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公共艺术一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无论是市井还是乡村，不管是宫廷还是邻里，只要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只要这个地方处于公共关系之中，那么，它的环境以及它的文化氛围等就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种公共文化氛围的呈现关系到公共区域内的文化状态及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小到祠堂，大到寺庙，还有那些牌楼以及各种建筑装饰，包括春联等等，公共艺术的发生与发展都表现出了与整个文化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这样一种关系又有着特定的文化传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文化的传续来维系地域的文化风格。
当过去人们还很少关注到一个独立的公共艺术的存在时，公共艺术的发展以及它的规模，实际上一直是在一种常态化的自然发展之中的。关于公共艺术的建构及其所关联的教育，则蕴含在文化教育的整体之内，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着作用。历史上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学科化建设，可是公共艺术的问题却是一直客观存在的。数千年的历史中，公共艺术在缺少专业教育的支撑下，也一直是在有序发展，尽管各个时代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公共艺术特色。从宫廷视角出发的“左祖右社”的配置，到普通的乡间村落及建筑的安排，从街道到桥梁等，无不表现了一个时代公共艺术的状态。
历史上的许多遗存都可圈可点，哪怕是集中到《清明上河图》上看宋代都城汴京的公共艺术状态，时代的特色与时代的成就也都表现出了一个历史的高度。然而，当下的公共艺术的状态却不仅不尽如人意，其中存在的问题更令人担忧。如果把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放到整个当代文化中去考察即可发现，在所有艺术的发展中，除了少数艺术门类呈现某种颓势外，本该获得长足发展的公共艺术也出现了历史性的退步：一方面是数量、规模增长中的艺术质量的退步，另一方面是艺术质量退步的同时数量规模的增长。大量的公共艺术在城市、街道、社区和乡村涌现，那里有数不清的城市雕塑，也有无数的乡村公共艺术。下级模仿上级，乡村模仿城市。在这种种存在之中所表现出的退步其原因在哪里？看起来，我们的城市美学可能还不如经济基础差的上世纪50年代。50年代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堂堂正正；北京十大建筑的规划，有模有样，这都是一种大国气象，既符合传统的美学原则，也符合发展中的社会实际。人民大会堂中布置的中国画，60年过去依然是经典。如今的状况所显现的差距已不容忽视。而差距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拉开的？
今天，公共艺术的悲剧体现在哪里？比如现在从城市到乡村都有很多的“公共艺术工程”，其中相当多的是形象工程。可以说我们对公共艺术不是不重视，而是过于重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国家经济的发展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为有强大的国家经济支持作保障，才有可能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文化建设，因此，发展当代公共艺术正逢其时。在此背景下，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也都把公共艺术作为一项重要工程，以此来树立相应的社会形象。一座城市，哪怕是乡村，通过多样化的方法来树立并确立自己的文化形象，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这形象能不能为城市争光，成为城市的正面形象？可以看到，不少城市的形象工程是不成功的，甚至是给城市丢脸的。既是“工程”，就需要招标，其中就可能有经济的利益，因此，就有被经济左右的可能。如此，看起来每一项工程都是合法合规的，可是，艺术品质的鉴定以及艺术品质的保证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约？多年来，这方面一直缺少具体的法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国家和各级政府以及一些企业花了很多钱投入公共艺术之中，其必要性也是值得质疑的。胡同统一的色调和风格，街道统一的门脸和牌匾，这“统一”中显现的倒莫如说是审美的退化和异化。现在还不只是一个城市统一牌匾，很多城市也都统一了牌匾、统一了颜色、统一了字体，有的甚至统一为印刷体。如此统一的状况出现在书法专业教育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匪夷所思。如果连牌匾这样的具体应用都成了统一的印刷体，那么，失去具体应用的书法教育的意义又在哪里？
本来的胡同是多元化的。大户人家门前是国槐，大杂院内就是杂树。不同人家有不同的门窗、不同的颜色，有人喜欢大，有人喜欢小；有人喜欢红，有人喜欢绿。现在的统一就形成了城市、街道、社区文化形象的单一化。这种单一化也显现在春节期间，连每个胡同里挂的红灯笼都是统一的。由企业赞助的红灯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企业的招牌。公共艺术如此单一化的存在，实际上是消减了公众对于审美的一些基本认知，消除了审美个性带来的整体的多样性。本来河分东西，江有南北，语音不同，习俗差异，这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多样性。可是一到春节，一座城市或一个省却统一城楼挂春联，形成了区域内文化样貌的同质化。显然，各地的城楼各不相同，形制规模、时代远近，都在与岁月的磨合中表现出了历史的成色和文化的特点，而各地对于春节的表达方式也有差异。过去年画的地域风格明显，所以公共艺术的表现也显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到了数字化时代，对于人们在数字化内容的共享中所感受到的乏味、枯燥，原本利用文化的多样性就能够消解，但如果文化，特别是公共艺术都行进在同质化发展的轨道上，那么，当代人的生活品质恐怕就很成问题了。
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应该和文化的传承系联到一起。实际上这二者本是不可分割的。如今的公共艺术还存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的问题。以贵州平坡苗寨的公共艺术为例，传统的蜡染艺术从布上走到了墙上，墙画描绘的是村人的生活、传统的习俗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墙画自身来看，像他们穿戴中的艺术一样是自身的美化。墙画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所营造的是区域内的文化形象，它们像自然村落中的人一样镶嵌在自然之中，天人合一。公共艺术与文化传统，公共艺术与自然风貌，应该呈现出人文和自然的和谐，而发展和转换、创新和创造，则是一个时代的考验。然而，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公共文化的建设在一些新的发展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地区的文化传统就是白墙黛瓦，甚至成了一种文化标识，可是，为了在公共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墙画，看不到艺术的笔墨和气韵，而拙劣的表现却完全玷污了有着精致文化底蕴的白墙。因此，对于公共艺术不断用“加法”的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领域里存在着的不少难以入目的公共艺术正成为我们今天新的“视觉污染”。在一些中小城市，常可以看到北京建国门彩虹桥的模本，甚至能看到金字塔、悉尼歌剧院等国外名胜的复制。而在基层单位，尤其是一些地方乡村公共艺术环境的恶化，已严重影响到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当标语贴满墙面，当广告公司的生意渗透进公共文化环境之中，对环境的破坏则在所难免。广告公司追求“排面儿”越大越好、“出镜率”越高越好，因此，广告越做越大，越做越复杂，而材质也越来越讲究。有很多标语过去是进不了博物馆、美术馆的，而现在却可以“登堂入室”，和一般单位没有两样，不仅内容相同，而且用的也是相同的印刷体。然而公共美学、公共艺术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应该有如何的美学坚守和担当，应该有怎样的艺术认知？这在今天还是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的。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项工程，直接关系到公共文化环境及城市形象的建构。工程“腐败”会催生城市垃圾，催生新的视觉污染，一些城市雕塑带来的视觉污染甚至已影响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其水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是跌落到水平面之下的尴尬。城市雕塑不“艺术”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上个世纪末到新时代，甚至每况愈下。作为“工程”的雕塑和作为“工程”的公共艺术一样，现在似乎在一些建筑项目中成了标配。一件雕塑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或更多，等发现了问题，却因为花了钱，花了大钱，成了固定资产，所以“不好”也不能拆，这就成了永久性的“痛”。不仅有碍观瞻，影响到城市形象，甚至也影响到整个中国当代美术的形象。
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是设计。有一些公共建筑，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机场、商厦、学校，原有的建筑设计确实非常好，有些是外国名家的手笔。有的城市自封为“设计之都”，但好的设计却是国外的。公共环境中的艺术质素在几年之后的不断添加中就走了样，回到了“原形”。中国是有很好设计传统的国家，从远古的陶器到夏商周的青铜器，历代的设计所表现出的工匠精神是中国艺术的精华所在，而那些公共艺术的创造也如教科书一般，是今天值得借鉴的重要的文化遗产。
公共文化环境的设计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设计方面有了比过去很大程度的提高。可普遍所见的是，低劣的设计大量出现，在两极化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艺术教育存在的某些问题，反映出公共美育在整体上的某些缺陷。
如何在新时代创造出代表这个时代的公共艺术精品则是另一层面上需要反思的问题。如今的公共艺术不少都偏向于一种快餐文化，即在“短频快”的过程中完成从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公共艺术的质量，尤其是那些城乡中的雕塑和装置，不是一般性地缺少精品，而是稀缺。回头再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当年的创作条件那么差，也就是在广场上搭个工棚，可是，那些雕塑家却个个大名鼎鼎，他们接受的是任务，而不是工程。他们做的是国家项目，却没有项目经费。他们为共和国公共艺术的开篇所做出的样板，从构图到制作，至今都可从每一个细节中看到那种责任。他们以平常心和对专业的敬畏，为公众留下了时代精品。
公共艺术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公共文化形象，还关系到所处公共空间中公众的文化感受。遇到好的是一种享受，遇到差的就不仅是难受。每天的路过或经常的光顾，一时的难受与年年月月的难受，对公众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所以，提升当代公共艺术的水平应该成为常态化的审美教育之责。这种教育显然不会立竿见影，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这种教育也不能全靠专业的艺术教育，因为不少专业设计的最终方案是由各级领导决定的，所以，从“领导”抓起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