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伤痕文学”，“伤痕美术”或许已变成了一个仅供祭奠的“老人”。
可对走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伤痕》《枫》这两篇代表作则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当他们再次阅读时，发觉自己已成为了中年人。
“文革”结束后，不少文学作品从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从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转为对大时代里普通人命运现实的描绘。画家们也是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那支专画阶级斗争的画笔，开始发自内心地重新打量这个平凡的世界。
总之，种种迹象标志着，一个“神”时代的结束与一个“人”时代的开始。
政治、社会形态的转变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转变，它冲破了原有单一现实主义再现模式，将现代艺术语言和观念纳入其中。“伤痕美术”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衍生于“伤痕文学”，但它不仅仅是对文学读本的重新解读，而是重新创造，所以，它具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含义。
譬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青年画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的《伤痕》《枫》《张志新》;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火车》……
罗中立：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刘宇廉：天国的“理想主义战士”
李斌：现代艺术讲究社会参与
陈宜明：“那时很真诚，也很幼稚”
美术评论家陈履生说：“伤痕美术的出现，表现了那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人文的一种反省，其主题是反思“文革”对于大众生活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再一次意识到，作为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他们把对国家符号的崇拜转向了对于普通社会人文生态的关注。”
连环画《伤痕》《枫》由中国三位仍然带有理想主义激情的青年画家创作，以真实、生动、准确的视觉形象，把一个时代的伤感和悲剧更深地刻进了人们的记忆。
作家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生动地刻画了“文革”中悲剧灾难的生活历史。1978年，《连环画报》想把它改编成连环画。于是，他们找到青年画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让他们一起创作《伤痕》。《伤痕》于1979年刊出后，立刻在美术以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之后，他们三人又创作了连环画《枫》，同样是一个反映“文革”的题材，讲述一对红卫兵恋人由于“ 文革”中的派系不同，最终双双成为牺牲品的悲剧故事。由于这组连环画真实刻画了社会环境，出现了四人帮、林彪等人的画像，相关部门领导人认为不太妥，曾一度禁止发行该期《连环画报》。但这组画依然产生了巨大反响，拥有上百万的读者，被认为是“伤痕美术”的代表作。
与此同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还创作过一组从未发表的连环画《张志新》，他们尝试用现场描摹的手法配以政论式的文字来表现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完成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一组画稿就封存起来了，26年后，它才得以正式重现。
2005年8月26日，一个名为“西去九色鹿——刘宇廉艺术回顾展”于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尤其是那组关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张志新的连环画，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中年人，神色凝重地站在画前，慢慢的，慢慢的，他的眼眶开始变得湿润，但他没有去擦拭。
因为，刘宇廉“伤痕美术”里的内容，见证了他们共同的青春、理想、命运……
闸门打开，一段隐匿的深邃记忆已渐渐复苏，一个尘封的伤痕故事被重新唤醒。
就“伤痕美术”的缔造者们——画家而言，不管是刘宇廉、罗中立、高小华、程丛林，还是李斌、沈嘉蔚，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上山下乡、进城求学、出国谋生……
这群画家的生活脉络，其实也集中体现了在一个特殊时代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与群体命运。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以“文革”作为背景题材的“伤痕美术”作品，该画的都已经画了。岁月与时代的变迁让一切成为过去，这些曾经试图以画笔见证、探究中国命运的画家们都在另一个大时代的冲击之下，不得不面临人生一次次的选择。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名字都似乎已跳出了公众的视野，进入到了历史的烟尘之中。
那么，这些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思想与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们，若干年后，究竟又经历着哪些具体的生活与思想的转折呢?如今，他们又会站在一个什么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自己当年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呢?乌托邦式的艺术梦想、理想主义气质是否还能在他们身上留有痕迹?
刘宇廉生前的恋人赵晓沫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一段追忆，供世人咀嚼，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命运的无常，爱情的无解，常常使人陷入迷离。人生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无可反复，无可挽留地消失，逝去，在岁月的车轮上刻下了一道道痕迹。所谓理想、信仰、奋斗、追求，还有那曾经美好的情愫、心灵的曲折痛苦，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飘落在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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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