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匡时2015秋拍将有一件鲁迅先生极为罕见的书法作品上拍。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讲，鲁迅为清水安三书写的这四句16字小幅的公之于世，实在是令人欣喜的。
鲁迅(1881-1936)行书偈语
纸本立轴
24×20 cm
RMB: 800,000-1,000,000
款识：鲁迅。
题盒：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书是周树人先生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备注：清水安三旧藏并题盒。清水安三(ShimizuYasuzo，1891—1988)，出生于日本滋贺县，著名教育家。1917年来华，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在北京期间，清水安三跟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频繁。
清水安三先生晚年回忆鲁迅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17年作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国传教，1920年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曾名朝阳门中学，今陈经纶中学），后曾在天桥附近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他在北京期间，担任过日文《北京周报》记者，写了大量报道，把中国社会现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与鲁迅兄弟相识，曾到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访问。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水安三来访的记载。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创立了樱美林学园，1988年去世。他为鲁迅手迹挂轴写题记是在他77岁的1968年。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情景。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可是，当时不知是因为我没人介绍单独去的缘故呢，还是周作人真的不在家，反正我被中国人惯用的“没在家”这一挡箭牌挡住了，吃了闭门羹。……尽管被告知周作人没在家，但我还是再三恳求听差的，说只要给我五分钟就行，请他一定行个方便。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1940年春，清水安三在美国为中国学院募捐时题词抒怀：经暑经寒不否其苦，逢饥逢疾不退其业。署名为“北京朝阳门外，清水安三。””
清水安三逝世五年后，饭田吉郎写了上述文章。对于这篇文章，中国研究者在介绍时已经指出一些讹误之处。例如，文中说清水安三逝世于1964年。假如不是笔误或印刷错误，很可以说明饭田与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其对明信片的知识可能得之于他人转述。笔者也看到挂轴与饭田介绍的明信片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挂轴上写作“放下佛经”。现行《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根据饭田的文章收录四句佛偈（第三句正是“放下佛教”），命名为《题寄清水安三》，写作时间定为1923年。因为饭田的文章没有配发明信片图像，鲁迅文集似应将此偈中的“佛教”改为“佛经”。不过，挂轴也不能成为否定明信片存在的证据，我们期待明信片的出现。有一点是明了的：饭田或向他介绍明信片的人并没有见过挂轴上这幅手迹。如果他们见到了挂轴，文章就不会不介绍木盒盖内侧清水安三的题识。清水安三先生1933年太太离世时与儿子的合影不妨做这样的推测，鲁迅曾寄给清水安三写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应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另写一幅字体较大者的请求。鲁迅满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写成“佛经”。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回忆说：“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新文化运动诸大家中，清水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有一次他去八道湾11号周宅拜访周作人不遇，正要离开，一位中年男子从厢房探出头来说：“如果您肯见我，请进来吧，我们谈谈。”进屋后清水才知道，这人是他早想拜见的鲁迅先生。1921年和1923年的鲁迅日记记载多次与清水的交往，如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清水说，鲁迅人格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鲁迅定居上海后，清水介绍日本人给鲁迅，其中包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1931年是两人一生第二个密切交往期。5月6日，清水和增田涉一起拜访了鲁迅，几天后，鲁迅和增田涉回访清水于花园庄，共进晚餐。当年的鲁迅日记中不断有“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饭”、“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歌舞”、“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得清水君所赠刈田岳碛河底石所刻小地藏一枚”等记载。1931年11月清水回日本，鲁迅设宴送行。清水再来上海与鲁迅交往，是1935年11月6日，“清水三郎君见访并赠时钟一具。”此后的交往就很少了。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续传灯录》卷第二十八《大鉴下第十六世·昭觉圆悟克勤禅师法嗣》：“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儿在涅盘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过为善之速也。”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
此幅迹约作于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挂轴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鲁迅性格刚烈，坚持原则，厌恶社会上那些无特操者。上海时期，他的杂文中颇多此类人物形象，例如他曾批评戴季陶说：“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在另一篇杂文中，他讽刺中国官场怪状说：“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
节选自陈子善《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与黄乔生《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
黄乔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