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艺国际2021广州春拍 | 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先驱：关良&丁衍庸

广东历来是融汇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文化重镇，除主张折衷主义的岭南画派以外，更涌现出林风眠、关良、丁衍庸等一代大家。而与林风眠早年留法经历不同，关良和丁衍庸均在日本大正后期留学东京，二人先后入读同一学校（川端研究所），甚至师事同一老师（藤岛武二），彼此乃知交，最后同样选择回归中国水墨作为创作的归宿。 1940年代，丁关二人同在大后方的重庆国立艺专共事，作为现代艺术家阵营，与林风眠、赵无极、倪贻德等通过“现代绘画展览会”“现代绘画联展”“第一届独立美展”等致力推动“洋画运动”，是中国现代主义美术最重要的推动者。 抗战胜利后，二人不约而同选择京剧人物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虽在应用材料、强调变形以及笔墨意趣等方面皆有相近之处，但在创作呈现上却各异其趣。关良的风格形神兼具，戏味、画味、趣味俱佳；而丁衍庸则逸笔草草，藏巧于拙，于马蒂斯式的拙稚中演绎人生百味。二人在线条与墨彩的融汇中，表现出以往文人画所难以传达的意蕴，开拓了画坛一个新天地。

关良先生有深固的西画根底，同时更深入国画的堂奥。他认识绘画内在精神的可贵，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企图创作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绝不是“折衷主义”者，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创造。

——郭沫若

郭老一席话精准捕捉到关良油画艺术之精髓，实则，反用于关良国画艺术中，亦然。在中西流派纷呈的艺术探索上，关良孜孜以求，融会贯通，领悟出中西艺术在画理上的殊途同归，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划时代的独特图式。以稚拙天真的绘画风格和中西调和的艺术理论追求，在近现代画家群体中脱颖而出。

野兽派的艺术理念对关良颇具影响，其花果图擅以西方之形写东方之韵，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粗犷与细腻兼备，稚拙与鲜明并存。作品精细微而臻广大，往往尺幅偏小，以小见大，然本幅足有七平尺余，实为少见。

画面中花瓶置于中左，瓶身绘以花鸟，蕴藏“喜鸟报春”的美好祝愿；瓶上五彩斑斓的各种花卉显得格外醒目，错落有致又缤纷烂漫；瓶侧置放的果碗和玩偶与瓶花主次分明的立于台面之上，形成稳固的三角形构图。

是幅作于1977年春，为良公晚年得心应手之作。其取材西方静物画，一定程度上借用了西方绘画的明暗、空间与阴影处理，但并没有过分拘泥于比例、透视，反而将中国水墨画的散点透视自然融入。

其笔墨简练而不失笔趣，古朴而又鲜明，体现出传统中国画独有的平淡天真。再者用色、用墨大胆夸张，亦明显带有野兽派绚丽大胆的色彩，可以看出画家贯穿中西，力图推陈出新的探索精神。

丁衍庸早年对现代主义野兽派尤为倾心，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研究朱耷、石涛等清初具有强烈个性的传统画家，其绘画既借鉴马蒂斯绘画中的形式语言，又继承八大山人的“金石用笔”，从而摆脱了中西画彼此界线森然的束缚，最终形成极富个性的艺术风格，被誉为“东方马蒂斯”和“现代八大山人”。

本幅《花鸟》写于1976年，逾6.5米长卷，实属珍稀。时画家虽届古稀，仍精神抖擞，铺纸下笔，全局了然于胸，构图舍繁取简，布景主次分明，运笔准绳，疾速凌厉，线条长而含韧劲，精力盈贯于画中。

展卷披览，图中所绘幽兰、墨竹、红梅、秋菊、锦鸡芙蓉、草蜢海棠、雏鸟桃枝、翠竹、牵牛螳螂等十品，构图上或对角分割，或作左右比衬，或作扇式展开，或作纵列掩映，枝叶舒卷穿插，花朵主次向背，均有巧妙安排，随物赋形，各极其趣，一派天成。画家借传统题材之旧瓶，注入文化接续之新酒，纵放写意状之，时代精神现诸笔底！ 丁衍庸一生追求者正是这种活泼自由、不受绳规拘限的创作心境精神。他从不扭曲己志以屈从世俗，从不拘其创作精神境界之超脱，亦从不规限其画中天地之包容广宇。观此近30平尺巨幅，笔力雄健恣放，取法八大之余，却舍其冷傲孤绝，洋溢了乐观通达的热情。其心与物化，无穷出清新者也。

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关良与丁衍庸在地域上分隔两地，但二人在西洋艺术的个性表现与传统文人画的重性情之处，和西洋艺术的形式美感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之间，寻得中西艺术表现之共通，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启了更加自由且别具一格的笔墨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