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艺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像是处在地球的两极。但是时代日新月异，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来自交叉边缘学科。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科学，生物与艺术，科学的艺术的结合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本文以分析荷兰科学文化艺术的重要推手——测量公社为例，带你走进未来艺术的最前沿。
艺术家伦勃朗的《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局部及其中描述的场景，恐怕是荷兰最早的生物科学艺术合作
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聚光灯投射在杜尔博士和已被处死的罪犯上，博士一手操控着肌腱，另一手示范着手部肌肉如何运作；付费进来的观看者们表情不一，各自都专注于各不相同的事情，微妙的差异彰显着每个人的个性；一丝不苟的着装象征了专业人士的卓越，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就是画家伦勃朗著名的作品《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所描绘的一幕。
解剖学课在当时的荷兰是一项社会活动，公众可交入场费进入课室甚至剧院观看。画中戴帽子的是杜尔博士，他在现实中是不会公开表演解剖的，而是让助手来完成这项任务。但伦勃朗以戏剧化的手法虚构了这组肖像，普通死者成了画的重心，而不是只有处死的耶稣才能被放进艺术作品中，在这里科学取代了神学，也正是从17世纪开始，西方科学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根基。
从测量所到测量公社
测量公社
当时表演这项解剖的场地，是一座叫作测量所（Waag house）的15世纪建筑，现在仍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闹市中心。这里的顶楼曾是铁匠、石匠、画师、外科医师公会的聚集地，经过多次维护重修，在21世纪出租给了测量公社（Waag Society）——这是一家促进科学、文化和艺术实验互动的研究机构，位于原解剖剧院的第二层。
建筑顶部天花仍然保存着医师公会的绘图，墙上悬挂着《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的复制品（原作藏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来自测量公社的卢卡斯·埃弗斯（Lucas Evers）在接受访问时来到了这幅画跟前道：“这大概就是荷兰最早的生物科学艺术（Bio-Art）合作了。”
测量公社内景
测量公社：推进荷兰科学艺术的重要推手
成立于1994年的测量公社，是荷兰科学文化艺术的重要推手。公会其中一个分支实验室Open Wetlab，专注研究生物科学和生命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们提倡生物科学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利用艺术家、设计师和群众的参与，创造新的媒介形式，以催化剂的角色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生物科技发展。其研究的对象是生命体，像植物、动物和人；现有的项目包括合成防弹皮肤、微生物研究、干细胞育种牙、开放基因组等。
生物科学利用生命系统和生物体来发展和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艺术家则运用了这种科学实验方法，以新的审美角度和直面生命体生长的态度创造出一系列的作品。
据测量公社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管理策划人和Open Wetlab的创始人卢卡斯·埃弗斯介绍：测量公社现阶段既不是策展人，也不是组织机构。其合作者包括组织者海牙医疗研究委员会（ZonMW）、策展的埃因霍芬MU艺术空间以及艺术家，相当大部分的艺术家和OpenWetLab等科学研究所共同合作提案。生物艺术实验室（Bio Art Laboratories）由艺术家朱莉拉·埃萨迪（Jalila Essaidi）运作。
卢卡斯·埃弗斯是测量公社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管理策划人
测量公社的项目还包括DIY人种改良诊所（Do It Yourself Human Enhancement Clinic），主要以艺术和设计者的角度进行改良人种的实验。未来新兴技术（Future Emerging Art and Technology）把艺术家引进实验室参与量子计算、量子物理、合成材料、CRISPR CAS9靶向基因编辑技术、超级计算机、群组机器人的研究；生物黑客学院（BioHack Academy）举办为期10周的课程，让艺术家和学生可以与科学研究人员一起开发运作开放源代码实验室。
保罗·凡耐斯（Paul Vanouse）的作品“嫌疑人反演中心”（Suspect Inversion Center）
生物科学艺术会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开放基因组一旦投入市场，用户通过技术工具生成自己的DNA，进行分子诊断，减少医疗的成本投入。例如开源基因扩增仪（Open PCR），这种机器的成本只是市场价格的一部分，可以让很大部分人都负担得起。另外，艺术家作为探索者，可以帮助学术研究人员更全面地在生命科学领域继续研究。
保罗·凡耐斯（Paul Vanouse）的作品“嫌疑人反演中心”（Suspect Inversion Center）
生物科学艺术会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开放基因组一旦投入市场，用户通过技术工具生成自己的DNA，进行分子诊断，减少医疗的成本投入。例如开源基因扩增仪（Open PCR），这种机器的成本只是市场价格的一部分，可以让很大部分人都负担得起。另外，艺术家作为探索者，可以帮助学术研究人员更全面地在生命科学领域继续研究。
生物艺术实验室：庞大的交互网络
生物艺术实验室基金会由测量公社协办的生物科技艺术与设计奖获得者朱莉拉·埃萨迪成立。朱莉拉在创业家庭环境中长大，很了解不同领域交叉和好想法的价值，以及怎样将这些想法资本化。
朱莉拉研究的防弹皮肤项目，得到了许多国际实验室和工作伙伴的合作机会。她意识到这些机会难能可贵，为了给其他同样有影响力的项目铺设道路，她决定成立基金会，为顶尖人才在艺术和生物科学的交叉领域上提供设备和知识协助，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想法项目以及发挥其经济潜力。
朱莉拉研究的防弹皮肤项目
暴力新闻充斥着社交媒体，在社会上造成了恐慌气氛，大大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对于存在威胁的理性判断。朱莉拉围绕着个人安全这个世界性的议题，通过生物科技，探索了社会、政治、道德和文化各方面的因素。
在实验室中，用转基因生物生出的蜘蛛丝加入到皮肤组织中，让人体的皮肤具有防弹的功能。蜘蛛丝比铁丝还要强，编织起来有抵挡子弹的能力，而且是由生物体生出的。
转基因蜘蛛丝
朱莉拉提出：如果让人体也能生出这样的丝，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防弹了呢？防弹皮肤其实可以抵御子弹，但不能阻挡全速的。她想要通过这个作品，把安全议题提升到概念层面，来引起讨论，到底什么样的安全模式和理念才能对社会有利。
朱莉拉研究的防弹皮肤项目
生物艺术实验室基金会是由公共资助、私人资助、志愿者和材料捐赠混合起来的一组健康运作模式，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包括大学、财团和其他机构。在这个网络中，基金会提供知识和促进合作。“如果有一个好的想法，参与者身上的标签都无关紧要，让人兴奋的是一个好的想法可以把艺术家和科研人员连结在一起。”实验室的发言人说，“我们希望在荷兰为生物艺术提供基础设施。基金会和荷兰地球、生命科学和人文研究所（NWO），海牙医疗研究委员会（ZonMW）和埃因霍芬MU艺术空间合作，给新的艺术作品提供资金补助和在荷兰各大艺术平台展出的机会。荷兰这样的环境是很好的，但从个人经济发展来看，艺术家们仍在挣扎。”
“生物科学艺术使用的是生命物质，离不开的是与伦理道理相关的艺术形式。我们把这种媒介看成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以及对社会的启示。然而，我们看到艺术家本身很能辩证反思。这样，我们的着重点放在了促进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想法上。我们帮助他们实现想法，拓展社会影响力，有些时候协助他们保护知识产权，起草商业计划大纲。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创造的是一次艺术设计运动，在大多由概念艺术支配的领域，让好的想法真正可以实现。”
基金会是非营利机构，但有些项目准备由第三方来商业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Mestic®，这是一个用牛粪混合纸和纺织品制作生物塑料的方法。
Mestic是一种用牛粪混合纸和纺织品制作生物塑料的方法
在荷兰，精耕细作的农作产生的粪便污染是一个大问题。数据显示，畜牧业产生的磷酸盐超标，主要原因是奶牛粪便。这样下去，会削弱荷兰奶制品产业的经济地位。荷兰政府在磷酸盐政策上下手，但治标不治本。Mestic在经济上可行性强，可以把牛粪转化为地方性生产的材料。
这样，可以减少对于国际石油的依赖，增加地方就业，改善奶牛的生存环境以及为农民带来经济收益。它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性，可以用于工业化生产，成为未来新兴产业。
技术伦理问题
生物艺术项目的某些作品时而引起了一些社会不安和疑问，甚至有人对这种人类操控生物的方式感到忧虑。“这种焦虑感似乎源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道德观，这涉及到人类与生命过程之间的俗成契约。生物科学的应用知识带来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我们的价值和信念系统对此毫无准备。”澳大利亚艺术家奥隆·凯茨（Orron Catts）在测量公社的生物科学艺术专刊中发表道。
凯茨是西澳大利亚大学生物艺术中心“共生A”（SymbioticA）的负责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2004年的“无害皮革”（Victimless Leather），是一件用生物体组织培养的无缝合微型夹克。
奥隆·凯茨的“无害皮革”
共同合作的艺术家和研究人员用老鼠细胞培育结缔组织，加入人类骨头干细胞，覆盖在可降解聚合物上，形成坚固的皮肤结构。这件“皮革”需要在生物反应器中生长，由自动滴液系统供养细胞。当聚合物降解后，一件夹克形状的生物体就会呈现出来。这件只能让老鼠穿的小外套，可能就是人类未来服装的雏形；实验室中的生物培育技术，可能就是未来日常生活产品的生产方式。艺术作用的主体和客体对象都是“生命”，很多作品大胆地告诉公众，生物体是可以被人为操控并且应用到未来现实中的。
生物科学艺术家“入侵”非一般的文艺领域，对自然生长过程、现代社会规范秩序设定的界限提出挑战和疑问。凯茨认为生物科学艺术并不是科学或者技术可以设想的，而是一种行动上的文化审视。如果几十年之后，人工改良杂交后的细胞分裂形成组织、新的变异生物个体，包括变种人，然后随之延伸至整个生态系统，当代的人文价值天平是否可以承受这样的生命观呢？
奥隆·凯茨的“堆肥箱”，展示了一个小鼠肌肉细胞组织培养孵化器，细胞所需的热量由可降解堆肥中腐烂的微生物所提供
在这场对生命的“革命”中，测量公社、生物艺术实验室积极连结全球范围内相关的大学、公司、组织、私人机构。测量公社还定期举行工作坊、比赛、演讲、出版、驻地研究、展览等活动。
他们吸引着各领域专业人群加入调研、辩论，开放实验室给大众和媒体，利用生物科学艺术传达和更新完善伦理文化理念。这种对社会既定秩序和文化伦理界限的干扰，实际上是一项颇具政治意味的社会运动。
测量公社的创立者玛伦·史蒂克（Marleen Stikker）曾预言道：“未来的生物科技会像物联网一样，以看不见的形式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想要和设计师、艺术家一起把知识带入公共领域，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料’用户生成DNA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几百年前，解剖学也曾被认为违背宗教伦理而不被大众接受；几十年前，艺术家本身也无法想象生物细胞组织可以作为调色板上的材料媒介。艺术通过精致或怪诞的美感效果，提前把可能发生的情景呈现给大众，凯茨认为这是艺术家们“另类的社会契约”。作品引起的不安其实就是作者本身的苦恼，意在让当代社会跳出现有的发展轨迹，在众多未发生的方案中思考再探索，以便为共同的生态未来做出最佳的选择。
生物艺术实验室发言人说：“ 伦理道德的界线应当被打破，这是历史惯例。去试验这些界线，是集体责任。艺术是探索未知领域地表的理想工具，跟科学研究的象牙塔很不一样。”
而卢卡斯是这样的观点：“你知道唐恩和拉比（Dunne&Raby）吧？对，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设计交互系教书的，著有《万物猜想：设计、虚构和社会之梦》。他们的虚构性远远大于现实性，里面的项目比较单一地想要通过技术进行人种改良、延长寿命、人体机能最大化等，都没有征得大众的意见。我并不完全认同唐恩和拉比的批判性理论，对比起关注研发超级个体，技术应该是由各种复杂的伦理道德要素构成的。生物科学艺术是个充满矛盾的领域，也没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实践。另外，生物科学艺术在荷兰是缺乏理论基础的，设计类的注重功能性，更加实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