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中国人文化性格所致。中国人强调中庸思想，有所谓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还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中则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中庸，国人为人处世的最爱。理性的中庸当然是至高境界，但感性的中庸，则往往庸俗化为“当一个老好人”。关于批评的话，那自然就怎么也不肯多说一句了，叫作“谁也不得罪”。
其次是被批评者难见优雅理性。尽管古往今来有许多智者的告诫，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但现实中，多数人还是一闻逆耳之言，便现暴跳如雷之状，缺少理性的优雅和稍安勿躁的淡定。据说清末民初，湖南人陆鸿逵在北京创刊《帝国日报》，并发文痛诋外交当局某人。在一次杨度家的饭局上，一湖南老乡问陆为什么要批某人批得那么激烈?陆鸿逵想了想，慢慢回答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据说这句话当时“流以为隽语”，被载入老乡写的《新世说》里。这句话说出来的道理，正体现着面对意见和批评的理性姿态，值得反思。
艺术批评易陷入利益之争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艺术批评必须秉持公共立场本来是无需特别强调的，但在艺术市场如此繁荣的当下，却往往容易变成站在利益方来发言，或者，即使秉持公共立场，但却因损及利益方，而陷入难以为继状态。当下艺术市场，尚健在的艺术家，其单件作品就能创出超千万元的拍卖价(当代艺术F4、靳尚谊等)，乃至近两个亿(湖南画家曾梵志)。此时，艺术批评话语一出场，就会特别“掷地有声”。如郭庆祥被范曾起诉案，此案范曾要求写批评文章的郭庆祥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法院最终判令郭庆祥赔偿范曾7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这样一来，到底是郭庆祥保持了批评的公共立场，还是站在利益另一方有意给予范曾损害而失掉了公共立场，大众就分辨不清了。
还须反省的是，批评的环境没有养成。一方面是媒体自己不敢“多说”。继续从前面提到的案例来看，尽管郭庆祥的批评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是在《文汇报》这一严肃媒体上发表的，且根本没有点范曾的名字，但按法院最终判决来看，媒体“批评”得不对。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代理律师当时就叫屈：“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今后谁还敢去评头论足?”另一方面，媒体自己有时“乱说”。比如当下中国，增办艺术期刊、增开艺术专版专栏非常普遍，但基本上都加入歌颂艺术家的大合唱中去了。凡有助于广告进账，那这名画家多半就是伟大的画家。知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毫不讳言地批评：“我们现在既缺失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和批评家精神，也缺失真正批评家生存发展的环境。”
其实，艺术批评要能展开，最关键还是要落实在人，人有胸襟才会有整个舆论场的宽容背景及广泛共识。中国人讲究和为贵，但是面对不同意见的表达，不妨再参悟一下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规则：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批评能有效展开，也反映着艺术界人群文明程度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