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托马斯.弗兰克就在《酷之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中说，“二战”后流行文化的最大变革，就是抛弃了拘谨正派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识形态，将青年和叛逆尊奉为美：“麦迪逊大道脱下了它的法兰绒大衣，一头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
仿佛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造就了从三池崇史到Nigo等日本“漫画一代”在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今天，以“8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少年在时尚、消费领域有了相对的话语权后，也最终开始在迅速全球化、资本市场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李博说他是个“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在初中看了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然后就觉得“特激动，感觉画画是件很牛的事情”。这种热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减退，在今年的欧洲之行中，李博曾在马德里普拉多艺术馆里逗留了3天，说自己能够在提森.波尼米萨博物馆里看莫里蒂亚尼回顾展时，“居然把自己看哭了”。最终，在初中三年级的一个早晨，李博下决心投考美院附中，结果自然是曲折不断，把青春期弄得和一行狂草书法一样。“父母不同意，就在家抗争，用脑袋去撞墙。结果后来没考上，上了132中，就是后来的北京实用美术职业学校，觉得没劲，然后退学。接下来接连读了3所普通高中，带着全班旷课，顶撞老师，结果都被开除，连续两年都没有画画。”最终，李博找了一个美院老师开的绘画班安顿下来，并于2002年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央美院。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逐渐了解当代视觉艺术，看乱七八糟的国外设计类杂志，比如英国的《ID》和日本的《IDEA》。平时课也上得少，打了不少零工，拍服装、做电影后期什么的，结果就是积淀了很多杂驳的东西。”12月初，在北京现在画廊的个展《啵儿一个》仿佛是李博最近一年来创作的总结，他称自己的作品为“绘画装置”，灵感来自在美院壁画系时接触的各种材料：先拍摄照片，然后放大，绷在画布上，开始在每个局部盘绕棉绳、花边，再用丙烯刷白，使得画面有特殊肌理效果，用喷墨打印，最终用绘画方式找补。一张1.5米。
确实，在这个中国艺术市场骤然迎来了资本化运作、营业额呈现“井喷”的年代里，“投资原始股”——对于年轻艺术家掠夺性的开发与占有，几乎是每个经营者都参与过的投机行为，抢夺的目标从“70后”、“80后”，一直延伸到青涩的“85后”。房方坦承，去年艺术市场过热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针对这批新人进行“广种薄收”的盲目投机阶段，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签约不慎，既是投资损失，也是耽误别人”。画廊和艺术评论家对于“80后”新锐艺术青年所表现出谨慎的另一个原因，在现在画廊的老板兼策展人黄燎原看来，是因为“每个年轻艺术家，他们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因为生活方式、思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3年就是一代人。但是很少有人能持续地保持创作的动力和才气，所以我更愿意签那些创作方向更明确、有耐力的人。而且现在涌现出来的新人太多，签是签不完的。”他透露说，虽然他在2005美院毕业展上以2万元价格买下了李博的毕业装置作品《游居然溪山若兰图》，现在画廊一半签约画家是“80后”，但李博是现在画廊唯一从学院毕业展上物色到的千里马，而且在签约后把他“雪藏”了一年：“年轻人，应该先接受一下摔打。”直到去年7月，才与李博签了6年的长约。然后就迎来了他密集的展览，包括西班牙马德里的Arcochr(39)08艺术博览会，与伦敦OliviaOriental画廊的《身体的革命》展。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的到来，虽然繁荣到虚热的中国艺术市场遭遇了冬天，也是一个让“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冷静下的机会”。“现在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就敢给自己的作品叫二三十万元的天价，这完全是狂妄。”黄燎原告诉我，“中国艺术市场暂时的繁荣，是前辈几十年努力的结果，而年轻人就想当然地感觉自己前面是一片坦途。但回过头看，中国成功的画廊，敢于大肆开发年轻新人的不多。”确实，按照市场一般规律，新锐艺术家作品一开始的作品价格很低，从2000元到1万元，“画廊即使全卖完了也是赔钱”。黄燎原表示，画廊对每个新画家的投入也是因人而异：“李博属于成长比较快的，今年给他的分成已经涨了3次，因为他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标识性，材料运用也很新颖。而我们另一个签约青年艺术家，台湾的洪绍裴，他成长得就相对慢，作品完全用颜料在画布上堆积，塑造出立体形象。再比如杨柳，别的‘80后’都玩新材料、装置、衍生产品，但她始终在规规矩矩地做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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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御宅”到参差性创作
确实，“80后”、“85后”艺术家对于工业制成品材料的热衷，对于动漫、游戏等视觉糖果的偏好只是表面现象。李博坦陈在自己的大脑里，游戏、MTV、动漫的内存“几乎显示为零”。除了宋代的宫廷画和明代文人画，他喜欢的艺术家除了离群索居的捷克摄影师米罗斯洛夫·蒂奇，还包括本名利川裕美的Hiromix。这个生于1976年的Y世代东京女孩，其进入摄影大师行列的过程可以算是横空出世。1995年4月，身为高三女学生的她，以一台KonicaBigMini傻瓜相机拍下一些生活照片，辑成一本36页的影像集《十七岁女孩的生活》，报名参加Canon主办的“写真新世纪”摄影比赛。这本影像集以不可思议的视角与技术，为她拿下首奖“荒木经惟赏”，也展开她平步青云的摄影生涯。“上几代艺术家，是通过对政治、社会各种宏大命题的表达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但是‘80后’、‘85后’艺术家的表达，几乎都来自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再背负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房方说。
“我的创作灵感？哈，就是很细微的生活。6年来我不看电视，上网也不看新闻，就是聊天，上上开心网，然后看下几个艺术设计和时尚网站。”李博形容起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用得最多的词是“随性”：“平时工作占据了90\%的时间，一起床，不刷牙不洗脸就开始画画。困得不成就睡，饿了就叫外卖吃，最长在工作室里‘宅’了一个多月。剩下10\%时间，就是夜店派对、卡拉OK和饭局，喜欢的衣服牌子是DiorHomme、D&G和Burberry，但也会去动物园批发市场去淘100多块钱的衣服。”去年，李博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件名为“棋盘”的装置艺术，在以棉绳盘成的象棋表面，红方印制着面目模糊的自己，黑方是其他女性形象。按照他的讲述，“就是我们每天所遭遇的男女关系，生活，就是一盘下不完、结局未知的棋”。这似乎也颇符合本雅明关于工业时代艺术“日益混同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的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并且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以亵渎传统来引起公众的激烈反应以达到目的”的论断。毕业于服装学院装潢系、签约现在画廊的新锐女画家谭奇志就是个“御宅族”。“一开始她连作品都不寄，只是在我博客上留言，我就去她的主页访问，又过了半年才看到她的作品。”黄燎原回忆说。就是用棉花(资讯,行情)(11920,110.00,0.93\%,吧)、绡和线在画布上表现一只沙发，她说，“我画它，是我每天生活面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把“卡通化一代”的帽子囫囵扣到“80后”新锐艺术青年的头上，但这个群体创作手法、素材严重同质化，也是亟待克服的一个弊病。黄燎原坦承，自己经营的“现在画廊”，对卡通化艺术是刻意回避的，“只要去日本看看，就知道日本是一个真正有卡通艺术根基的地方，对动漫形象的创造和衍生是骨子里的东西，从手冢治虫、村上隆到川岛秀明，可以勾勒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黄燎原说，“而中国卡通一代艺术家的尝试，除了具有一些历史意义，仍然停滞在模仿和积累阶段”。尽管如此，“80后”丰富参差多态化的个人生活，是这个群体最终将获取中国当代艺术话语权的保证。房方举例说，老一辈艺术家的聚会里，大家不是穿着中山装，就是对襟坎肩，好多人背着Bally背包，而到了“80后”年轻艺术家的聚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个人都穿得五花八门，头发也五颜六色，“这不仅是表面上的标榜个性，而是生活状态的多样化”。房方扳着手指头，略带戏谑地历数着“星空间”旗下“80后”新锐画家的生活怪癖：“王光乐开着一辆破桑塔纳，住在距离北京环铁火车道只有10米的一栋楼里当宅男。高瑜是个爱好酒精的派对狂，黄宇兴热衷饲养冷血动物……”房方承认，也许自己签约的艺术家会止步于1980～1985年这一代，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去理解更年轻一代人的精神和表达”。不过，Y时代青少年对于一切“玩”、“游戏”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严肃、永恒事物的理解与追求。“就好比我们都会去KTV唱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都能成为歌手，换句话说，只有足够多的人去K歌，真正的歌手才会有足够的观众。”房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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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琨：我们画的都是皮
“现在老谈时代不同，我不这么觉得。其实都是一样的，父母一代也有很疯狂的地方，他们也都有过他们的不靠谱。只是表达不同，他们用特别正式的方式，我们用满不在乎的方式而已。不同的只是一层皮，我们画的都是皮。只是外衣的不同。”
宋琨穿了一件白色的开衫，里面是层叠的蓝色，颜色渐进得很相宜，美术底子在这里显现出来。“我们这代人很难做，有些话从我们这些人口里说出来，别人会说，你做了吗？说我们不靠谱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是固定的，比如说，做人起码要有正义感。”
对于长辈们常说的，年轻一代不受限制，她有不同的理解。“给你自由，反而觉得特别没有自由，这是普遍的感受。现在的速度特别快，潜在的竞争让你不敢停下来，这就是一种限制。我们好像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但这游戏你不能停，得跟上速度，否则你就出局。”
采访在她家进行。房间的基调是白色的，偶尔散些浅色块，让人想到冬日的海岛。她的工作室设在环铁，家里只有零星的几幅近作。画里有迷笛音乐节，也有看似冰岛的风景。
“这不是冰岛，是内蒙古的昭君庙附近。”内蒙古是宋琨的家乡。因为学习，她很小就离家来到北京。2002年，她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喜欢冰岛可能就是因为它跟内蒙古相近，人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这两年，她的画价上涨很快，在某些人眼里，好像成了富翁。被某杂志采访拍照，标题用了“财富人生”的字眼。“那照片拍得像中年成功商界妇女，那不是我。”说到这个，她大笑着摇头。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碍。“幸运的人应该是有坚持的。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专注。我喜欢的是这个，有钱没钱或怎么着的，我都还是这样，最终还是会落在这上面。”
每年的出国活动、个展、博览会，以及交流项目，让她看到了差异：“从商业上说，他们(外国人)更偏观念，更多用脑，而不用手；我更偏向于像工匠一样用手。”但更多的是相同点，“从精神状态上看，我们特别像，都感觉非常无望。我们还好一点，最起码懂得上进。他们会觉得，生命就是用来浪费、用来虚度的。但现在人们越来越一样了，也好，也不好”。
宋琨的画调子很冷，近来在色彩运用上做了减法，画布上看不出几抹亮色来。“尽量不用颜色，跟生活的感觉走。”她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安静地待着，画画看书，这种状态让她开心。这种孤独的态度在她的绘画中体现出来。那年她画Lomo，每天一张，共画了366张，都是自己的生活状态。她画里的人有时面带疲惫，看起来像整夜未眠。“晚睡强迫症？哈，我没有。我有点社交障碍，有点自闭。我们这代人都这样，只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而且还不能过多地交往，得保持自己独处的时间。”
在这里，矛盾出来了：给你一个真正独处的状态，可能又会因与世隔离而感到焦虑不安。这就像一个二律背反。“这种不安是不会停止的，可是你还是会这样。既然恐惧是无法停止的，不如就认了它了，也就无所谓了。我就这么活，要说梦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对。”
“这不是说得多强大才能这样，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这样。现在想自闭了，就自闭；想跟世界接触，就接触。就是这么一种来去自如的状态。父母那一辈的，说怎么着的，也觉得他们就那么着。我们也是这样，就不安了，又怎么着呢。不安很正常，接受这个状态就自由了。要说理想，其实还是自由——我就是这样了，这就是自由。理想不就是人的事吗？能做自己，就是理想。上一代人的理想是想做个好人，我们的理想就是做个自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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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兴：瀑布下的长桥
黄宇兴最新的一幅画，画一座俯瞰的海岛。淡蓝的海，葱郁的岛，上面的藏文小字写的是周杰伦的歌词：“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了解他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组成他生活的自然而真切的元素：海岛是他对一种根本自由的解释，他喜欢周杰伦的歌，而西藏，早已以很个性的方式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在中央美院的第一学期，他和在北大东方学系上学的朋友策划了来年暑假的西藏之行。他们先去了西藏驻京办事处，让传达室的人介绍藏族朋友。好心人把他们打发到西藏中学，在那里，他们被带到学生会，还真交到了同龄的藏族朋友。“我介入西藏的方式比较奇特，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介入，我从来没在西藏住过旅馆，到了以后就住在不同的同学家里。他们有的是住在拉萨核心城区的贵族后裔，有的住在边远的牧区，我都一一去过。”黄宇兴说。
那次旅行回来，黄宇兴的周末都用在了去黄寺的佛教系高级佛学院学习藏语。毕业那年他去西藏，在活佛朋友介绍下，又在拉萨郊区的寺庙住了两个半月。“我第一次去，就被那地方迷住了。烟雾缭绕中，一个女神高高在上，面前有一个大酒缸，好多苍蝇醉死在里面，弥漫着很浓的酒味和燃香的味道。来朝拜的人在外面排成长队，每个人都要把一壶酒倒在那酒缸里，我朋友在一旁给他们敲钟，这种感觉很吸引我。”那是一个供奉扎细拉姆女神的小寺庙，在当地很有影响力，香火极其旺盛，但旅游者知道得很少。
9月的拉萨总下雨。黄宇兴剃着光头，穿着酱紫色袈裟，在拉萨的夜雨中听王菲的歌。他和当时在寺院的24个僧人混得很好，朋友们念经的时候，他在一旁敲法器，或者和寺院周围的乞丐小孩玩儿，他成了孩子王。他很享受隐藏起真实身份的感觉。
2000年，黄宇兴大学毕业了，父母希望他去法国深造。“在他们的想象中，法国就是艺术之都，他们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完美。”黄宇兴上小学时就立志当一个画家，仅仅出于无因的反叛，一边学法语的黄宇兴，一边为去印度留学做准备。他写信向印度的使馆、学校要资料，但是发现教学方式不尽理想，后来放弃了，法国也没去。父母婉转表达了他们希望他在体制里安定下来的愿望，给他在美术事业单位找好两份工作，他都没有去。
“我父母没怎么给我就业压力。虽然有时候和他们有冲突，但是他们没真的强加给我什么，只是无形中流露出来他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乱七八糟折腾了一年，黄宇兴觉得有必要证明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生存。2001年，他以个人身份参加董梦阳办的第一届艺术博览会，卖掉了4幅作品，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和香港的一个画廊和他签了展览合同。之前的一年，黄宇兴的毕业创作《视觉与成长》大型绘画获得好几项奖学金，没经历什么坎坷，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之路。现在他是他大学同学房方的星空间画廊的签约画家。
尽管去了藏区多次，西藏题材从来没出现在他的创作中。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黄宇兴和他已经上了民族大学藏文系的朋友们，办了一本杂志叫《白玛草》。“那种红颜色的、质感茸茸的就是白玛草。白玛草一般被扎得很严实，切成横断面后扎在墙的最上面。”黄宇兴说。他做主编，藏族同学写稿子，讲述他们对藏区的理解。黄宇兴说：“我一直坚持不画任何关于西藏题材的画，我觉得那种风情性的西藏绘画太表面，但我画里的精神，可能来自于我在西藏的观察和思考。它和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改造存在关联。”
西藏经验带给他的是，从此选择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一切。“春天里，哪一天树开始长芽，开始吐毛毛，然后下雨，这些东西总是特别吸引我，但是身边事情总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小时候，总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有灵魂的，是个活着的真实存在，其他人都是没有思想的，陪我玩的。”对33岁的黄宇兴来说，人生仍然是一场充满变量的旅程。成为艺术家后，他没有为卖画发愁过，他的画很快受到一些成年收藏家的追捧，即便所谓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仍然像个局外人。
《生物学家的肖像》是一组肖像画，“现在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一个医学家发明的一种药悄无声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史。他们曾经在医学界被认为是疯子，现在也不太被文化领域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命历史是那么脆弱和容易被改写，以前，一场感冒可能就要了人的命，人的生命和历史轨迹被各种各样的外力扭来扭去。我就想什么是不变的，可能是血液循环、脑组织的构成，但人的肢体仍在不断衰老下去。它的历史就像一场病，即便你吃了药得救了，但你可能丧失了一部分听力。就是这样一个熵增的过程”。
黄宇兴养冷血动物为宠物。“变色龙只喝活的水，只吃活的昆虫。我给它喂蝈蝈、喂蟋蟀，还得补充维生素。把蟋蟀放在维生素B3粉末里，沾得它身上都是粉，变色龙吃它就能补充维生素了，但是这样变色龙不爱吃。后来就先让蟋蟀吃沾有B3粉末的菜，再把这种富含维生素的蟋蟀喂变色龙。要给变色龙营造70\%的湿度，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有流动水，有掩体，如果它长期找不到一个地方躲着，精神会相当紧张，这会影响到它的寿命，它必须躲在一个叶子后面才觉得安全。而你能模拟一个亚马孙丛林那样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喜欢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但它们距离我太远了。你看到一个蜥蜴，脑袋上长着绿色的鬣，它特别强烈地提示你，它来自于南美洲，把你的居住地和它的原生地之间建立一种线索，这种关联让我感觉非常舒适和美好。你只能观察它，不能驾驭它。它们反复告诉你婆罗洲那样一些地方，你会想到它曾经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树上盘旋着的一条蛇。而你为他制造那样的环境，它并不领你的情。其实冷血动物并不冷血，这也是一个误解，因为都是人们一厢情愿。它的脑容积只有那么一点点，它感受不了更多东西。它给你提出一个个难题，让你去解决它。很多小孩养它们是为了酷，不去学习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你卖给他等于这个东西到了死神手里，我们叫他们‘杀手’……”黄宇兴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的宠物。然后又看到那些和想象很不符的晦暗的画面，奇怪出现的冰冷的数字和异域文字，又听说他对冷血动物有特殊感情，但这个鸿沟随着采访渐渐弥合上了。在一切表面的错综陆离的冷色背后，是他这代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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