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与毛旭辉相关的记忆（上）

视频拍摄、剪辑/叶清

初识“小毛”

我最初听别人提到毛旭辉的名字，是在1975年。

那年我17岁，还在上高中，在昆明开始学画画，认识的人很少，身边只有两三个一起学画的朋友，他们和昆明的“画画圈子”比较熟悉，所以常会听他们讲：昆明有哪些著名画家、谁是画画的天才或神童等话题。

当时在昆明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天才画家，名叫苏新宏，人长得很帅，当地学画画的少男少女们都很崇拜他。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去苏新宏家里(当时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大家都是在家里画画)，想让我感受下真正的艺术氛围，但因为我年龄太小，之前也不认识苏新宏，他只是简单跟我寒暄几句，并没有什么交流。当晚我还听说，有个叫“小毛”的绘画神童也住在苏新宏那里，跟他一起画画，这个人就是毛旭辉，但当晚我并没有见到他。

我第一次见到毛旭辉，是在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的时候。

我插队所在晋宁县的文化馆馆长，当时大概30多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想把县里的文化生活搞得活跃一点，就开始四处搜罗周边乡镇里那些擅长音乐、画画和写作的“知青”，再由县文化馆统一发通知抽调这些人，搞一个“晋宁县文艺创作培训班”。

最后，各地抽调上来大概几十个年轻人，我也很荣幸地被选在其中。在“文艺创作培训班”里，我认识了一个叫做夏维维的年轻人，他对我说：“我们公社最近来了一个年轻的带队干部，叫毛旭辉，是昆明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呢!”这是毛旭辉的名字，第二次以传说的方式进入到我的视野里。

不久之后，我们县的文化馆接到一个任务，要重新给县百货商店做橱窗设计。馆长听说毛旭辉在昆明时就是为百货商场做橱窗宣传的，专业正好对口，就要把他请来。而我们这帮文艺青年也很期待见到这位慕名已久的“小毛”。

跟毛旭辉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下午，我和一个朋友正在画速写，听到外面有人喊：“小毛来了!小毛来了!”接着就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走进来，当时真像见到明星一样，大家都很激动。刚放下行李，就有人喊小毛去打篮球，当年的毛旭辉长得很帅，篮球打得也很好。球赛后，有人拉毛旭辉跟我们这些青年画家搞一个类似座谈会式的活动，挨个介绍、相互认识。他当时是干部身份，级别比我们这些知青高，我觉得他很年轻，不好意思叫毛老师，又没法跟熟人一样喊他小毛，就把速写本递给他点评。

毛旭辉当时点评我的速写 “画的太概念”，我没搞懂“概念”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应该抓住生动的东西去画”，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是我初识毛旭辉时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座谈会”后，一堆“文艺青年”开始聚在一起聊天。小毛很激动地开始为我们讲他刚看过的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的口才很好，很生动地描述了其中让他感动的一段情节：

一个老游击队员约好和一位地下党员在广场上见面，临行前得知这个人已经叛变了，但依然去广场上赴约。结果两人都被埋伏在钟楼上的德国狙击手打死了，老游击队员倒在广场上，镜头慢慢拉远，将画面展开成一幅全景，教堂钟声响起，一群白鸽从画面中飞过……

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听着小毛极具画面感的讲述，我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悲剧和浪漫主义色彩。而毛旭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情感丰沛，给人一种浪漫主义的感觉。

“大学时光”和“写生记忆”

后来，毛旭辉返回昆明，我依然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我偶尔回城就会去拜访毛旭辉，两人也慢慢变成好朋友，因为他比我略大，我们的关系更像兄弟一样。

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后，毛旭辉考上了云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现在的云南艺术学院)，我也从农村直接考入了四川美术学院，但因为当年条件所限，作为77级的大学生，我们在1978年春季才正式入学。

在高考前我们就约定好了，只要谁拿到通知书就请大家下馆子吃饭，饭后再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上还会写一行当时流行的纪念性文字。

上大学后，因为相距遥远，我一直跟毛旭辉保持着通信联系，用书信的方式交流彼此关于艺术的想法、两所学校间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体会等，毛旭辉的信写的特别好，每次都会写的很长，我也必须很认真思考，再回信给他。

我记得大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最想回昆明，因为一个学期下来有太多新的体会，画画的状态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特别想回去跟朋友们当面交流下这个阶段的想法和收获。

放暑假回到昆明后，毛旭辉约我一起聊天，他说他找到一辆顺路去丽江的大货车，可以搭车去那里写生，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从没去过丽江，也很想一起去，但因为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和学费是完全靠家人提供的，出去写生又是一笔额外的支出，所以家人不同意我去丽江。但毛旭辉有公职的，属于带薪上学的，他当时有20多块钱，就跟我说：只要你同意去，我的钱咱两一人一半，足够我们去丽江了。

我当晚回家跟家人说：我不要钱，但我想去写生。看我非常坚持，家人最终还是同意了。我记得很清楚，临行时毛旭辉把自己攒的工资都带上了，他哥哥还给了我们10块钱。

在丽江的一个月时间，开始我们四个人(还有两个毛旭辉的同学，从其他地方赶来与我们汇合)一起在镇子周围画写生，后来我和毛旭辉两个人又深入到山区里去画。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毛旭辉早起爬到一座山的山顶上，初升的太阳将金光洒在眼前的群山和湖面上，看到这个场景，毛旭辉激动地对我说：“你看这场景像不像列维坦画的《墓地上空》?”

而这种看到一处景致马上就能对应到某张俄罗斯绘画的联想方式，也是我们在大学一年级时学习绘画的主要方法。那个时代美术界整体的氛围，还是以学习俄罗斯或苏派绘画风格为主的。每个学画的年轻人，都带着一种对苏联(俄罗斯)艺术的热爱和崇拜，从眼前的风景中寻找着画册中经典的构图方式和色彩关系等，而不是真正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挖掘自然，但年轻的激情，也让这种近似“临摹”的学习方式，变成为一种专属于那个时代的单纯与快乐所在。

勤奋的“小毛”

第一次在丽江写生的时候，我们还画不起油画，都是画的水粉画，水粉相对便宜，干的快，适合写生。

当时的“小毛”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个手很快、始终保持着勤奋状态的画家。他有什么想法可以迅速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是让我特别羡慕的，因为我画画特别慢，我们一起写生，经常是我一张还没画完，他已经画完三张了;在画速写方面也是这样，我们经常从早画到晚，我觉得自己算很勤奋的了，结果回去一看，小毛画的起码比我多一倍。后来到了80年代，毛旭辉开始做很多实验性的拼贴作品，创作量也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受存在主义观念影响极深的表现主义画家的话，毛旭辉应该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毛旭辉敏锐的直觉、不顾一切的冲动和热情等核心气质，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这种状态也一直延续到他之后的创作和生活中。

在大学期间的每个假期，我俩都要约着一起去写生。比如后来毛旭辉常去的圭山，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圭山原本是云南老一代画家发现的一个彝族小山村，那里保留着很原始的乡村风貌，所有房子都是石头砌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在圭山看到了很多类似“巴比松画派”笔下景色。

我记得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我和小毛在圭山住了一个多月，回到昆明后，两人都瘦到皮包骨头了。那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不到肉，就是靠玉米和土豆充饥，但是当时我们还是很开心，因为在那里可以画很多画，不用考虑其他现实问题。

翻开“现代”之书

四年的大学时光，为我们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上大三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大量的西方画册也开始被引进到学院的图书馆里，我和毛旭辉也在那时同时喜欢上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我们共同经历了从俄罗斯(前苏联)到东欧国家的艺术，再慢慢了解和喜欢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的过程。

到大四的时候，我和毛旭辉的通信内容大部分都是在探讨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话题，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写实模式也渐渐失去的兴趣。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密切交流，也为我们此后持续了几十年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关于艺术和文化的思考上，我们之间有很多共识，交流起来也非常顺畅。

大学毕业后，毛旭辉被分配回原来的百货公司做美工，我在家待业三个月等待分配，我们几乎天天都会在一起聊天。那个阶段我们感觉非常苦闷，不知道今后的创作道路该怎么走。

“现代主义”在当时的还属于洪水猛兽类的“毒瘤”，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又特别痴迷于此。当时的昆明算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南来北往的人很多，艺术信息的交流也比较多元化。虽然“苏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这里的主流艺术样式，但像以丁绍光、蒋铁峰创办的“云南画派”(当时叫“高丽纸粉彩画”)为代表的装饰风格绘画，却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我和毛旭辉并不喜欢这种形式化的东西，那种以装饰化的方式去描绘边疆少数民族形象的绘画，与我们心目中所理解的现代主义艺术相去甚远。

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和毛旭辉更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在“苦闷”和“压抑”中，我们两人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介绍最新读过的书籍，交流彼此的阅读感受。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量的西方出版物开始被翻译和出版，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关于关于西方现代思潮、人文、哲学、宗教、心理学和艺术类的书也越来越多。只要发了工资，我们

就会去当地的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去买书，也订阅了一些介绍现代主义的杂志，像《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

我当时明显感觉到毛旭辉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回想起来，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尤其是在阅读上。在我还没有找到明确的阅读方向时，毛旭辉已经非常笃定自己的阅读方向了，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诗歌、音乐和美术等，涉猎非常广泛，而且他每个月的阅读量都是我的几倍。我后来看的很多书都是他推荐给我的，尤其是在现代文学方面。

今天回头再看毛旭辉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创作，可以明显感觉到现代文学、诗歌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对他的深刻影响。

盘龙江畔的“左岸之恋”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里，我和毛旭辉在接受着同样的思想熏陶的同时，也会因地制宜地去设想一些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相关的场景。

大约在1982年，我已经在昆明歌舞团工作了，我们单位旁边有一条名叫“盘龙江”的小运河，几个朋友经常来我这里聚会，我记得有一次喝酒后毛旭辉说：“其实这条河也可以叫塞纳河。”因为我们喜欢的很多法国文人和艺术家的故事都发生在塞纳河边，我们就用身边的小河移情假想出一个属于中国的“左岸之恋”，并把它称为“我们的塞纳河”。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交朋友也简单，只要你留头发、穿牛仔裤、喜欢现代主义，马上就可以成为朋友。朋友们每周都会在“塞纳河畔”聚会、聊天、喝酒，当时的状态基本就是一个星期小醉一次、大醉一次。因为没有什么现实的机会，我们喜欢的“现代主义”又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一帮“颓废青年”就抱成团、背靠背地取暖，并形成一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开始只有我和毛旭辉，后来又加了潘德海，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圈子也慢慢地开始扩大，最多有一次参加聚会的大概有30多人，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小圈子扩大之前，每次酒后我和毛旭辉都会相约去河边散步，把自己的想象融合进那些曾在塞纳河畔行走的文人和艺术家的背影之中，如萨特、卡夫卡、梵高、高更等等，他们也都在我们年轻的幻想中，变成了身边可以倾心交流的朋友。这种虚幻但又充满理想的氛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记忆，这期间我和毛旭辉的关系也越走越近，基本成了形影不离的状态。

1980年至2000年之后，毛旭辉经历了哪些改变?他如何从“小毛”变成“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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