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收藏，讲究“秘藏”二字。惟有恰逢知音，才会品茗共赏，这是古代的藏家风范。当下似乎少了这种雅兴，偶尔附庸风雅玩个收藏，关注更多的却还是投资回报率。殊不知，收藏的乐趣在于“藏”，一夜暴富的故事从来都是利益者编纂的神话。
多年前，收藏尚可谓一片净土。“惟书与画犹未忘情”或“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收藏的热情来自于寻觅、研究、感悟之后的畅快与自得。收藏，似乎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魔力”，不论是雅好丹青的皇室贵胄，还是清高自诩的官宦大吏，都是收藏的征服者，比如宋徽宗赵佶、清高宗乾隆，从《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宫廷著录可见一斑。有的帝王甚至对收藏嗜爱成疾，比如将《兰亭序》陪葬的唐太宗，亡国后将多年珍藏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
其实，收藏开始主要集中在宫廷。民间收藏的大幕拉开大概在元代以降，收藏甚至成为当时文儒雅士的社交方式，比如欧阳修、米芾、倪瓒、梁清标、翁方纲等都是收藏的热衷者。除此之外，富商大贾也斥资购藏，虽然有“意作标韵”之嫌，但也不乏真正的鉴藏家，更有著录流传，比如项元汴的《蕉窗九录》、安仪周的《墨缘汇观》、庞莱臣的《虚斋名画录》等。
“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这是收藏家对文化遗产的醉心。然而，除了对藏品的珍爱与保护，收藏的最高境界在于分享，而博物馆无疑是收藏的终极归宿，但这需要无私的胸怀和境界。比如将多年珍藏捐赠国家的张伯驹，他一直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践行者。正是他的这种超然境界，才有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国宝的回归。吴湖帆也是如此，他先后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等珍藏捐赠给国家，这才有了“富春合璧”的佳话，他捐赠的藏品大都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但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收藏的那种悠然自得逐渐被浮躁的逐利气氛所笼罩，那份难得的文人情调也已渐行渐远。有些所谓藏家关注的不是藏品的价值而是价格，甚至恨不得早上购入的作品晚上就能卖个好价钱，投资的欲望远远背离了收藏的初衷。
拍卖市场、古玩市场、艺博会全面开花，似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艺术品的高回报率成为财富阶层对此趋之若鹜的根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高资产净值人士对文物艺术品和珠宝的持有率达到17%，远超全球10%的平均持有率。正是这种强大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艺术品收藏持续升温。
近几年，艺术市场在短暂的疯涨后开始大幅缩水，原本涌入的热钱迅速离场，这种剧情化的跌宕起伏让很多人茫然失措。虽然一些民营博物馆在悄然崛起，不断释放出民间收藏的能量和魄力，但奇怪的是，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收藏家却成了濒危物种，再未出现像张伯驹、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这样的收藏大家。这是收藏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