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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作品的真伪谁说了算?原来也是笔糊涂账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小北 2021-01-22

梵高作为世界知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星月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等作品不仅家喻户晓,也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最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

《星月夜》(1889)

2016年11月,美国一位名叫詹姆斯·格鲁姆德维格的作家对媒体说,他认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估价高达9500万美元的梵高的《麦田里的柏树》是赝品,理由是绘画水平太差、画卷没有折痕以及来源存疑。

《麦田里的柏树》是梵高在疯人院被允许野外绘画时所创作的系列作品,梵高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夏季风景画作品。

《麦田里的柏树》(1889)

作为镇馆之宝,居然被说是冒牌货,自然引起了博物馆的高度重视。

面对质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画作流传有序的信息,并公布科学检测报告,证明这幅画确实是真迹。

原来,质疑者格鲁姆维格原本是一名基建工程经理,花了3年时间来研究调查梵高的生平和画作,写了一本《分解梵高》,并于2016年10月出版,他的此次质疑明显是为了卖书而炒作造势。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更赤裸裸,写着:大都会的9500万美元的梵高作品是赝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假问题向来争议不断,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几经转手,对于真伪的判断自然也并非易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给艺术作品增添了那么一丝神秘气息。

那么,谁有权利来决定艺术品的真伪?在判断真伪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梵高作品的真伪之争

在判断艺术品真伪这个问题上,艺术专家的权威不容忽视,他们的工作就是追求真相,为艺术品提供真实的历史。

梵高专家的权威就立足于他们对梵高生平与创作的了解。少数专家不仅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自己也收藏或保管数量可观的梵高作品。

德·拉·法耶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源于他以一己之力编订了梵高作品分类图录,该书出版于1928年。在他的有生之年,市面上没有再出现可与之相比的梵高作品目录。

但是,他所收录的这些作品真的都是梵高真作吗?其实,也不尽然。

造假的梵高自画像

1911年,法国画家朱迪特参加了巴黎欧仁·德吕埃美术馆举办的一个梵高画展。在大师梵高的诸多作品中,她竟然看到了自己早年临摹高更的一幅梵高自画像!

更令她吃惊的是,仿作已经被篡改。多年前她如实临摹的画作上的绿色背景,已被若干花朵覆盖,签名也消失无踪。

梵高赠给高更的自画像

在她想揭发这幅伪作的时候,丈夫强烈反对:你为什么要故意惹那些画商和藏家不快呢?坚持真相有时候会让你痛悔终生的。

此后这幅画作被艺术收藏家保罗收藏,德·拉·法耶也把这幅伪作收入了他在1928年编定的梵高作品目录,归于“带花的自画像”标题下。尽管多年后朱迪特在一家杂志上讲了这个故事,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幅梵高真作。

流入市场的大量伪作

1928年,在柏林的卡西雷尔美术馆的展览上,画商瓦克尔带来的四幅作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这几幅作品与梵高的其他作品格格不入。

而此前,德·拉·法耶曾为这几幅作品颁发过真品证书,并将它们收入了梵高分类目录。但是这几幅作品被认定并非出自梵高之手。

德·拉·法耶感到震惊,作为一个梵高专家,怎么可以错到如此地步。后来有媒体说他和瓦克尔沆瀣一气,还有人指责他从瓦克尔卖出的梵高作品中获了利,但是德·拉·法耶称在确证卖出的作品是假作后,他自己已花钱将其购回。

《荷兰的花床》(1883)

毋庸赘言,德·拉·法耶起初并不知晓自己书中收进了假作,然而,1928年1月之后,他开始再次研习瓦克尔手中的梵高作品,并将它们与其他确凿无疑的梵高同一时期类似主题的画作相比较,发现瓦克尔手中的作品几乎全都不是出自梵高之手。

《旧塔楼》(1884)

德·拉·法耶决定不公开此事,他决定遵循艺术品交易中的一个不成文规则:如果一件卖出的艺术品被证明是无可争议的假货,那么,卖家和买家都必须考虑周详,谨慎行事。

这个规则既简单又易行,但也暗藏隐患,这在瓦克尔的梵高收藏这件事上就清楚体现了出来。

到1928年年尾,被涉进此事的个人和机构越来越多。11月,30幅画作中的一多半已经被数十个画商和私人收藏家过手,其中几位接到德·拉·法耶的告诫,退了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挽回了瓦克尔造成的损失,不满之议纷起。

德·拉·法耶和他的梵高图录出版商一起向图录购买者递送了一份《补充说明》,列出该书中包含的瓦克尔的梵高假作清单。他还将这一计划告知了他在德国和荷兰的商业伙伴。所以,德·拉·法耶想要不声张此事的意愿注定还是失败了。

德国媒体抢先得到瓦克尔手上是梵高伪作的消息。1928年11月28日,头版新闻横空出世:“梵高名作是伪作”,“赝作大发现”,“伪造的梵高作品”等等。瓦克尔威胁说他要采取法律步骤阻止媒体的行为,并且必要时会起诉德·拉·法耶诽谤。

有些专家改变其原先的坚定立场,修正了自己的结论,比如德国的梵高专家尤里乌斯·迈耶-格雷斐,和德·拉·法耶一样,从1926年起为瓦克尔手上的梵高作品开具真品证书,现在他动摇了。

《有白杨树的小路》(1885)

假货礼物

1890年5月20日,梵高结识了保罗·加赫医生。加赫在现代法国画家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他是最早一批欣赏和开始收藏印象派画的艺术家之一。他给画家看病,画家则送他油画和素描,其中有塞尚、莫奈等人。当然,梵高也曾送画给他。

1909年老加赫去世后,小加赫拥有了父亲的藏品,但却被指责贩卖伪作并且印图卖钱。1949年,加赫给卢浮宫捐赠了两幅梵高作品,分别是《加赫医生肖像》和《自画像》,1952年加赫又把梵高的《奥维尔的教堂》捐给法国政府,虽然各家报纸称之为捐赠,但实际上加赫是把画卖给了一位匿名的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又把它捐给了卢浮宫。

1954年,加赫为工程师梵高(梵高的侄子)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基金会捐赠了《圣雷米疗养院的花园》,并且成为了基金会的荣誉成员,这件事特别令人瞩目,因为与此同时,工程师通过对比和检测,开始意识到加赫送给他的这幅画是梵高伪作。

《巴黎的屋顶景观》(1886)

1974年,大约在《圣雷米疗养院的花园》捐赠20年之后,工程师梵高对有关情况做了一番盘点,他认为加赫捐给国立美术馆的所有梵高画都不是真迹。但为什么他从不发表文章说明自己的观点呢?

严格来说,这幅画的画主不是工程师而是文森特·梵高基金会,尽管是由他保管的。在艺术界,甲馆管理者主动发表公开声明,说乙馆藏品不是真迹,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

所有利益各方必须遵循的不成文的规矩是,甲馆管理者负责甲馆的藏品,乙馆管理者负责乙馆的藏品。因而,各馆管理者希望其他馆的管理者,不要对自己保管的艺术品发表破坏性声明。

《红色罂粟花》(1886)

对工程师而言,目录编辑遵守了这条规矩,这个规矩依据的是专业博物馆的自主权,它要求专家遵守具体的行事规则。

专家不应对艺术品作者发表否定性的单方评价,如果有人请他发表否定性的单方评价,他应当考虑到画主有可能对此很敏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去看望刚生产的母亲和她的婴儿,出于礼貌,来访者必须毫无保留地恭喜这位母亲。来房者即使认为婴儿是丑八怪,也不应当面告诉母亲,或宣布孩子的父亲其实是另一个男人。如果来人执意自作主张,母亲就会对他下逐客令。

工程师决定不发表对加赫所藏梵高作品真伪的鉴定结果,这完全可以视为他是在遵守有关真假艺术品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控制着艺术界的交换关系。

然后还有国家荣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十分关注对梵高作品真伪的批评,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两国代表关系紧张,因为他们把艺术当作外交工具。

为什么会存在真伪之争

在关于艺术品的真伪之争中,首先,最能解释其中原因的是 潜在的利益得失。

专家们扮演的角色分工不够明确,很多人都同时从事几个行业,比如德?拉?法耶除了是艺术专家,还是拍卖师、画商、美术馆负责人和艺术评论家。

他们在判断一幅画作的真实性时,经常面临说真话所带来的困境。在了解艺术品真相的艺术专家、提升人们艺术品味的艺评人、博物馆馆长、和作为商人只想逐利的画商之间,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比如工程师梵高,作为梵高作品的持有者、守护人、美术馆负责人,也并不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判定梵高伪作,毕竟那是别人的一笔财产。哈马赫尔是博物馆馆长,但在谈及艺术品的真伪时也出言谨慎。各个专家之间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

《水果静物》(1887-1888)

在大量这类冲突中, 专家有时会选择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或选择成为别人利益的代言人。毕竟,自20世纪初以来,从画商或拍卖行那里卖出的梵高作品价格在逐年攀升,购买梵高作品是一笔良好的投资。

然而,像一些身家雄厚的藏家,之所以拒绝接受被说他们的收藏是伪作,倒与钱没多少关系。他们买下画作本来就不是为了当成商品。他们收藏是为了提升自身形象,希冀通过收藏而垂世不朽。

在他们眼里,最可怕的是 对收藏的梵高作品的纷然横议可能玷污自身清誉,因为艺术品也是名望的象征。谁拥有大量优质藏品,谁就有望得到博物馆、拍卖行和媒体的青睐。这样的藏家定能在等级森严的艺术界获得一席之位。

《巴黎郊外》(1887)

梵高作品也具有象征价值,是荷兰和德国复杂的意识形态构造过程的一部分。在19世纪,荷兰人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黄金时代绘画大师的生平和作品。这个时期,德国的统一也伴随着德国民众 通过本国艺术家及作品来确立其民族精神。因此,如果有人否定梵高作品的真实性,他们会觉得受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寻求个体的上帝观的人而言,梵高其人其作也意义重大,他们赞扬梵高作品的用词皆出自基督教。美学与意识形态的混杂,为梵高作品真伪之争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否定这些作品是真迹,会让他们觉得是对其个人或集体的意义感、目标感的玷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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