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上海展2019”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文献和展品相结合的形式，回顾了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活动，梳理关键词，对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和现象作出回顾和分析，并列出了107名（组）艺术家（其中部分与上海有关的原作展出），展览原计划在2020年6月推出，因为疫情延至年末。
此次展览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的调查工作为基础，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的基础上，对过去一年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和现象作出的回顾和分析。
《年鉴》编辑部位于北京大学燕南园52号，从2005年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各类展览、活动、文献进行不间断地记录和总结，迄今已逾15年，积累了由一手资料汇集而成的数据库，其中2019年收录展览和活动3941条、文献4319篇，15000多个艺术家的活动信息。在数据库基础上，通过统计和计算总结中国当代艺术的“变量”，呈现共107名/组艺术家。
展览中，2005年起编纂的《年鉴》齐齐展示
107名/组艺术家如何诞生
以一个展览反映一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难免有所局限，但连续起来能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痕迹。展览从2015年开始每年举办，但《年鉴》做了15年，档案记录早在1986年便已开始。虽然这是一份历史档案，但在朱青生看来，历史是由真相的事实和一些幻象、假象构成的，这其中就包括创作出的作品。“所有的创作并不一定是事实本身，但它却反映着人性的状态、思潮、心理状况。这些状况往往难以记录，而艺术便是可以记录的方式。艺术是大众的，所以‘档案’也是视觉与图像档案。”
在尽可能记录后，此时就有一个“变量”的概念，艺术家的创作必须与当下的生活状态发生关系，其艺术的创造性要与过去已有的有所不同。
以此标准，如何在15000多个艺术家的活动信息中选出百位，这依托《年鉴》编辑部每年收集的1万多种各种层次的文献（包括消息、研究、知识、辩论、批判和网络留言）构成的一组数据，通过数据统计排出艺术家影响力，并综合多重因素通过回归方程式算出前100位。再回头检验各因素占比权重，核对是否基本合适于被算出来合理状态。
这个统计方法源自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统计的团队，同时也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指导。但作为学术机构，《年鉴》编辑部非常警惕是否有炒作、操作的嫌疑，或者是否会有偶然性造成的误导和差异。
展览现场，107位艺术家均以文献的形式予以介绍
“算法是机械的，但艺术是微妙，即使是‘坏画’也有动人之处，艺术家作品的妙处也许在很小的地方，不一定每个人能看得出来。所以团队中还有专门的阅读组，从阅读中选出有见识的10至20位作者，请他们补充百人名单中遗漏的艺术家；并有一个编委会，每周开例会，讨论各家理论、各类展览和学术问题；上海和北京有两个实地调查组，每周看展览拍展览，获得一手材料。所以在具体工作中，编辑团队对事物也有判断的。”朱青生说，“除了主编之外，编委每人都可以提名一人，作为主编，我的任务是看提名的是否标准，把无效票去除。”
在算法列出了100人后，7个人为推荐补漏，最后形成了107人的名单。
展览现场
在美术馆中，107位艺术家以文献的形式呈现在墙面上。除此之外，在3楼从2005年至201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一字排开，打开它们，如同进入一年年当代艺术的历史，在2019年的导论中，有几个关键词在2020年也依旧在持续探讨。比如“艺术与科技”“女性艺术”“替代空间”“当代艺术与全球化”“艺术乡建”“网红展”“当代艺术与‘潮文化’”“艺术版权”等。
展览除了呈现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外，也是对“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工作方法的一次展示。
上海艺术多元化的现状
在文献基础上，此次在上海的展览选择了部分2019年“年鉴艺术家”代表作品进行原作的展示，形成原作和《年鉴》文献材料的铆合。
上海多伦美术馆馆长曾玉兰告诉记者，选择哪些艺术家的原作入展，除了考虑他们的创作与上海的关联外，空间场地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其中。同时原作和文献同时展出，也同公众更切实地感受到，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或概念，而《年鉴》编写更是一个认真思考、观察、研究、分析、统计、感受的结果。
刘建华：《火焰》（局部），2016-2019，瓷，可变尺寸
不少很多的作品，需要在原作面前才可以切实感受。比如，在美术馆一楼展出的刘建华作品《火焰》，数以百计的红色陶瓷构件，组成一个个独立而又连续，不断跳跃闪烁的火苗，如同地面上飘着的火，连绵不绝。在与美术馆带有旋转楼梯的空间，构建出一个相对独立又独特的空间氛围。在采访中，刘建华谈及2003年底自己有一件作品参加了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开馆展，当时的作品也在一楼展出。回顾当时，多伦现代美术馆是国内第一个按现代多功能目标规划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和服务的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填补了当时上海当代艺术馆空白。
展览开幕现场的行为表演（姚海：《花明处解构 矛盾中缝合》）
《年鉴》编辑部曾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艺术进程中有三个不同寻常的高潮。第一个出现在抗日战争之前，与世界同步发生。第二个是2000年第3届上海双年展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化进程。第三个是2012年以来上海的当代艺术展览机构和公私巨大机构、场馆和活动的快速增长。以此为坐标，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启于第二个艺术高潮的时代，而如今，以滨江美术馆为代表的美术馆群，让这座城市的艺术几乎与国际同步。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美术馆名录统计，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美术馆名录内共计89家美术馆，其中国有美术馆26家，非国有美术馆63家。可见上海美术馆和艺术形态的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也被《年鉴》编辑部关注，《年鉴》中认为，在上海扮演艺术进程重要角色的节点中，离不开国际化的背景。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不仅包含了一些显性的因素，例如：艺术家和展览的国际交流增多，也表现在一些隐性的因素上，例如艺术家教育背景的国际化，机构运作机制的国际化等。
展览作品：陆垒，《被闪电击中的W&H》
基于对上海展览现象和问题的长期关注，上海美术学院建立当代艺术研究所与北大“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合作，以上海及华东地区为核心，积极开展当代艺术的调查、档案收集和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当代艺术发展历史的调查研究与正在发生的问题研究和档案建设，以及以这一学术基地为基础引导和研究当代艺术的创作、学术讨论和出版，这次展览是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环节。正因为有如此,“上海展”的策划工作，更像是一次通过调查和统计让问题自己浮现的过程。
虽然2019的《年鉴》所提出的107人的名单并无侧重，在采访中朱青生却提到了2019年忽然离世的艺术家黄永砯，并认为黄永砯的离世，预示着“85新潮”一代的贡献或已结束。朱青生把1986年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关键性的一年。在他的观点中，“85新潮”的一代，对社会和人类的精神做过一次贡献，其意义在于把艺术本体消解掉，不定义作品，把自由还给观众，朱青生认为这是对“博伊斯一代”根本的超越。
展出现场
据悉，从2015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每年举办，此次上海展还与北京798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的网络展、坪山美术馆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深圳展2019”构成呼应关系，共同展示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来的重要现象和贡献。展览期间也将依托网络在三地举行研讨活动，就作品和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此次展览由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主办，展览将展出至2021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