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不是中国独有和独创，但在中国是一种具有普遍化的社会现象。网红在近年来的发展以及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成为一种具有潮流性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这之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标明为网红的人和事也传到博物馆业内，所以，博物馆与网红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样成为新时代特有的一种现象。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网红乃一时之兴，基本上都是红不长久。网红具有偶然性的特征，虽然可以打造网红，但打造未必能红；而偶然的无心插柳成为网红也是一种可能。网红的社会化带来的问题，让人们看到了曾经有过的一哄而起和一呼百应，因为这个一哄而起是大众文化中特有的现象。而只有属于大众文化的普及性和大众性，才有可能通过网红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显然，很多高格调的文化是难以通过网红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网红基于大众文化传播的特点，成为今天大众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依然在文化推广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加剧了社会的浮动和人心的浮躁，而且还撼动了文化发展中属于价值观的根基。这对于文化发展的损伤和损害，在当下则是一目了然。可是，在网红的时代，博物馆难以置之度外。
博物馆是铁打的营盘，如何面对流水的网红？作为网红打卡地是博物馆成为网红的主要表现，因为网红使得大家把目光专注到博物馆或博物馆的某一方面。而博物馆作为网红打卡地，又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博物馆是所在城市和区域中的地标，是城市的文化窗口，是公众的理想所在，所以，对博物馆是趋之若鹜，这是因为博物馆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博物馆在自己的城市中生长和发展，和几代人都联系在一起，其影响力所在或者影响力所致，与人们今天常说的网红有很大的不同。其红与不红，在城市中的影响力和公众对它的依赖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与整个城市发展关联的强弱问题。国家强则博物馆强，城市强则博物馆强，看看阿富汗的国家博物馆就知道这一切。显然，公众对博物馆的依赖感和网红有着本质的区别。很多公众去博物馆，或将这里成为一个聚首的地点，是因为博物馆内在的磁场和引力。而作为网红成为一个直播的现场，或是留念的地点等，就不仅仅是它固有的内容，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具体的利益和诉求。网红基于网络的传播，基于屏幕的呈现，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广泛的群体中传播，并产生影响力，这是由诸多的社会情况决定的。网红是社会对博物馆的一种利用。网红的文化形态、文化资源、技术手段等都有可能成为博物馆网红的一个方面，但是，面对各不相同的网红，博物馆的网红和社会上的很多网红也是有明显的差异性，这是由博物馆自身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
那么，博物馆因何而红？又是因何而成为网红，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博物馆能为社会所关注而成为网红，首先可能是因为其建筑，一般都是发生在新建的博物馆之上。因为新建博物馆在这座城市中往往经过很长时间的城市规划，有巨大的投入，有漫长的建筑过程，因此也是公众的长久期待。而很多新建博物馆受到社会关注的根本是有独特的设计，其造型和体量都让人们惊艳，所以，一旦开馆就会成为城市中的热点，蜂拥而至。而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中的新建博物馆开馆，观众都会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去参观，这种一看究竟就形成了巨大的客流量。如果是这种情况而成为网红的话，它是基于博物馆建筑自身的问题。
比如像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博物馆的日本美秀博物馆，虽然远离城市，可是像教科书一样的设计，美轮美奂，尤其是他建构的心目中的“桃花源”成为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自1997年开馆以来就是爱好者的打卡地。比如像法国巴黎耗资近7.9亿欧元的LV基金会艺术中心，像天外来客所呈现的外星球的感觉，由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2014年10月开馆至今都是巴黎的一个新的打卡地。
尽管它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网红，可是，如果在中国一定会被称为网红，因为它的门前每天都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排队的队伍。而法国朗斯市的卢浮宫分馆，更是一个国家和一座城市的奇迹，因为国家用这座博物馆来挽救了一座没落的矿山城市，而由“SANAA”建筑师事务所与美国英瑞‧柯特伯（Imrey Culbert）以及法国景观建筑师凱瑟琳‧莫斯巴赫（Catherine Mosbach）的联合设计，在一个安详、平和的视觉中，让人们感到了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内部空间，而展出的卢浮宫藏品居于其中，也不同于在卢浮宫的感觉。
这些由世界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博物馆，不仅在自身所处的城市，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业内的热门而盛况不衰。这种因建筑成为网红的情况，世界上有很多，都是旅游者和爱好者的必须的打卡地。而在我们的很多城市中，也有一些偶然性，比如像青岛美术馆那转角的围墙外面，因为有其特殊的城市景观和历史文化的联系，而这里又是花木扶疏，不知不觉间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留影，成了城市中的网红打卡地。这是与博物馆、与建筑与城市历史关联的诸多具体内容，而此前的很长时间内，这些诸多内容并没有为大家所关注，造红的猎头作为始作俑者也造就了城市中的网红一族。
博物馆网红所关联的实际上有很多方面，其中网红的展览是重要的方面。目前的一些网红的展览大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藏品，比如梵高、罗丹等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因为物以稀为贵，加之它们很少来中国展出，所以，哪怕是只有一两件不是太精的原作，再配上数十件的复制品或其他，弄一个忽悠人的“沉浸式”，在博物馆，哪怕是在商场的展出，都有可能成为网红。这在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城市，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经济能力来打造这种“沉浸式”的网红。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自己的城市博物馆中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根本不需要“沉浸式”来加持，更不屑于这种网红的做派，所以，没有人会想到用这些招数来忽悠公众。
博物馆利用藏品和展览是自己的事，比如2017年卢浮宫为了挽回前一年因为枪击事件而造成的颓势，举办了“维米尔和他的时代”特展，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一票难求，这是博物馆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是一个被称为网红的展览。可见，网红在我们身边的当下，就变成了一种称谓或指认，人们往往是脱口而出。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的潮流中，人们会选择网红的原因，可能是超越了展览自身的问题。因为成为网红了，或者成为传说中的网红了，大家都希望去看，都希望去凑热闹，而这个凑热闹的一哄而起又造就了一种潮流化的动态和流向，使得某一个展览在一座城市或一座博物馆中成为热点。当然，还有一些博物馆因为藏品的特殊情况而成为网红，比如三星堆。这一20世纪考古的伟大发现，其出土的文物陈列在四川广汉1997年就已经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之中，国家博物馆的长期陈列中也有几件。可是，近年来新的发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和诸多媒体的呼应下，人们重新认识了三星堆的文物价值以及它的历史意义，从而形成了网红效应，使得原本温和的三星堆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网红。
基于博物馆自身需求的网红，一方面是因为博物馆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博物馆自身的需要，因此，用社会上网红的方式来做一些宣传。比如网红的口红、网红的耳机等，只是见于博物馆的宣传之中，在社会上并没有看到广泛的应用，也根本看不到一点红的成色，但是，博物馆的宣传中却是一个网红的产品。由此来看博物馆基于网红文化的特点来利用网红，是一些博物馆网红化的一种表象。毫无疑问，博物馆因网红的导引确实会误导社会和公众。不同博物馆的管理者对于文化的态度，或者对于博物馆的认知，都决定了管理博物馆中的各种行为以及对社会的态度。所以，有些博物馆的馆长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网红的馆长，从而完成一座网红博物馆的形象塑造，并用网红的方式来导引社会的舆论。这种最常规的利用在热门的文创产品开发方面被用到极致。客观来说，文创产品不是博物馆的核心，博物馆也不是买卖的场所，即使有纪念品商店也不同于商场。博物馆的纪念品在国际博物馆界有公认做得好的，比如美国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大都会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等，但没有看到哪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把这事挂在嘴上去吹嘘的，也没有说网红的。
网红的导引的方式虽然扩大了博物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是，根本上并不是因为网红的导引，而是因为博物馆客观存在的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比如像北京的几家著名的博物馆，不管它网红不网红，都是客观存在，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发展的积淀，它们并不是因为网红而有了它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建立博物馆真正的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城市中的观众，这才是需要我们利用的一个问题。当然，利用网红而扩大社会影响需要正确对待，而不管怎么说都要适度的利用，但这个度要把握好，要把握好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博物馆的网红不同于社会的网红，不同于那些直播的网红，甚至是没有底线的一些网络传播。博物馆的网红应该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而现在有些网红化的利用往往偏离了博物馆的价值观。
博物馆作为公众文化服务平台，它服务于城市和社会是自己的主业，其为国家或城市累积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藏品，并向公众展示，从事公共教育、宣传推广等。这一系列的核心问题有自己在专业方面的影响力，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体现。因此，博物馆的高冷是它的气质所在，而高冷实际上是和网红文化背道而驰。如此说，不是说拒绝与社会公众的联系，而是这种网红化的方式和方法，会消减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一种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博物馆的同质化，这是网红化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如今中国各级博物馆的同质化问题非常之严重，在这种严重的状况之下，所谓的“活起来”，所谓的网红化等方式，是同质化的一种当代表现，使博物馆形成了习总书记所说的“千馆一面”。为了切实解决“千馆一面”的问题，博物馆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千馆一面”的状况。而网红化的利用往往是把同样的方式方法嫁接到自己的博物馆的管理之中，使得博物馆的同质化呈现了彼此相近或者相似的面貌。网红化的利用让人们看到了如今许多博物馆的运作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是完全相同，因为这种迎合大众和网红的方式方法，不仅缺少学术的含量，也没有技术的门槛，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拷贝，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嫁接到自己的方式方法中，如此还谈什么“特色”。
博物馆具有一种内敛的气质。这种内敛的气质需要内功，需要博物馆人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需要耐得住寂寞去坐冷板凳，而不是那种“火烧腚”。博物馆的内功是不断增加高品质的藏品，不断深化藏品的研究，不断利用好藏品与研究成果来策划优质的展览。博物馆不需要太多的外在方式，也不需要那种花拳绣腿。而网红是一种非常外在的，一时一时，一阵一阵，所以，不管它是如何的红，都不可能改善内部的诸多本质问题。对博物馆来说，在网上红与不红，藏品都是客观存在；红与不红，好的展览也是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博物馆，需要恪守在一个文化的高地上，面对社会上的网红像流水一样从身边走过就如同看天上的云卷云舒一样。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定力来塑造一个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让人们在网红的时代依然能看到那种气质纯正的中国当代文化，让博物馆、美术馆能够独立于世俗潮流之外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博物馆在城市中的影响力并非的一朝一夕的红，而是一种持之久远的存在，这就需要博物馆不断用自己的方式来立定于这座城市之中，架构不同于网红的独特的与公众联系的方式。当然，如此之说如果有网红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来推动博物馆的公众服务，能够很好的带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联系，而不影响到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观，那也是有益的。总之，在如今网红不断翻新的时代，博物馆的发展还是应该是基于博物馆自身的内部建设，而让博物馆获得在业内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而当今天有一些城市提出建造世界一流博物馆，这个建设如果靠网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2021年8月22日于北京得心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