接待的老师变了，会不会就有心肠软的把孩子收下?还真的碰到了这样善良的老师，让孩子顺利进了小学。”如今她的两个孩子，大女儿考上了珠海那边的一所大专，儿子在广州读初三。 如果不是菜市场意外要拆迁，祁红艳和丈夫的日子过得辛苦但也稳定。市场拆迁将她置于艰难的境地：儿子上学要求她在附近的社区工作，可这边一下找不到摊位；送货还能维持一段，但这些客源随时都会流失。 她需要固定的摊位，才能将它作为展示窗口来吸引类似的业务。“大概之后会‘走鬼’一段时间吧，在清早城管还没有上班的时间。”祁红艳说。她没有想到，在来到广州第30个年头，又要像浮萍一样开始重新漂泊。

旁边竹丝岗社区的居民陈国明是市场摊贩成长变化的见证者。她80年代末搬到竹丝岗，来市场买了30多年菜，现在已经70多岁。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卖冻品的岑秋颜，一位比祁红艳更早来到市场的小贩。1995年，岑秋颜从广东罗定乡下来到市场里给人帮工时，刚刚16岁，是位“脸圆圆的、又爱笑的”小姑娘。陈国明目睹了她恋爱、结婚、生下女儿，又把摊位从前任老板手中买下来，一点点地扩大。目前她的“秋姐冻品”在市场内拥有最大的铺面，帮她一起做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弟媳妇。就在今年，岑秋颜的女儿被华南师范大学录取，陈国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凭借卖菜培养出大学生的，市场里还有好几个。看似菜市场的摊位只是一两个人在忙碌，他们的背后支撑起来的是一个家庭，甚至给一个家族以美好生活的希望。 ”

菜市场突然拆迁的消息也让陈国明这样的老年居民觉得无助。“街道给出了一些买菜地点的选择。大部分都是超市，最近的东山肉菜市场，走过去要快20分钟，还要穿过地下通道，老年人十分不便。”“疫情期间，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家里子女会帮我们从网上订购生鲜。形势好转后，我们还是要回归菜市场。在市场里，我们菜能够一根一根挑，肉能够选择需要的部位，每天都能买到当天进货最新鲜的东西。这些都不是超市可以满足的。 ” 尊严与联结 9月28日是何志森的生日。像去年一样，临近下班时，摊主们在市场里聚在一起给他庆祝。本来生日聚会是开心的，每个人却因为菜市场拆迁而各怀心事。“以后，大家聚齐就不容易了。”王月香说。

将菜市场来做升级改造是这些年的趋势，其中不少是有建筑师介入的作品。何志森之前曾经带着学生做过湖南一处露天菜市场的改造方案，事后检讨，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自嗨”，既没有和市场所处的街道进行沟通，也没有真正询问过那些商贩的需要，最后只是存在于图纸之上漂亮的设计。由于在扉美术馆担任馆长的缘故，何志森注意到了隔壁这间农林菜市场，便决定重新来做一次改造实验。这次，他要求学生先和摊贩们密切接触了解需求，也就是从“不造物”再到“造物”来实践。 2018年3月，当何志森带着十几位研究生走进菜市场时，并没有得到摊主们的欢迎。出现的一个转机是，广州遭遇了一场十年不遇的暴雨。大部分学生都以为当天课程取消，不用去菜市场进行调研了，只有一位叫马增峰的同学回到了菜市场，和摊贩们一起抢救物资。这件事让摊主们相信，学生们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他们做点什么。大雨过后，交流重新开启。学生们也逐渐学会在那些摊主们不怎么忙碌的时间段再去和他们聊天。 首先学生们了解的是摊主们的个人故事。 还是那位马增峰突然想到，手会不会是讲述故事的一个好载体?于是就有了一张张摊贩双手的照片，以及每双手背后的经历。这些双手的照片本来放在旁边美术馆的空间里展览，但随着一位摊贩过来把照片要走之后，所有44名摊贩全部拿走了他们双手的照片。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照片挂在摊位营业执照的边上。“一个是冷冰冰的生计权证据，有的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一连串的数字；另外一个是他们自己对于摊贩这个身份的表述和认同，每一双手都代表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一个有尊严的人。” 何志森说。

对菜市场环境的改造也源自满足职业尊严的需求。学生们了解到祁红艳的困扰：豆腐不比其他的蔬菜，出摊和收摊都要从水里捞进捞出，放在不同位置的盆子里，为此要早一个小时上班，晚一个小时下班。中午来不及回家，就勉强在摊位上趴一下。考虑到档口位置狭小，学生们给她做了一个推拉的柜子，里面有几层抽屉。这样储存的空间大了，也能加快收拾的速度。节省出来的时间，祁红艳就能多在家里休息一会儿。 在和商贩的交往中，何志森和学生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每个摊贩通过摆摊卖菜在这个城市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他们每个人就像是一座孤岛，不但彼此之间没有往来，和周围的社区也没有关系。 “他们在市场那么多年，都不知道其他摊贩叫什么，或者直接称呼对方的摊位号，或者管卖鸡的就叫‘鸡婆’，卖鱼的就叫‘鱼生’。”

美术馆就在隔壁。2017年，艺术家宋冬将美术馆和菜市场之间隔离的墙壁改造成一件艺术作品“无界的墙”。它集合旧门窗和镜子形成了一面中间具有空间的墙体，里面悬挂了800多盏废品回收站淘回来的老式灯具，还塞满了周边社区居民捐赠的老物件。墙本有分隔的意思在，宋冬则希望它能成为聚拢人群的磁铁和桥梁。讽刺的是，一墙之隔的摊贩之前从来也没去过那里，还是在领取双手的照片时才第一次在美术馆那边的院子里看到了那面墙。“我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到市场，晚上7点多才收摊，哪里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那面墙也是黑糊糊的一片。原来里面的灯，晚上7点之后就关掉了。那次过去，赶上了里头灯火辉煌的时刻，可真美啊!”祁红艳回忆说。

何志森和学生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们想到了用“一碗粥”来凝结市场里的摊贩。学生们从不同摊位要到不同食材，来煲成一大锅粥，再盛出每碗粥分给各个摊主。与此配合的是学生会给他们一张图，具体的食材指向了不同摊主的名字，一下子大家和市场里的人就都认识了。他们每年还在美术馆一边组织“百家宴”，摊贩和居民坐在一起庆祝。居民和摊贩们还一起参加诸如“民众花园”这样美术馆发起的社区艺术活动——他们从家拿来不用的废旧容器，在里面种植上花花草草，在社区的一隅营造了一个充满创意的花园。摊贩不再局限于只在菜市场的空间里做买卖，他们也真正成为了社区中的一员。 联系改善后，市场里的摊贩平日艰辛的生活也多了些安慰。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参与社区事务的态度也为菜市场的进一步改造带来了便利。卖蔬菜的摊主郭文正一直觉得菜市场里的环境闷热，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晾在架子上怎么也干不了。经过观察，学生们觉得郭文正背后的墙壁上可以开一扇连通外界的小窗。“别看就是一扇小窗，它要同时穿过菜市场的混凝土墙和‘无界的墙’这件艺术作品。为了可以让不同利益方达成共识，我作为美术馆代表邀请了大厦的物业方、菜市场管理方、街坊代表、街道办代表、菜市场摊贩代表，和学生一起聊‘开窗’的可能性。最终，开窗得到了所有各方的支持。”何志森说。

这个窗口很快就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来参观艺术作品的人们会从窗口向里面偷窥市场和摊贩。郭文正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去挣那些“网红小姐姐”的钱呢?附近没有卖水的，来卖矿泉水生意肯定好。并且矿泉水上可以贴上“被偷窥美术馆”这样的标签，等于客人买到的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了。何志森和学生们协助郭文正在窗口安装了带有滚轮的滑板，方便两边的人交易。结果开张第一天就卖了200多瓶水，比郭文正卖两天蔬菜挣的都还要多。“被偷窥美术馆”就成为美术馆和菜市场摊贩合作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不确定的未来 通告拆迁之后，街道办事处联合农林菜市场所属的盛阳管理公司一起，也在寻找能够安置摊贩们的地方。他们带着摊贩们一起去看过三家最为可能进驻的市场，都属于盛阳公司旗下。但这些市场因为位置不好、距离遥远等因素，都不能让摊主满意。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菜市场能够不拆，在污水治理工程结束后，他们依然能回到原地，或者在附近能够找到空间，进行整体迁移。 何志森和宋冬也在积极向街道提交不同层次的方案。“能不能全部保留?不能的话是否可以保存一部分摊位?如果摊位不能一直营业，可否留存位置形成周末市集?让摊主们定期回来聚会，同时也是一种经营的可能?”何志森对本刊说。 一家菜市场消失后会有怎样的景象?另一位建筑师朱起鹏做过一个《“杀死”一个菜市场之后》的演讲，谈的是他对北京钟楼菜市场被关掉之后的观察。菜市场虽然被从物理空间上消除了，但是人们买菜的需求还在，摊贩也需要继续维持生计。 他发现旁边的小卖部都有了卖蔬菜水果的功能，几家没有招牌的门脸里偷偷摸摸卖起了切面和猪肉，还有的摊主只在街边留下一个联络电话，以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式游荡在四周。本来菜市场是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一个很好的社交空间。市场没了后，老年人也找不到类似的交往场所，只能看见形单影只散步的老人。 朱起鹏告诉本刊，“城市进化论”总是认为菜市场应该演变成超市，或是进化改造成那种集餐厅、咖啡馆甚至书店和展览空间为一体的市集，但实际上最普通的菜市场就是城市丰富生态中的一部分，能够满足一类人群的需要，也能庇护游商小贩的生存。不同的市场对应的是不同的购物群体。“菜市场在未来也许会消失。因为年轻一代会逐渐选择其他的生鲜购买渠道，而那些摊主的子女们未来也未必会接班。可这种更迭应该是自然渐进式的，不应该有外力强硬让它停止生长。” 也是在开始拆除倒计时后的一天，何志森看到“被偷窥美术馆”窗口的滑板上，多了一箱苹果。摊主郭文正要走了，那是他留给他们的礼物。郭文正记得很清楚：1997年8月18日，他坐了4天火车从陕西宝鸡来到广州。那年他17岁，听说广州“遍地是黄金”。这么多年，他干过工厂，开过出租，维修过水电，菜市场这份工作算是干得最长的工作。“人到中年，不想再折腾了。”当别的摊贩还在打听周围市场的机会，郭文正决定彻底告别广州，回宝鸡生活。这座他努力打拼过的城市，依然没能让他留住。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4期，实习记者孙一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