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致郑重信札
这是启功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抄录于后：
郑先生重赐鉴，多年不晤，对面不识，万分抱歉！那天王立梅大姐陪同上博的同志枉顾，我兄被介绍是报业同仁，坐在沙发一头，弟眼底黄斑，对面不辨面貌，以至失于敬礼，今日追思，罪何可言！继而得读大文，记汪馆长所谈阁帖诸方面事，汪公所谈，鞭辟入里，我公所记，透彻精微，使王学茅塞顿开，不胜荣幸！上周奉到华翰，赐询鄙况，极愿晤谈，惟京沪距离稍远，赐顾略费时日，而遥企云天，不胜盼望！弟关节无力，在室内须以四柱手杖，步步扶搏，此次上博胜会，竟致缺席，仰荷见存，可知其行动之难矣。近时兀坐无聊，略翻旧稿，见《说千字文》，有许多谬论。又翻苏诗，觉东坡最重白香山诗，弟幼年蒙先祖抱持，口授苏诗，至今仍能背诵。中年多作白话诗词，并不费力，乃知其源来于苏白中，何时承教，一切面求教正！弟功再拜。
事情的经过，大体如启先生信所述。
2003年，由国家文物局王立梅大姐从中联络，促成《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上海博物馆，我参与采访报道，为了探讨墨拓本的时代性，曾专程去北京采访王靖宪先生，怕采访启功先生受他身边的人阻挡，又请王立梅大姐联系并陪同采访。我以为和启功先生是老朋友，没有作自我介绍，就坐在他书桌旁沙发的一端作漫谈。
那天，谈了整个下午，时间不算短，所谈的内容也不光全是《阁帖》的事。我告诉启先生我去看过朱家溍先生，他就和我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就在一起把玩文物的事。谈到徐邦达先生，他说现在邦达先生的生活有点像钱谦益，日子很不好过。谈到谢稚柳先生，他说他喜欢和稚柳先生“抬扛”，各不相让，但不伤友情。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当年曾经谈过的老话题，不会想到他还不知道采访他的就是我。从启先生的信中可知，他是读了我的采访报道，才知道是我采访了他。
启先生虽不知是我去采访他，但他在给我写信时肯定回忆起我当年拜访他的事情。他在信中所谈的读东坡诗就是其中的一件。1975年，我在北京住了几天，常去西直门内小乘庵拜访他，院子虽小，小院里铺地青砖长满绿苔，在安静的小院里，我们有时作竟日长谈。我把他的诗稿携回驻地，闲读抄录，通宵达旦，隔日归还时，我说他的诗很有苏诗的味道，引发了他的谈兴。可能是在那个“史无前例”严峻的日子里，我跑到他的小乘庵，听他这位小乘客谈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没随三十年的时光流逝而忘却。后来，启先生搬北师红楼，人们把他像大熊猫一样保护着，就很难得有和他聊天的机会了。
有趣的是启功先生写给我的是一封没有收到的信。几年前，北京收藏名人信札的友人李经国兄，曾多次打电话询问启先生给我写信的事，我说我对启先生都是登门拜访，没有通过信。今年（编者注：2011年）春天，经国兄居然以不菲的价钱从拍卖行购得这封信，并把原信考拍给我。读了此信，真感到启先生待人之诚，义薄云天。经国兄问我，你怎么没有收到这封信呢？是呀，我也想，为什么没有收到这封信呢？唯一可能是启先生把信写好，交人付邮或托人捎带，此公喜欢启先生的翰札，所以就留作雅赏。生活中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好事的雅者，所以才使一些墨翰得以珍藏而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