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艺术创作里的“女性视角”？

在过去，艺术的故事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都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 因此，在现代主义之前，我们几乎找不到可以用“赫赫有名”四个字来形容的女性艺术家。也因为如此，在过去的传统认知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知名作品屈指可数。艺术作品，从诞生到收藏，到赏析与传播，曾在一定时间里是固定阶级间的游戏：由男性艺术家创作，画给男性收藏家和男性观众欣赏与购买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品的“男性视角”(male gaze)。

有关这个话题，在1972年，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与BBC合作的知名系列纪录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的第二集中，就有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油画是对阶级地位的认可，风景画是为领土拥有者创作的，“你画一个裸体的女性，因为你喜欢这样看着她”。还有很多金句，我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原著。

所以，在2021年的今天，当女性艺术家已经纷纷进入了我们的美术馆、画廊、博物馆，从而进入了我们的公共视野，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话题里时，再回过头来，通过讨论这些成功的艺术女性家，从而了解“究竟什么是艺术中的女性视角”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想，在艺术中的女性作者也是丰富多彩、各有千秋的，所谓的艺术作品里的女性视角，如果范围设定太狭隘，如“女性的生理特性”、“暴露女性的脆弱”，“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平地位”等，单谈这些也会变成另一种欠妥的事实。女权主义思想当然会改变艺术家的想法与创作，无论对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创作者而言，了解女权主义思想，认识到人的权利、社会问题与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总会是有帮助的。一个新的伟大进步，往往就是在不断的思想斗争之后诞生的。

毫无疑问，艺术史上已经存在一批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她们包括：画家，雕塑家，手工艺者，服装设计师等。她们并不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例如，17世纪生活在意大利的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9世纪生活在法国的罗莎·邦海尔(Rosa Bonheur)和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她们三位女画家，都是技艺精湛且获得成功的职业艺术家，并且都在自己的能力和审美上，做出了对她们当时所处环境与文化的呈现或反抗。你完全可以在她们的身上看出女性视角的不同方面——对反抗的意识，对技艺的追求，对情怀的把握。

其中，出生画家世家的真蒂莱斯基故事曲折，她从小习画，但在职业追求的道路上遭到老师的强暴，且这一性侵行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使得真蒂莱斯基对男性的暴权、女性的艰辛深有感触。于是，在早期的女性创作里，真蒂莱斯基显得异常大胆，她简直是拿画笔做刀子在画布中去杀人。

而罗莎·邦海尔的画作虽然诞生于近两个世纪之后，可她的女性视角则不像真蒂莱斯基那样具有攻击性。她的画技十分精湛，对景色和物体的细致描绘会令所有观看者感到佩服。她出生于1822年，卒于1899年，是法国重要的画家、雕塑家，大多数作品都采用了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来创作，她尤其喜欢创作有关动物的画。最著名的作品是《在尼威尼耕犁》(Ploughing in the Nivernais)，这幅画乍看之下如照片一样栩栩如生，空间、光线、形象都无比逼真。

这幅画首次在1848年的巴黎官方沙龙中展出，目前藏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内。《在尼威尼耕犁》是法国政府委托邦海尔创作的，可见，在19世纪的当时，邦海尔已经获得了职业生涯的成功，且被认为是法国19世纪最厉害的女画家之一。

属于印象派运动的女画家玛丽·卡萨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的画里充满女性的温柔一面与家庭情怀。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她，家境优越，父亲是股票经理人和地产商。成年后卡萨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生活，在那里，她结识了一批印象派画家，并且一起作画，一起展览。

卡萨特经常创作女性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图像，尤其着重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亲密画面，画面里氛围自然和谐，人物泰然自若，充满了温馨愉快的家庭气息。她是印象派里女性作者的代表，法国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格夫罗伊(Gustave Geffroy)将她形容为印象派“三大贵妇”之一，其他二位是玛丽·布拉克蒙德(Marie Bracquemond)和贝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

以卡萨特为例的这些出身优越的女性艺术家，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创作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里——并不具备根本的革命性。也就是说，她们的艺术创作还属于男性视角的一部分，还处在对女性的“既有印象”的重复描绘里——她们温柔，美好，乖巧，细致，充满母性的光辉。甚至，我们还可以在玛丽·莫里索的身上，看到女性艺术家对男性艺术家的“附庸”关系。

莫里索是一位法国画家和模特，是巴黎印象派画家圈子中的一员。 1864年，莫里索特在巴黎沙龙首次展出，她的作品随后在六家沙龙展中展出。1874年，她参加了印象派画家的首次展览，与包括塞尚，德加，莫奈，毕沙罗，雷诺阿和希思黎等男性画家一同展览。它在摄影师纳达尔的工作室举行。在1874年至1886年之间，莫里索还参加了之后的7次印象派展览。莫里索特嫁给了她的朋友爱德华·马奈的弟弟，同是画家的尤金·马奈。

但尽管如此，这些女性艺术家的名字还是很少被人们记住，尤其是她们的作品，在几个世纪以来都被严重低估。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者们的寻找，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性艺术家才开始浮出水面，我们也才意识到她们的卓越与伟大。 随着女权主义意识的进步，也随着女权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艺术行业中出现了更多的女性从业者，学界和展示机构也开始更加关注女性创作者的力量，多从女性的视野和角度去思考艺术史里的问题。所以，现在从“女性视角”去创造艺术、记录生命、启发大众的作者越来越多，跟随着她们的眼光，我们可以去重新发掘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可以去欣赏那些曾被错过和遗忘的女性美好。

于是，女权主义艺术家，就成为了我们去了解女性视角的一大方向。这些女权艺术家，为了摆脱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有的人公开出柜，有的人即使不是同性恋也会保持单身，以摆脱对男权的附庸。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她们的事业就是要跟曾经那些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真善美”对着干。19世纪的女画家只能画画家庭生活、闲暇时光、花鸟与风景，那么，20世纪和21世纪的女性艺术家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描述一些曾经不能被触碰的话题。即使她是画家，她也会在绘画的内容与形式层面上做出微妙的挑战。但是，还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艺术家，选择了摄影、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新兴的媒介，做出了更加大胆的精神反抗，随时面临着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各种障碍和挑战。

这批人里面就有，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她1954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是美国著名的当代摄影家。1972–76年就读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巴夫洛学院学习，最初学习绘画，后转为摄影专业。以《无名电影剧照》和《中间插页》为代表作，她善于以自拍的形式，通过化妆技术完成人物塑造，反映出西方社会的流行文化中对于不同年代典型的女性形象的刻板描述，去反思女性主义精神。

还有，美国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也是女权主义的代表艺术家。她的大型装置艺术《晚宴》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她的创作和引发的社会争论成了女性权益运动在文化领域中发声发酵的重要一环。

在这样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晚宴上，巨大的三角形的桌子上共置放着三十九个华丽的餐盘，每个餐盘对应着一块美丽的手工刺绣餐布。它们每一个的形态都不尽相同，充满了文字与图案，都纪念着一位历史上的重要女性，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些华丽的雕塑作品有的像花瓣一样绽放，有的像一对蝴蝶的翅膀，有的像古典神话中的图腾，都象征着女性的私密部位，成了赴宴人们的盘中餐。

在其他女性手工艺人的帮助下，朱迪·芝加哥设计并制作了这一套复杂的陶瓷作品，一边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伟大女性的敬仰，一边讽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女性身份的肤浅消费。而这个耗时五年完成的作品，所引起的社会讨论则远远超过了艺术的范畴，对它的支持和反对之争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甚至有华盛顿的男性国会议员，在会议上声讨这件作品，认为它太过于露骨而应该被禁止公开展示。

还有法国女性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 Louise Bourgeois)，她是一个非常多产而智慧的艺术家，作品包括绘画、版画、雕塑、装置和布艺刺绣品。她从 1947 年开始雕塑创作，除了使用传统的金属、木头和石料之外，她还大胆采用布料、尼龙、乳胶、橡胶、水泥等特殊材料。

金属和石块，由于质地坚硬，质量和体积庞大，常会让作品产生出男性气质。布尔乔亚身为女性艺术家，在艺术中常常讨论生命和家庭关系，因此有意识地考虑到材料的情感记忆与感性理解。于是她在创作时，也会有意地尝试更为女性化的材料，如布料和尼龙。

材料的特殊质地让她的雕塑常出现难以描述的形状和气质，类似光滑的球状和柔软的生物。这些形态常常暗指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指代了不在现场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份。同时，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流露出了对男性的恐惧，甚至是敌意。布尔乔亚的雕塑中常常出现对男性生殖器的丑化和变形，这源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伤。

此外还有，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1887-1986)她是美国现代艺术家，被誉为20世纪的艺术大师之一。欧姬芙的绘画作品已经成为1920年代美国艺术的经典代表，她以半抽象半写实的手法闻名，其主题相当具有特色，装饰性很好，同时也体现出了独具特色的抽象感。

她的画里多为花朵、岩石、海螺、骨头，还有一批风景，以荒凉的美国内陆景观为主。她的作品中常充满着同色调的细微变化，组成具有韵律感的构图。她最著名的大花卉系列，一般是大幅的花朵内部的微观图，以悠扬的曲线和渐变色组成神秘又具有生命力的构图。同时，很多时候，人们都能在她对于花芯、花蕊的内部的“放大式”描绘里，看出她对于女性生殖、生命周期、繁衍后代等话题的影射，而这些问题，也常常是女性创作者会涉及的话题。

这一系列画作在1925年展出时，将欧姬芙推到绘画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其中一幅《海芋花》以两万五千美元拍出，是当时在世艺术家画作的最高价，也奠定她代表1920年代美国画家的地位。后来，她于1932年完成的《白花1号》(White Flower No。 1)于2014年在苏富比拍卖行以44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让她的画成为当时女性艺术家拍出的最昂贵的绘画艺术品。

再来说一个女同性恋的艺术家，英国女权主义雕塑家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她创作过很多隐喻身体的雕塑，简单直接、幽默荒诞，还有点挑衅的意味。她1962年生于伦敦，作品有摄影、雕塑、装置艺术，基本上都围绕着“性别”这个主题。但是，在展现这个严肃的性别问题时，卢卡斯总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把各种不属于艺术的材料拿来做雕塑。例如报纸、香烟、水果、蔬菜、尼龙袜和内衣内裤等，甚至还包括过一整个马桶。

她的作品看上去凌乱邋遢，但总让人会心一笑，且恰到好处。在1994年，她的作品《原汁原味》(Au Naturel)就用一些日常物品的组合幽默地隐喻了一个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一张弯曲的旧床垫上，有一只铁桶和两只香瓜，旁边是一对橘子和一条竖起的黄瓜。

卢卡斯仿佛开了一个玩笑，而我们则被置于了观众的位置，看到抽象的“性”被简单地肢解成了多个部分。《原汁原味》没有任何明显的道德评判，没有女性艺术家流露出的尴尬或是羞耻，而作为观众的我们，看到这样明显的性器官描述，也没有半点内疚感。

卢卡斯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她的作品有明目张胆的讽刺和大胆辛辣的幽默，虽然，她一直讨论着严肃的性别问题，但似乎并没有急于给这个问题下判断。她用玩笑式的态度让观者重新审视自身对两性角色的看法，亦要揭示英式幽默里令人不安的一面。

可以说，卢卡斯的作品即包含来自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对抗，也流露出她自己常以滑稽的手法来模仿而嘲弄男性的姿态。她在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观察后现代社会中的性别问题，似乎告诉其他女性艺术家们：你们不必再坚持把性别和性政治作为女性艺术的必要课题，而是可以利用这种环境与文化现状制造一种视觉的双关语，或粗俗的委婉讽刺。

实际上，以女性视角来创作的艺术名家真的非常多，我感觉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例如，我们人人都爱的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她因为病痛拾起画笔，然后画笔成为了她完成精神肖像的有力武器。在一幅幅弗里达完成的自画像里，你看到的一个个女人，有的神情平淡，穿着朴素，充满自信;但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生与死的血腥与残酷，挣扎与愤怒。她的画里往往充满了种种寓言般的处理，植物和动物形象都具有象征化的手法，情感充沛，爱恨交织，让人们相信这是一幅幅有关精神存在的自画像。

在亚洲，1929年生于日本的草间弥生(Kusama Yayoi)在1957年移居美国的纽约，被认为是国际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她在60、70年代开始在纽约活跃，展露她的前卫艺术创作，目前居住在东京。

草间弥生的女性视角与她的精神疾病分不开。她从10岁开始产生幻觉和幻听，目前住在东京的心理治疗所中，并继续从事着艺术创作。她的工作室离治疗所不远，她以艺术工作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疗愈。

草间弥生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不是为了艺术，我应该很早就自杀了。”草间弥生的创作被认为具有多重风格，包含了女性主义、极简主义、超现实主义、原生艺术、抽象表现主义和行为艺术等，其创作媒介有绘画、软雕塑、短片艺术与装置艺术等。可以说，她的作品完全是向内而发的，属于女性视角的极为私人化的一类，呈现出一种具有自传式的、心理学的、囊括了性主题的内容，

还有，抽象表现主义里的女性视角，如：海伦·弗兰肯特尔(Helen Frankenthaler)，她因为对“色域派”(Color Field Painting)运动的重要影响而被世人铭记。她在巨大的画布上直接泼洒颜色，把节奏和搭配作为自己的抒情方式，强调绘画的精神行为和活动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影响了美国战后的色域派艺术运动和一批杰出的抽象艺术家，其中包括了肯尼思·诺兰德(Kenneth Noland)以及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

毫无疑问，我们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些改变艺术世界的女性，不仅留下了许多深刻而美好的作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那里学到的是：一个个不同的体察世界的角度，呈现世界的方式。 艺术家，无论男女，都不必为自己的身份或对所处的族群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而艺术创作实际上是可以变得很“自私”的——只为自己的内心故事而创作，不需要向任何一个人道歉。即使是，你的作品不漂亮、不具备装饰意义、不符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只要是一个真诚而有意义的思想火花，那么这样的每一种私人观点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生命的个性与真诚。

我始终认为，学习艺术里的女性视角是非常必要的，每一种美学观点和审美趋势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来源、曲折的发展和未来的位置。女性群体，从艺术创作的局外人，到男性艺术的附庸，再到今天具备了自己的声音，终于从画架的观看一端转变为创作一端。 我们从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到小规模的个展，都能看到不同女性的模样与声音。每位女作者，都应该为自己的工作和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到自豪，无论她使用的是哪种风格或媒介，都不再受古老的性别规范、陈旧历史的束缚、社会道德的压抑。观看女性艺术，你就会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像她们一样勇敢而智慧;而读懂了艺术，你则可以像世界上最具才华的人一样，去发现生活里的种种问题，然后放倒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