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翟》 1988年
何多苓的画中，有景物，有热力四射的少女，有精神强大、生命旺盛的“小翟”。他说，少女的画，他可以重复很多，但“小翟”，却很少很少。何多苓说，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画一下她。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在一起了，她在他的心目中仍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小翟对我的帮助更大
记者：虽然《小翟》那张画这次没能前来展出，但在展厅里，小翟的形象却无处不在，尤其是那张肖像素描，画里的眼睛投射出宿命、惊恐和漂泊，回忆一下当时创作那张画的情景好么？你觉得一个画家丰富的情感生活，是否是创作的重要源泉？
何多苓：这张素描，我画了半个月，那时我和小翟刚认识。一般来说，画画是一个枯燥的过程，一笔一笔地画，是个技术活。其实感情与画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感情生活太丰富了，可能没时间画画。如果说这画打动人，其实还是因为，这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在生活中，我始终把画画放在第一位，用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思考。这也是我成功的秘诀。要不然，我今天就是一个平庸的画家了。和画画的对象之间，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有太多情感故事，有些形象，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来自画家的想象。
记者：诗人小翟是你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女性形象，大家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奇。
何多苓：这个要求没法满足。小翟是个注重隐私的人，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会侵犯到她的隐私。其实，作品是一种艺术。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却依然是朋友，甚至比朋友更好。我每隔一段时间有了新感悟就要给她画一幅画。我们在精神领域的沟通，永无止境。比如新作《向卡洛尔·弗里达致敬：小翟和龙舌兰》，就是我们俩一起去墨西哥旅行时产生的灵感。弗里达是小翟最喜欢的墨西哥女画家，两人从外形上也特别像，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龙舌兰是弗里达最喜欢描绘的植物。画这张画时，我有一种新的冲动，一切的沧桑感尽在其中。但很遗憾，这次没能拿来展出，《小翟》目前由日本福冈美术馆收藏，估计今年10月份，中国美术馆巡展时，能借来一展。而《小翟和龙舌兰》目前是在私人藏家手中。
记者：你画小翟的画，不仅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在拍卖市场上，也是卖的最高的，这是为什么？
何多苓：她的票房很好。大家特别喜欢小翟的形象，说明她长得好，我画得好。其实，这就是技法。她个性的东西被我抓住了。 20多年来小翟的外表并没有太大改变，变的只是当年她柔和、好奇、单纯、天真的气质，现在，她的眼中更多的是一种冷漠与沉静。光有感情没用，但太没感觉也画不好。有感情，也还是要落到每一笔上。比如，创作《小翟》时，其中的意象就取材于翟永明的《静安庄》长诗。那首诗深深打动了我，这是必然要产生的作品，它也打动了很多人。
记者：你觉得是翟永明成就了你，还是你成就了她？
何多苓：那肯定是她对我的帮助更大。 80年代诗歌对绘画的影响很大，现在离的远一点。现在，我的绘画有了自身的语言。文学性太重，也会影响绘画的个性和境界，成为诗歌的插图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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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记者：有人说，你的画与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画很像。你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何多苓：我毕业创作时，看到《世界美术杂志》上介绍怀斯，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那种感伤的现实主义气氛，孤独的地平线，冷峻的笔触，让我终于找到了表达的出口。 于是我马上开始模仿这种画法。当时我看到的只是印得很差的印刷品。后来当我看到原作时，发现差别很大，发现之前对他有一种误读。这次展出中，我有两幅作品，都是为了向怀斯致敬。
记者：你的作品中，有很强的文学性。你是否特别喜欢读文学作品？
何多苓：我是通过翟永明接触现代诗歌，并成为诗歌的狂热爱好者。80年代，我的很多创作就直接从诗歌里来，取其意境，意象或标题。比如当时创作的《蓝鸟》，就是从美国诗人史蒂文斯《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的诗中，直接引用的隐喻。“二十座覆盖着雪的山岭之间，唯一移动的 ，是乌鸦的眼睛”。但我没有取名黑鸟，而用了《蓝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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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都适应不了官场规则
记者：此次展览主题为"士"者如斯”。你所认为的，这种士的精神现在是否很稀缺了？它的定义是什么？
何多苓：这是策展人的一个想法。士，广泛意义是指，知识分子，文人，读书人。比如，士大夫、隐士、高士等。士在中国有很高的境界。展览从策展人的角度来说，不光是一个展出，还要提出问题，升华出一个学术意义。现在“士”的精神确实很少。我理解的“士”，是指独立人格，面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方式，就象明清文人，通过山水抒发感情。一个很小的东西，但让人一眼看出有针对性。这样的境界，全世界没人能够达到。寥寥数笔，画家面对大千世界的内心绘画，很难得。他们之所以选择我做这个展览，是认为我的艺术有相对独立的方法和人格，对内心很诚实。不为潮流所动。也不墨守成规。有时代感。他们希望将这个作为话题提出。
记者：当代艺术越来越注重外在的形式，装置，行为艺术，而你的画，似乎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被称为“硕果仅存的古典画派”，为什么你可以如此坚定？
何多苓：画画30年，我保持了最初的心态。愉悦自己，然后才能愉悦别人。画画是个人的事情，我并没有救世的志向。说白了，绘画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觉得越是个人的东西，它越有代表性，连自己内心也不坚守，一定拿不出好作品。
记者：据说，有人邀请你当成都画院院长，但被你拒绝了。当官有很多好处，可以让画的价格迅速飙升，为什么你可以拒绝这种诱惑？你觉得对画家而言，什么东西最重要？
何多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只能取一个。我这个人很懒，如果让我当上院长，估计10天就会把它弄垮。官场有官场的规则，我一分钟都适应不了。我还是当一个艺术家吧，一辈子能做好艺术家就已经很好了。当官固然有利益，但对我来说不是诱惑，因为我做不下来。同样，我也做不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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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可聊艺术不谈价格
记者：很多艺术家希望把自己写进美术史。对你而言，你的作品，已经进入了美术史。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何多苓：意义很大。有些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有的人是自然就进入了。但有些削尖脑袋，也不见得可以进得去。成名不是坏事，画家有此野心很自然。但还是要靠画家本人的努力，画不出好画，就是进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正是处在社会转型期，所谓“乱世出英雄”，我们的成名与时势大背景有关系。现在的孩子就困难一点，自身努力会起更大的作用。
记者：你和罗中立、张晓刚等是四川美院的同班同学，大家很好奇，你们这些美术圈的大佬在一起，会聊些什么话题？聊艺术还是聊价格和市场？
何多苓：我们一起吃饭，也会聊艺术，但谈的更多的是广义的社会问题，对当前美术界江湖上的局势看法，但纯艺术的话题很少说。至于市场和价格，这是最不能谈的话题，这是中国美术界最深的问题，也是最神秘的问题。中国画家的画，价格相差那么远。这是大家都忌讳的话题，这也是圈内的一种游戏规则吧。
记者：你对艺术的价格敏感吗？
何多苓：不敏感。以前我们画画时，那些画一钱不值，那时很纯粹，根本不知道画画有一天能够卖钱。当时，就是喜欢。所以我们不可能为了价格去画画。价格对我影响不大，我只要能过日子，不要太狼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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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每一笔都是神来之笔
记者：画展上，有你工作室的图片，那真是一个叫人向往的地方。描述一下，你每天的生活状态好么？
何多苓：其实这个图片是我的建筑设计作品。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自己为自己设计工作室，建筑设计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园子，那里满目绿色，是我的一个避风港。我每天睡到12点起来，吃早中饭。然后工作到晚上7点，如果没有聚会，我就看碟看书，到晚上1、2点睡觉。
记者：成都这个“气场”，是否特别适合产生艺术家？
何多苓：比较适合。成都画家很多，因为这里的竞争没有那么强烈，有最大的可能可以静下心来画画，干扰比较小。这里大家喜欢聚会，这是个气场，白夜酒吧就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记者：你画画时，会不会觉得很孤独？对当下艺术的发展感觉悲观么？
何多苓：我画画的时候，是最充实的状态。对艺术的发展我不悲观。从古典艺术到当代艺术的发展，无论是视野还是思路，都从更广泛的领域触及人的内心角落。有人认为，架上绘画会死亡。我不这么认为。人类内心的审美需求，决定了它不会消亡。
记者：到了美国之后，很多人被西方经典震撼到，你却对中国山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在你当下的画中体现出来了。中国山水画的境界，是你要追求的东西么？
何多苓：这个经历比较有戏剧性。我1985年第一次去美国时，看到那些西方经典原作，并没有震撼，相反还有一丝失望，1990年第二次去美国时，反而被东方经典震住了。西方经典是很好，但不是不可企及，但东方艺术的好，却是不可企及的。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对大千世界的感受，可以浓缩到一笔一划中。每一笔，都能体现出画家所能表达的最终内容。很多人画画，是为了塑造形象而画，但古人的每一笔，都成为表达思想的有机部分。这也是我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不是每一笔，都能成为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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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丝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