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城市建立一座当代艺术美术馆有多重要，就有多难。
十五年前，杨超带着“西安这座古都不能只有历史，还要有当代”这一理想，扎身西安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
十五年间，西安美术馆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与全球30多个国家举办各种形式的交流展，并引进国内外艺术大师展，在滋养西安当代艺术生态土壤的同时，也将美术馆和艺术家们推向国际平台。
在西安美术馆建馆十五周年之际，99艺术、K空间创始人杨凯与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展开对谈，从他的个人理想到西安美术馆的建设，从美术馆的管理制度到自我造血的实现……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关于西安美术馆，也是关于中国的美术馆建设和发展。
杨凯
99艺术、K空间创始人
杨超
西安美术馆馆长
杨凯:
十五年之前为什么要在西安这座古都做一座当代艺术美术馆？
杨超：
我对美术馆的热爱起源于我对文化城市的研究。
文化城市的建设有几个重要条件，其中，基础中的基础就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大量的公共文化设施，那么这个城市就没有文化基础。我在创建西安美术馆之前，去过很多发达国家，看他们的城市规划、设计、博物馆、美术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大量出现美术馆，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包括美术馆在内的文化场馆对一座城市的意义非常大，是文化的标杆和文明的标志。所以，2004年，我在策划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时候，就策划了四大场馆——美术馆、音乐厅、歌剧院和文学馆。
当时这个构想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超前的，因为那时中国专业级的美术馆非常少。在实现这个构想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对西安影响力非常大的人物，他就是时任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书记，后来成为西安市副市长的段先念先生。段先生有着非常大格局的城市文化理想和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所以他对西安公共文化场馆的建设特别重视。
这个美术馆是由曲江新区主持建设的，开馆之前，我们把它叫作“曲江美术馆”。由于当时西安市还没有美术馆，所以领导决定将它建成为“西安美术馆”，相当于是把美术馆的级别升级了。
位于西安大唐不夜城的西安美术馆
杨凯:
你怎么看待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怎么运营一座当代艺术美术馆？
杨超：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美术馆必须配备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团队，实际上当时的西安是没有这样的人才。
刚开始运营西安美术馆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没有美术馆学科的专业经验。我们的经验来源于哪？第一，源于我对国内外各个美术馆的考察；第二，我对运营文化企业的经验；第三，我对艺术的认识和学科背景。
实际上，当时中国范围内也没有多少美术馆有专业的管理经验，所以刚开始很多都是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是西安美术馆不一样。西安从政府领导到市民，都对文化饱含热爱，这与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有关系。西安的大唐文明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但这座城市并不保守，也并不是只有过去。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安出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西部电影，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是从西影走出去的；比如西部文学，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西安存在很大的一个作家群体，引领了中国文学的方向；再比如80、90年代西安的西部摇滚，出现了郑钧、张楚、许巍等摇滚领军人物，等等。
2009.09.28，西安美术馆开馆
杨凯:
国有民营这个特殊的美术馆体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杨超：
可以说，西安政府的思想是比较超前的，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到一个美术馆的经营管理者不能是政府官员。所以当年让我来做西安美术馆馆长的时候，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制——国有民营，西安美术馆是中国第一家国有民营美术馆。
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的各自优势：既可以借助城市和政府的力量，来打造品牌；同时也拥有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包括人才的运用、资金的运用、管理的运用等等。这种体制的美术馆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安美术馆每日开馆时间为10:00至22:00（逢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按照国际规定执行），长达12个小时，目的是为满足更多游客、市民的观展需求，让更多的民众真正走进美术馆，享受高品质的艺术展览。
杨凯：
以这种体制为依托，最初创建西安美术馆的时候，想把这座美术馆打造成什么样的美术馆？就目前来看，目标实现了吗？
杨超：
当时段先念先生说了一句话：“要把西安美术馆建设成为一座国际化的美术馆。”如何国际化，这与美术馆的定位有很大关系，同时还要结合当时陕西美术和西安美术发展的现状进行融合。
在大家印象中，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和传统艺术根基很深的城市，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艺术从观念上、思想上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出现了很多先锋艺术家和群体，但西安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过于自信、过于保守，以致于在中国当代艺术思潮最活跃的80年代，我们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这也直接导致西安在现当代艺术领域严重滞后和落后。十五年前，陕西艺术家里做当代艺术的人太少了，完全属于“弱势群体”。当代艺术家很少，就没有当代艺术家群体；没有当代艺术家群体，这个城市就没有当代艺术氛围；没有当代艺术氛围，就说明这个城市的艺术生态是有问题的。
可以说，在西安美术馆开馆之前，从创作者到公共空间，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找不到西安。所以，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西安美术馆想要国际化，定位必须是在继承传统、创新传统的同时，走向当代。国内也有些城市的美术馆是以此为定位的，但我认为，西安美术馆面对西安这座城市的特殊文化环境，这种定位是最典型的。
大概在2002年，曲江新区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文化城市示范区。当时段先念先生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可以说中国没有人知道文化城市是什么样子。
文化城市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公共文化设施，而且不但要建设起来，还要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2002年曲江新区提出建设文化城市示范区的时候，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以此为大背景，我带领几十号员工不断地探索、修正、学习，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模式——不是照搬西方美术馆的模式，而是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模式。
西安美术馆场馆立体图。
西安美术馆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拥有现代化多功能空间，包括大型展厅、小型展厅、多功能报告厅等主要学术展示空间、艺术衍生品店等配套服务设施。
杨凯：
让西安美术馆朝着当代性、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你是怎么做的？
杨超：
因为西安当时是一个当代艺术比较贫瘠的地区，要让西安人认识当代艺术，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请进来”。
西安美术馆在十五年来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匈牙利等一些国家进行了广泛的艺术交流。国际艺术家展览包括凯绥·珂勒惠支、马克·吕布、简尼斯·库奈利斯、井上有一、达明安·赫斯特、理查德·赖特、吉莉安·威尔金、道格拉斯·戈登等。
国内范围内，引进当代艺术大家、大师展，包括方力钧、丁乙、何多苓、周春芽、顾长卫、陈丹青、俸正杰、郭伟、陈一飞、艾轩、杨飞云、薛松、方少华、范勃、冷军、廖晓春、徐悲鸿、齐白石、贾又福等100多位现当代艺术大家的作品走进西安美术馆。
但实际上，刚开始的阶段，市民是看不懂当代艺术的，包括文化学者、政府领导也看不太懂。
“DCGD第一届德中平面设计双年展”暨“中德当代设计、建筑及文化产业国际高峰论坛”
2009.11.23，西安美术馆
“1991圣地亚哥中国美术创作研讨会二十周年回顾与展览”展览现场
2010.07.09，西安美术馆
“从符号到解析——方力钧个展”展现现场
2011.05.01，西安美术馆
杨凯:
这就涉及到公教问题了，这方面西安美术馆是怎么做的？
杨超：
第一，借助美术馆这个平台，我们跟很多的学校、企业建立了联系。每一个展览都会开发很多场公教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当代艺术展览现场。
另外，我们会在周末让艺术作品走出美术馆，在城市广场进行展览，我们叫“广场当代艺术”，目的是让更多大众观众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014年，广场艺术第三期——“生活在别处”青年原创油画风景巡回展第二站在大雁塔南广场举办
2014年，广场艺术第五期在北大明宫广场举办
杨凯：
在大唐不夜城这个位置，美术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能达到多少？
杨超：
西安美术馆是不收门票的，但是需要预约入馆。最近这几年我们每天都会控制入场人数，不能超过两千人。美术馆所处的大唐不夜城，火爆的时候每天五、六十万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人数，采取预约制度。这样做，也是为了给真正想来看展览的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展环境。
“长安风物志——西美毕业季-王之荣耀长安风物之高校共创IP艺术展”展览现场
2021.6.24-7.4，西安美术馆
杨凯:
美术馆的收藏策略是怎样的？
杨超：
美术馆的收藏、学术研究与办馆理念是一致的——立足传统，走向当代。所以我们的收藏一方面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传统艺术作品；一方面是当代艺术作品。西安美术馆每年的藏品数量大概在一百件左右，主要来源于艺术家的捐赠。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美术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把美术馆建起来之后，往往认为这个事就成功了。实际上，美术馆的运营管理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收藏问题，一个是管理问题。
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美术馆在经营上都是非常艰难的，好多美术馆是没有收藏费用的，即便有，也很低。我认为中国的美术馆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对美术馆的建设、收藏、学术研究这些非常重要但又被忽视的工作进行重新认知。
黄亚莉《摄影微喷街景系列NO.8》
摄影，2011
西安美术馆馆藏作品
古巴塔
《一见钟情》， 54 × 39 cm × 3
西安美术馆馆藏作品
杨凯:
西安美术馆一年的运营经费是多少？
杨超：
平均下来，一年大概在一千五、六百万这个水平。
杨凯：
在美术馆运营上，政府能给予多大的支持？
杨超：
总费用的30%左右。
杨凯:
剩下的70%怎么办？
杨超：
这个涉及很多方面，主要还是靠市场的力量。美术馆前五年的经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时美术馆没有品牌效应，每一个重要展览都要花很多钱。
杨凯:
钱从哪儿来？
杨超：
基本都是自己掏钱。所以在前几年，我一直在贴钱办美术馆。
杨凯:
前期总共贴了多少钱？
杨超：
前十年我自己注入的是5700万元，也就是说贴了5700万。
这个情况在美术馆第一个五年之后有所改善，因为我们的品牌效应建立起来了，所以重要展览的费用降低了很多，相当于之前1/4的费用就可以办。
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自我造血，我们把美术馆的艺术家资源与城市艺术、公共艺术进行绑定，在城市艺术打造的过程中，创造经济效益，之后将其补贴到美术的运营上。这个自我造血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三棱镜——侯拙吾、郭志刚、王风华当代艺术联展”展览现场 西安美术馆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杨凯:
西方的美术馆一般都有理事会，每年会有捐赠，西安美术馆有赞助人协会或者理事会吗？
杨超：
没有。中国的美术馆在学习西方美术馆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巨大的困境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资金问题。解决不了资金问题，其他都无法进行。西方的美术馆在资金来源上有多种途径，有董事会、理事会、基金会、艺术家；一些基金会性质的美术馆，每年还有政府固定的拨款。同时，他们的场馆收费也比较高，而更重要的是西方美术馆的衍生品收入一般能占场馆收入的1/3，也是很高的。
西安美术馆十五周年系列活动海报
杨凯：
你们现在有衍生品收入吗？
杨超：
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美术馆的衍生品收入都不行，这与大众整体的审美水平有很大关系。
杨凯:
所以绝大部分的费用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找。
杨超：
对。除了资金问题，美术馆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人才问题。没有专业人才，美术馆就一直在低层次上循环，钱再多也没用。
杨凯:
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你觉得西安美术馆取得的最大的成绩体现哪些方面？
杨超：
第一，培育了一批热爱当代艺术的观众群体。走进西安美术馆的人和对现当代艺术有新的认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政府领导，在西安美术馆看了很多展览之后，鼓励我们把西安美术馆办成陕西的品牌，全国的品牌；
第二，培育了一批当代艺术家，在这十几年中，西安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当代艺术群体，这对一座城市的意义非常大；
第三，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可以说，西安现在大大小小的艺术机构里的核心骨干，80%都是从西安美术馆走出去的。
同时，也发展了一批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和收藏者。这些年轻的当代艺术收藏者的父辈可能是收藏传统艺术的，但到了这一代，开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我们非常注重对这一批年轻收藏者的培养。一座城市不仅仅有当代艺术家，更要有当代艺术市场。
“解构·重塑·赋魅”青年策展人主题联展展览现场
2023.11.4-2023.11.16，西安美术馆
杨凯:
这十五年来，你认为哪些人对西安美术馆的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杨超：
第一位仍然是我提及很多次的段先念先生。他是曲江的创造者，是一位英雄。在他的领导下诞生了曲江这个全国文化城市样板。他尊重文化艺术，在他的肯定和支持下，西安的艺术得以持续发展。他对西安的文化建设，对西安美术馆的推动作用是无人能及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一位英明的决策者非常重要。没有伯里克利，就没有雅典辉煌的城市建设；没有奥斯曼公爵，就没有巴黎城的华丽变身。一个好的决策者对一座城市来说至关重要。
第二，在美术馆发展初期，西安的一些当代艺术专业人士给予了西安美术馆莫大的支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彭德教授。同时西安美术学院的几任院长，对西安美术馆的支持也很大。可以说，这十五年来历任院长对西安美术馆都很支持，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当代艺术展览。
第三，是西安美术馆的所有员工。我们美术馆的工资不是很高，很多工作人员都是艺术爱好者，有着艺术情怀。
另外就是我的夫人沈红女士，她也是美术馆的一位赞助人，支持了很多年轻艺术家项目。可以说，在这十五年间，她给予的支持力度是最大的。
杨凯：
站在西安美术馆的下一个十五年开始的这个起点上，你有什么构想和蓝图？
杨超：
对我来说，我认为身为美术馆馆长，必须持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人生理想、社会理想，也是城市理想。
如果再继续做五年、十年、十五年，我的重心依然是如何调动更多资源让美术馆与文化产业更好地融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我们能探索出一条本土特色的发展模式，其中也包括自我造血的模式、空间功能的模式、学术研究的模式，收藏系统的模式等等，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会符合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