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行对我说，批评家年会你又不参加，怎么弄批评啊？仿佛不去参会，如同大官不能在京城两会坐台一样问题严重。我说：没有参加年会的众多批评者，难道都不能做批评和反思批评吗？不在场肯定有缺憾，但却能保持独立思考的状态。批评家作为自主的个体，孤独状态很重要。尽管这么说，我仍然拥护和关注批评家年会。这个最大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层面有多种存在的理由。引伸开来，众多展览我都没有到场，一些同行也表示非议：展览你都不看，怎么弄批评啊？从事批评不参观展览，不参加展览研讨会，行不行？我说行。本文就是申明为什么行。
批评家不是艺术家的伙伴，不是艺术家的传声筒，不是展览组委会新闻发言人，他不必在场。在场的优势是能够直面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亲身感受展场透露的综合信息，写出的批评文章比较贴切。不在场有不在场的长处，比如不会受到现场氛围和社交关系的感染，通过图像和文字资料发表意见，更容易接近公允。在高清画面、现场视频和八卦故事传播快捷的当今世界，在场不是批评成立与否的必要条件。
以为批评家在场了才有发言权，就把批评降格为作坊活动甚至帮派行为了。当今的展览，参与的批评家通常只有一二十人，达到和超过五十人的极少。如果必须在场才能从事批评，不仅会束缚网络时代批评的开放机制，还会助长小圈子意识和特权思想。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一旦公诸于众，就成了公众面对的对象，如同大众情人，人人都可以套近乎，而不是你私下宠幸的小三。如果必须在场才能从事批评，还会限制批评的一项功能，即借题发挥的功能。郢书燕说的情形与效果，也是批评不能排除的方面。批评家们不必用少数人的平台，做统治批评的奢望，不必限制批评的各种方式。
批评家如果必须在场，司马迁就不能在他的史记的每章末尾，以太史公的名义批评三代历史，更不要说议论五帝事迹了。同理，苏东坡写的古代书画评论很精彩，也要被废止了。米芾和董其昌传世的批评文字，王时敏背后写的批评王翚的信件，也统统都要划入无稽之谈了。约翰逊鞭挞知识分子，揭露和抨击卢梭、海明威、萨特等已故的名流，就必须让他们统统复活，一道参加茶歇闲聊并共进晚餐，写出的批评才能算数。
以时间划界，批评文字有史评，有时评，有对未来的期待。三者不能偏废。批评家写文章不能只看当下和眼前，必须放在大范围的背景和长时段的历史中比照才有意义。这需要有人脱离现场，在广阔的时空中去筛选和思考，确立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