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牺牲者
Santiago Sierra, Audience Lit by a Petrol Operated Generator, 2008; Veteran Standing in the Corner, 2011
就像某报纸所陈述的事实那样，卡迪-诺兰（Cady Noland）和圣地亚哥-塞拉（Santiago Sierra）现在在柏林KOW画廊有一个展览，策展人是Alexander Koch和Nikolaus Oberhuber。展览几乎把所有关于情感的东西都去掉了，我们看不到人影，也避免过于自保我们的眼睛。我们站在外围审时度势。我们不承认存在或认为任何形式的价值。就像我们可能盲目地对待他人的苦难。我们是无形的，不重要的。
塞拉的视频,烧毁房屋《发现》(2008)，场景始于一个以第一人视角接近一场火灾。我们听到警笛，看到了便携式摄象机的失稳。我们的视线被一堵保护墙挡住，摄像机被放下来，然后视频变化成为静默的烟，飘散在空中。许多新闻记者的质疑和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Santiago Sierra, Burned Builings (Found Scene), Via Argine, Ponticelli, Naples, Italy, June 2008
在策展中，单色的视觉美感足以把人们套牢。这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图片而不了解相关背景，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置身其中。想想每天有多少图像和语境展示给我们，不要管其中的大多数，或许是我们应付每天的任务，以及更好地生活得办法。
它很困难，但是，看了塞拉的《两个最后的吉普赛人的牙齿》（2008），不要难过。两个张开的嘴露出牙齿，从形态上讲，展示了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状况。从这个视角来说，它们既吸引人，又带有毁灭性。过程中，这个视频所反映出来的疑问，远比它所表达的情感更多。它令人感受到观者就像是部分犯罪者，受害人是外国人，并且迟钝。
Cady Noland, Enquirer Page with Eyes Cut Out, 1990
我们都受到过广告推销的干扰，有时我们决定不去反抗它。当看到这种事作为一种文献，出现在画廊墙上的时候，会让我们从社会责任感中分离出来。展览的内容依然是司空见惯的，每天都会发送到我们的邮箱里。在Huichols 89号，塞拉强调了某些特殊的例子，同诺兰的一起，策展人使我们从思考“为什么他做这个？”转移到了“为什么我们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上。
在塞拉和诺兰的作品上，还有一个附加的意义存在。他们不是萨拉·麦克拉克伦，以煽动人们的情绪来获得对受虐动物的捐助。这二位艺术家做得更有智慧。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牺牲者作为实验对象，但并无煽动。在这种没有情感表达的冷漠之中，反而会引起人们对于自身冷漠的反思。这个展览的核心力量在于它的冷静和命令性，以及它的理性精神。
Exhibition view, Metal Fence, Cady Noland, 1990, 89 Huichols, Santiago Sierra, 2006
塞拉和诺兰的争议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展览所带有的暴力型以及影响力被严肃地展示出来。二位艺术家对于牺牲这个主题的探讨复杂化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责任。没有人愿意当做牺牲者，我们似乎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认为牺牲是自然而且必要的地位上。于是我们倾向于选择，在道德意蕴之外，这只是为了活下去。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