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林姆遇上神经美学：启示的年代—现代艺术与医学的第一次冲击

克林姆与罗丹在两位极为出色美丽的年轻女士身旁坐下，罗丹着魔似地盯住她们看??古伦.菲尔德(Alfred Grünfeld，前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宫廷钢琴师，现居维也纳)坐在钢琴旁，这是一间已经把双层门打开的宽敞客厅。 克林姆走上前跟他说:“请给我们弹些舒伯特。”嘴上咬着雪茄的古伦.菲尔德开始弹出梦幻般的音符，飘浮到空中与他的雪茄烟雾纠缠在一起。 罗丹靠向克林姆说:“我从没经验过这种氛围:悲剧性又华丽的贝多芬壁画、令人难以忘怀像教堂般的展示，又有这个花园、这些位女士、这种音乐? ?还有环绕着的欢乐与童稚般的幸福??这些都是怎么造成的?” 克林姆缓慢地点点他美丽的头，只回了一个字：奥地利。

克林姆的画作中有胚胎、生殖、演化、与潜意识驱力等成分，当为创作元素;他所身处的生活与创作地点，有很频繁的科学与人文艺术之对话，成为当时重要思潮与名家来往之平台。这是一种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现象，包含三个重要成分：一个时代、一所大学、与共生的文艺风潮。 那个时代，指的是“维也纳1900”，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交界处，艺文界人士有时喜欢称之为“世纪末的维也纳” (Fin-de-Siècle Vienna)。 这所大学，指的是维也纳大学，尤指医学社群在20世纪初追寻“皮肤底下”(Under the Skin)精神之第二维也纳医学院的风潮，以及佛洛伊德的潜意识与情欲学说。所谓第二维也纳医学院，指的其实是同一间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但在精神上与过去太重视表面作一区分，以标举重视疾病表面底下的病因之新精神，利用大体解剖来追寻疾病的病理成因(pathological anatomy)。

共生的文艺风潮，特指在这个时代，与维也纳大学显有互动的几位画家，亦即表现主义的三位开创者:克林姆、柯克西卡、与席勒。“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一词在1911年以前甚少被提及，当时的画坛主流显系法德而非维也纳，该词最早出现在1910年的伦敦展览与1911年的杂志文章中，系指称由塞尚、高更、梵谷、马谛斯所领导风潮的“后印象主义”。 1912年在柏林画展中(维也纳的柯克西卡亦参与展出)，也出现表现主义的讲法。挪威画家孟克情绪强烈的作品(如〈呐喊〉)亦被视为表现主义画作。后来被视为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的克林姆，其最出名的两幅作品〈亚黛夫人I〉与〈吻〉，分别完成于1907年与1908年，〈亚黛夫人II〉(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I)则完成于1912年，可见表现主义的精神与传统在1911年之前，早已表现在画作之中。

这三个人的个性决定了画风以及他们后来所扮演的角色，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克林姆是一位懂得与世俗妥协，并与传统连接的创意者及领导者，他更像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将内在情绪作强烈表达)，但也参与创建奥地利表现主义(以扭曲肢体手脚与脸部的方式，来强烈表现内在情绪的扰动);柯克西卡则以表现主义的风格，创作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人物素描与绘画，他同时也是一位个性强烈与不安定的画家;席勒的才华最受克林姆欣赏，视之为未来维也纳艺坛的领导人，他的个性经常出现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可视之为现代绘画的卡夫卡。 当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宣称“表现主义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当代竞争对手”之时，他可能同时已在向大家表示:“我们都是现代主义者，我们都想深入表象之下了解事情，我们与佛洛伊德学派是分别独立发展出来的。”因此若由此推论表现主义画家与佛洛伊德理论之间，应有关联或者有竞争关系，并不为过，只不过对象与作法不同而已。

在谈论20世纪初艺术与科学之互动时，首先举的分析对象就是克林姆的〈亚黛夫人I〉与〈吻〉，画中皆以长方形表示精子、椭圆形表示卵子，两者交缠，拟借此展现生殖与生命力之旺盛。差别在〈吻〉是各自在男女上表现，但在〈亚黛夫人I〉中，则全部汇集在同一人的圆裙之上。 柯米尼在其分析席勒的书中这样说:“有很多外在与内在的解释方式，其中之一是在时代转换之际的维也纳，流行对自我的关切—与佛洛伊德一样，住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环境走动，接受同样的刺激，席勒参与了这股着迷于精神现象的总体氛围。席勒的自画像，还有柯克西卡的，直觉地处理了那些佛洛伊德花了很大心思作科学鉴定与分析的，有关性与性格的各个面向。” 《启示的年代》作者肯德尔认为，克林姆深入女人精神状态的直觉，毫无疑问的比佛洛伊德更为清楚。当他的画风从新艺术演化到现代主义，克林姆将焦点放在自从他父亲与弟弟过世，以及与爱蜜莉结婚后，主宰他思考的两个主题上，这也是形塑表现主义特色的两个主题:性欲与死亡。 所以，克林姆展开了有关驱动人类行为之潜意识本能的探索，他成为一位潜意识的画家，专门揭露女人的内心生活。 “脑科学与艺术代表了两种对心智运作的不同观点，透过科学得以知道所有的心智生活来自脑中的活动，经由观察这些活动，得以开始了解对艺术作品产生反应的背后历程。 透过眼睛搜集得来的资讯如何转化为视觉?思考如何转化为记忆?行为的生物基础为何?从另一方面来讲，艺术则对稍纵即逝与经验性为主的心智活动，以及对某一类经验的感觉这一类问题，提供了重要直觉。 脑部扫描可能发现了忧郁的神经讯号，但贝多芬交响乐则展现了对该一忧郁状态的真正感觉。假如我们想要完全掌握心智的本质，该二观点是缺一不可的，但这两者很少被放在一起过。1900年维也纳的知性与艺术环境，标志了一个这两种观点得以作早期交流的时代，而且让有关人类心智思考方式的了解上有了惊人发展。 在今日作这种交流能带来什么好处，谁能因此而获益?对脑科学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生物学的终极挑战之一，就是想了解大脑何以能够有意识地觉知到人类的知觉、经验、与情感。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该一交流，对艺术观赏人、艺术及思想史家、与艺术家本人，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 ” ——艾力克?肯德尔Eric R. Kandel，《启示的年代：在艺术、心智、大脑中探寻潜意识的奥秘从维也纳1900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