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M影像艺术机构联盟是由国内四家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影像艺术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成都当代影像馆共同发起、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为促进影像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用收藏为影像艺术创作注入能量从而推动其发展,联盟组建了联盟藏家俱乐部(ACPM Collectors' Club),并于2021年3月27日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成立启动。
2021年3月27日下午,影像艺术分享会“影像艺术的价值——从私人收藏到全球美术馆”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担任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作为嘉宾,分享国内外美术馆摄影收藏的经历,普及对摄影价值的认知以及探讨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影像收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以“美术馆与摄影及收藏”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王璜生通过自身出发,从中国美术馆与摄影、收藏的历史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所思。“中国其实是与欧美国家同期进行摄影研究的。1930年,严智开创办了天津市立美术馆,那时他就已经提出了摄影馆问题,并特别设立摄影研究会,举办了不少摄影展览和相关活动。1936年,南京国立美术陈列馆成立,一年后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就包含美术摄影,足以说明中国美术馆对摄影的重视和关注是很早的。1987年由陕西摄影群体策划发起的《艰巨历程》是由7家机构共同参与的一项全国摄影公开赛,应征作品共21864幅,应征作者1735人,30个评委于1988年1月评出三十个奖项,于该年的4月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十天的展期观看人数逾十万人。其中柳军、李振盛的作品带有非常特殊的人文立场,新闻摄影和特定时期的新闻所带来的虚假现象等,持有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
1997年,广东美术馆成立时仅有藏品13件,2002年开始有规模地开展摄影有关的活动,在进行《中国人本》的收藏和展览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于是开始筹备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希望在公共美术馆方面进行研究和收藏,有史学立场的对待摄影,以更国际化的策展方式介入国内的摄影展览。
2009年到了北京后,因中央美院是将摄影系放到设计系里的,教学上更偏重技术性,也一直没有摄影收藏,当时想要做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是非常困难的。经过与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的合作后,开展了《灵光与后灵光——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展览结构上分为‘主题展’、‘国际展’、‘爆名展’和‘收藏展’四个部分,其中收藏展部分是由收藏家靳宏伟带来5位摄影大师哈里·卡拉汉、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莎莉·曼、辛迪·舍曼、古斯基和杰夫?昆斯的作品,三影堂则带来了23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在《原作100》展览中,靳宏伟强调了‘原作’的概念,巡展的过程中摄影家付羽一直对摄影史、摄影技术,摄影的奥妙之处进行了跟踪介绍。展览不仅是艺术精品的展示,更是摄影艺术教育的推广活动。
《中国人本》展览从2002年开始筹备,到2003年展出,我们考虑的是国内公共美术馆应该关注摄影方面的历史跟现状。因为国外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分类、意识和技术等都比较超前,是由于摄影收藏带来的摄影史和摄影艺术的问题研究,摄影技术,包括修复照片等技术的提高,国内官方艺术馆需要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中国人本’这四个字是想要体现中国人的个性化过程和人性化的追求,通过图像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总带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无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都有非常自在的一面。当时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作品,藏品却非常少的情况下,与摄影家交涉版权和收藏问题是一个大工程,是在得到了摄影家们的支持和理解才得以完成。
在国内,摄影收藏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差距和误区。近年来,官方美术馆,比如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资金雄厚,进行了不少的收藏,国家博物馆已经开始收藏底片,这是一个很好现象。关键的是在收藏后如何开展相关的研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进行相关的工作。
影像学作为社会学、文化学和艺术学多重含义的学科,有着更为丰富的背后力量,进行相关的研究收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如果缺乏对摄影(图像)的收藏,就会出现珍贵艺术遗产、历史图像的缺失、遗忘等的相关问题。只有专业地进行系统化收藏研究,才能有完整的文化史。”
学术主持苏丹谈到:“王璜生老师谈到了美术馆作为揭示摄影艺术性重要的场所,展现了其对于摄影价值认知的重要作用。摄影所包含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历史的旁证等,这些作用很难把它明确地拆解开,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率先垂范,对大众收藏具有指引的作用,而现在是否做好了准备,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更多的美术馆开始重视摄影领域,把摄影的收藏、宣传推广纳入到我们的目标中、工作中。”
摄影界重要的理论家、评论家顾铮通过线上视频分享了哈佛艺术馆对于摄影收藏的经历,探讨国内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影像收藏。“2017年至2018年,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交流一年,因我的工作是艺术史和摄影研究,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从各个方面深入了解、考察了哈佛艺术馆的摄影收藏过程。中国目前很多的大学兴建博物馆,但在做好硬件的同时,如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对中国大学来说任重道远。
哈佛艺术馆的正面与背面建筑结构、风格不同,是与哈佛艺术馆三个馆整合在一起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系的。1895年开馆的福格美术馆由伊丽莎白·福格夫人遗赠20万美元建立,主要收藏中世纪到当代的西方艺术。1930年,前身为日耳曼美术馆的布施—莱辛格美术馆归属福格美术馆,其收藏亮点是拥有全美最好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维也纳分离派艺术与1920年代构成主义艺术收藏,后来入藏的包豪斯作品收藏与约瑟夫·博伊斯收藏也是其特色。赛克勒美术馆则以古代东方艺术,特别是亚洲、伊斯兰与印度艺术为主要收藏。2008年,经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的设计,三个美术馆一起共居于位于昆西街32号的空间里。截止2012年的数据,哈佛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数字达到了26.5万件的规模。
哈佛艺术馆展厅共分三层。一楼、二楼是常设展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艺术收藏等。三楼则分为常设展示区(古代地中海与近东艺术)、特别展展厅与研究和教学展厅等三个区域。在研究和教学展厅区域,还分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展示空间,它们分别为大学研究展厅(University Research Gallery)、大学教学展厅(University Teaching Gallery),以及大学研习展厅(University Study Gallery)分担着不同的教学研究任务。
教学展厅(Teaching Gallery)是博物馆提供给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的展示空间,展览的主题由该系教师按课程安排决定下来后,馆方配合协助策划、布展。固定的展示空间设置,能从制度上保证了艺术与建筑史教学的教育质量。一般每学期在此空间组织两个展览。
研习展厅(Study Gallery)则开放给哈佛大学全校的教师,由他们提出展览的计划并实施。
研究展厅(Research Gallery)更注重前沿性的策展,是由馆内策展人与艺术与建筑史系的师生合作的空间。
这三个不同功能的展厅对于大学美术馆如何本校的师生的学习和研究,相当具有借鉴参考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大学美术馆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在艺术馆四楼还设有五间大小不一的研讨室,既可供教师上课,也可摆放从库房提调出来的藏品供观摩研究。
哈佛大学旗下51个机构总共拥有1000多万件照片,学校各部门收藏的摄影主要有三大目的,一是教学,二是插图用,三是历史研究,并且所有摄影收藏都是开放给大众的,可自由接触的。哈佛艺术馆的摄影收藏则共有8万2千多件照片,戴维斯·普拉特(Davis Pratt )首先向哈佛大学建议普查分散在学校各处的照片情况,并被任命为学校新成立不久的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CCVA)的静照摄影策展人。1966年,普拉特策划了‘哈佛的50张照片:1844-1966’展,这些图片是普拉特根据对摄影的认识,从哈佛各个机构里借调来展示。在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普拉特在福格美术馆图书馆司书的帮助下,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美术摄影教学收藏(Fine Art Photography Teaching Collection)。1969年和1970年,福格美术馆召集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品评摄影在哈佛所处的地位。委员会主席是现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理论家、策展人阿尔弗雷德·H.巴尔,纽约MoMA的首任馆长,对“开始在哈佛严肃地考虑教授摄影史与建立摄影收藏的可能性作出了重要贡献”(普拉特语)。
哈佛艺术馆的摄影收藏基础来自1969年普拉特策划的‘本·香(Ben Shahn)作为摄影家’展览。本·香是一位来自欧洲立陶宛的移民艺术家,展览后,本·香妻子将他的照片包括底片以及其他档案材料共计4000件藏品捐献给福格美术馆,对于福格艺美术馆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此举确认了美术馆对于摄影作为入藏对象的承认与接受,从此哈佛美术馆收藏摄影的步伐开始稳步的展开。
普拉特说:‘我的意图是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并且是基础稳固的摄影与相关材料的收藏,......它将反映在此媒介中的范围广阔的传统与风格。它们不仅包括比较明确的手法,也包括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时装摄影、广告摄影、新闻照片、科学摄影、抽象的以及混合物媒介的各种类型的作品。’他所提及的收藏范围,可以认为是想通过包涵了几乎是摄影的所有方面的作品来全面服务于摄影教学这个目的。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对于某一样式不给予先入为主的影响应该是更为尊重他们的判断力的表示。
在哈佛艺术博物馆任职的20年期间,普拉特一共策划了20个展览以及70多个“非正式照片展示会”(Informal Print Room Installation)。非正式照片展示会往往会有一个主题,由哈佛艺术馆摄影策展人从库房提出藏品,预先在室内(Print Room)大桌子上摆放好,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向来参观者进行解说并接受提问。展览会形式比较自由,策展人走到拜访照片的一张张大桌子前作具体讲解,参观者则跟随她穿行于各个桌子间,也可随时提问。这种展示会一般长达一小时,社会公众可报名参加。此举具有服务、回报社会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美术馆的影响力。这种展览会不像办个展览那样成本高昂,形式也比较灵活,便于向观众(公众)渗透摄影观念。这是哈佛艺术馆独具特色,并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种方式。非正式照片展示会上,策展人贝斯特女士正在讲解。
哈佛艺术馆摄影收藏有多个来源,2002年,CCVA的2万8千多件摄影作品永远转入福格美术馆。这批藏品的转入,使哈佛艺术馆的摄影收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于哈佛社会博物馆(The Social Museum)的摄影收藏。社会博物馆的创建者皮包迪(Francis Greenwood Peabody,1847—1936),作为伦理学者、社会学者,他提出:‘不是耳朵,而是眼睛,才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主要器官。’和‘在现代文明的、包括了商业模式的转变、科学发现的奇观以及政治力量的叹为观止的组合的所有成就背后,存在着一种处于当今时代中心的、创造了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调节不良的重负感。’皮包迪教授眼看哈佛校园里出现了面向人类学、自然史与艺术史的专业博物馆,认为有必要收集用于社会分析与研究的“样本”,建立一所以社会研究为目的的博物馆,向未来美国社会栋梁的哈佛本科生们以及同僚们提供展开社会状况分析研究的视觉材料,则是展开这种研究的基础。他广泛收集的主要是照片,但也包括了各类图表等统计资料在内的,来自当时世界各国的有关社会问题与现象的大量视觉材料,为向学生、同事与公众提醒一种研究的可能性并且提供具体的分析材料而作准备与努力。
1911年,皮包迪编辑发行了一本名为《作为大学教学指南的社会博物馆》的小册子,对已有藏品从社会思潮、社会现象与社会制度建设等方面,根据英文26个字母进行编目并显示收入此项目之下的照片与图表数量。在这些条目下面,根据情况建有子分类。据这本小册子统计,藏品有照片5559张,图表1774幅。社会博物馆收集的许多照片,往往采取两张并置的展示方式,强调一种前后的对比,以突出社会改革的重要性。1960年代,社会博物馆的藏品被CCVA收入。此时,藏品中照片的数量为近4500张,比社会博物馆开设时的拥有数量减少许多。2002年,这批藏品从CCVA转入哈佛艺术博物馆。现在,收藏的照片作为哈佛艺术馆优质公共服务之一,被数字化后向全球公众开放。
哈佛艺术馆摄影收藏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布施-莱辛格美术馆,原名日尔曼美术馆,于1903年正式开放。该馆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收集中世纪艺术的石膏复制艺术品,主要目的是用于教学。美术馆于1930年开始转变收藏方针,着手收藏艺术原作,征集范围是包括德国在内的中欧与北欧讲德语的地区。1938年,随着包豪斯创始人、建筑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加盟哈佛大学建筑学院,他又带来了一批相当精彩的包豪斯收藏,充实了布施-莱辛格美术馆的现代艺术收藏。而后,包豪斯教师莱奥诺尔·法宁格(摄影家安德烈阿斯·法宁格之父)也给布施-莱辛格美术馆带来了丰盛的藏品。法宁格收藏多达23000多件,包括了绘画、雕塑、摄影(底片与照片)等多个样式。由于几位与包豪斯渊源颇深者的贡献,布施-莱辛格美术馆的包豪斯收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高度。由多个来源构成的包豪斯藏品,尤其是其中的摄影藏品,拥有非常丰富的面向,兼及摄影的记录与表现能力。布施-莱辛格美术馆入口,最深处为作为镇馆作品的马克斯·贝克曼自画像作品。顾铮 摄 图片来自中国摄影杂志
哈佛燕京图书馆拥有藏书100多万,其中有关于中国相当重要摄影收藏,一部分来自海达·莫理循,2016年后入藏了董显光中国纪念摄影,图书馆还有沙飞档案,包括沙飞拍摄的原版照片、原件、创办的刊物晋察冀画报等。
总的来说,能够把握历史机遇,加上较为成熟的制度因素与拥有较为丰沛的资金后援,因而可以在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里稳健地扩充、整合藏品,使得其藏品最终得以覆盖摄影这个媒介的各个方面,得以同时展示摄影所具有的记录与表现两个向度的特性,加深师生对于摄影这个手段的认识。作为大学美术馆,清晰地认准服务学生、促进教学与研究的定位,积极向社区开放,与公众分享收藏,提升收藏的利用水平,履行大学美术馆的社区公民责任。”
苏丹最后总结道:“顾铮老师的分享非常丰富,全世界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的艺术馆对摄影的收藏经历告诉我们,首先摄影的分类很重要,一般是两个来源,一是社会博物馆,二是作为艺术的摄影作品的途径。当然作为大学的博物馆,必然和教学有很多的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到摄影作为一种色彩,作为一种物料,在角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是摄影根本的核心所在,其价值从此延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