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5年1月13日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的这句话，一经曝光就立即走红网络。在风趣幽默的背后，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反腐的锋芒所向。
1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刊登了评论：《领导干部应该还文艺一份纯粹》。文中指出，意欲行贿者纷纷以购买书画作品为名进行利益输送，这实际上是以艺术之名，行“雅贿”之实，既污染了艺术，又败坏了官德。该文还提出警示：“对领导干部而言，等到反腐利剑悬诸头上、改革春风扫荡污秽，再迟迟从艺术家协会中退出，不亦晚乎？明智之选，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自觉急流勇退。”
中央纪委此番表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首先，对于官员任职社会团体现象可能会更严格地查处。此外，随着反腐一步步深入，高压态势下，贿赂可能会从金钱、房产、奢侈品等一些传统品类转向更为隐蔽的书画等艺术品。而中央纪委此番表态或许在警示：即便蒙着“高雅”的面纱、打着“艺术”的幌子，雅贿也是贿，同样要严打。
记者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至少有30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
书画、摄影、著书、玉石、古玩……从这30名落马官员涉嫌所收受的“雅贿”来看，他们各有所好。
官员附庸风雅，就用风雅的方式来行贿。相比送金钱、房产，送古董、字画更为高雅。而更高级的雅贿则是请官员赐“墨宝”，同时奉上一笔可观的润笔费。这么一来，官员达成所好、颇有成就感，行贿者又实现了利益输送。对于这一套，不少贪腐官员很受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述评论中就指出，“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到艺术家协会谋取一官半职，可以说是‘蔚为风尚’。”“某个省份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竟达几十人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1月17日，人民网发文称，中国书协理事网的全国各省级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名单显示，河北、河南、湖北、海南、福建等十多个省级书法家协会均存在官员任“主席”的现象。
“领导干部能写会画，就如同领导干部过去会种庄稼、能开车床一样具有一技之长而已，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再给自己戴一顶农民、工人的帽子，为何现在却要给自己安个名位。对于一些人来说，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人们之所以往书画协会挤，尤其个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2014年12月，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周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批驳“雅贿”现象。随后，周一波辞去了在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职务。
实际上，捧官员字画，风险也很高。“东也胡，西也胡，洪城(南昌)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这个顺口溜说的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热衷题词，求字者络绎不绝。媒体报道，1998年左右，胡长清题字的价格已达每幅3000元至6000元，有一幅字润笔费竟达9万元。2000年3月，胡长清因贪污受贿被依法执行死刑。南昌城里掀起了一股“铲字风”。
同样热衷于题字的官员还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2013年底， 陈安众落马，江西省内许多单位都赶忙撤下陈安众的题词。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退休后，自认“安全着陆”，到处题写“黄花晚节香”，颇获好评，出钱拿字的官员如获至宝。然而，2010年，陈绍基仓皇落马， “晚节”不保 。
在众多喜好舞文弄墨的官员中，不排除个别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但他们作品中的“权力溢价”显而易见。官员的“墨宝”，在位时如宝，落马后如草，便是现实的例证。
2011年10月，湖南长沙监狱麓峰监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书画拍卖会。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等落马贪官，在监狱里经过洗心革面，创作了一批具有警世作用的作品，然而问津者寥寥无几，全场只拍出5件书画，总价为6400元。而他们在位时的作品一度上演“洛阳纸贵”。
“玉石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
对于更多的贪官来说，那些高雅的爱好无非就是个幌子，能否换来真金白银才是实际。
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落马后，办案人员发现其家中堪称一个小型文化博物馆，除多种玉器、鸡血石之外，还有齐白石、范曾、潘天寿、启功等名家字画。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家中藏有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的几处储藏室里，除成捆的现钞、金银条外，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
办案人员指出，行贿人与受贿官员对“雅好”、“收藏”的价值心知肚明，“好的玉石、玉器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而且，对于受贿官员来说，古玩、字画等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即便有一日东窗事发，落马了，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景德镇采访时曾了解到，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作者的市场行情，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瓷器作者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
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贪官也许并不在乎字画、文玩的真假，因为它们本不过就是为贪腐搭桥的工具。
在拍卖场上就有“以假为真”的戏法。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
当然，也有“以真为假”的时候。行贿者拿一件乾隆的花瓶，摆在某个不起眼的文玩市场，官员花1万元买了去，其实它值100万元。
事实上，中央纪委早有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不得收取润笔费等等。但是，对于贪腐官员来说，“变通”的方式仍有很多。多名纪检干部、专家建议，官员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项目如收藏品，发现瞒报及时追究。
雅贿收藏圈
雅贿收藏圈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近年来，官员玩物丧志、被爱好所害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个别官员对自己所好的领域还自觉颇有造诣，投身其中堪称“如痴如醉”。
2014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的 《贪婪击退恐惧——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一文中就描述了倪发科的“爱玉成痴”：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此时的倪发科，已全然忘了自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该有的自我警醒、自我约束。渐渐地，倪发科玩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纵。”上述文章中说道。
及至落马，令倪发科痴迷的玉石，成了他受贿的铁证。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
“主要收受玉石，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
浙江省临海市文化广电出版局原局长周华清痴迷兰花，人称“兰花局长”，2009年因贪腐落马。他在忏悔书里写道：“正是自己养兰、爱兰，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兰花俘虏。”
2014年9月2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落马。秦玉海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作品曾获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项“金像奖”。而摄影是一门“烧钱”的爱好。秦玉海动辄上百万元的摄影器材均系企业赞助。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员们在书画、摄影等方面的才情本无可厚非，但倘若抵挡不住行贿者的明枪暗箭，就会成为贿赂的重要通道。
厦门远华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有一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据媒体报道，在远华走私案中落马的厦门海关原副关长兼缉私局局长接培勇，一开始并不买赖昌星的账。但赖昌星了解到接培勇酷爱书画，花重金邀请国内九位知名书画家联合创作了一幅《牡丹图》送给他，还请他为远华牌香烟题写烟名……终于一步步把他拉下了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