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以后不许再叫我先生了，应该叫我的名字”
作为徐悲鸿的第三任妻子，廖静文陪伴徐悲鸿度过了他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最后那段十年的岁月，1982年廖静文出版了《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本书畅销海内外，已达564000册。被译成英、法、日、捷克多种文字。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回忆录。书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徐悲鸿的一生，以及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1942年底，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正值豆蔻年华的廖静文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面试通知。在她欣喜之余，得知主持面试的竟是举世闻名的画家徐悲鸿先生，便不免有些紧张和羞怯。廖女士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描绘初次见面的徐先生：“他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年纪，却已两鬓如霜。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袍，脸上的轮廓优美，线条十分柔和，弯白。”两人的问答从巴金、鲁迅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从古典名著到诗词名句，再到美术鉴赏，气氛渐渐变得活跃起来，对艺术共同的喜爱和相互感染的爱国热情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廖静文以优秀的表现获得了徐悲鸿先生的赏识，不仅获得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更赢得了与先生一起工作、学习的机会。
白天廖静文帮徐悲鸿整理收藏和作品，晚上泛舟漓江之上赏月谈心，在那战乱的年代，廖静文与徐悲鸿先生虽心系国难，但仍在这块人间仙境寻觅到了短暂的诗情画意。桂林的短暂接触使廖静文对徐悲鸿先生的事业和家庭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途经贵州发生的一个小小插曲却让她有机会窥探到先生的内心。在他们落脚的贵阳师范学院，廖静文偶遇一位曾经是学校校花的交际花，波浪形的长发垂肩，面部线条非常柔媚，她娉娉婷婷地从廖静文身边走过去。她那细腰大摆的黑色丝绒大衣，将她那身体的曲线，白皙的皮肤，涂了唇膏的猩红嘴唇，衬托得分外鲜明。这本是一道擦身而过的“风景”，但同学的一句话却让廖静文心潮澎湃：“听说有人将她介绍给徐悲鸿先生，她对这位画家也表示钦慕，但是徐悲鸿先生却婉言谢绝了。”
这位女士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为什么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先生却对她不感兴趣？而她却是许多人倾慕追求的对象啊！外形美不等于内心的美，也许徐悲鸿先生要求更高尚的东西。美应当是淳朴自然，不加雕饰，美还应和精神联系在一起……同学们议论纷纷。只有廖静文一个人沉思不语，她隐约明白了先生心中选择人生伴侣的标准。或许自己能成为他的知音？廖静文仿佛受到了鼓舞，开始了少女对爱情的想象。
从桂林到重庆，廖静文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徐先生的博学多才和刚正的人品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廖静文，彼此之间的关照与扶助使爱的情愫在二人心中不断滋长。但28岁的年龄差距成为了一道世俗的鸿沟，曾经失败的婚姻也带给徐悲鸿先生难以抚平的伤痛。在各种压力面前，是让爱情破茧而出，还是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承受着无尽的彷徨与痛苦。徐悲鸿曾深情地倾诉：“我曾反复考虑过，我今年四十八岁了，比你年长了二十八岁，我原不应该这样要求你，但感情这种东西却往往是这样出人意料。在个人感情方面，我已压抑多年了，没有料到，终于在你面前倾倒出来。我看到了一个淳朴的女性形象，因而重新燃起了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
那段美好的生活确实令人羡慕，先生写意泼墨，妻子调墨品析，琴瑟合鸣的田园生活相信是每个艺术家都梦寐以求的。这期间，廖静文也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悲鸿深刻地了解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成了马的知心朋友。从此，他画的马更加雄健，他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有的昂然伫立，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烟……他借马寄托自己的悲哀、忧郁、希望和欢乐。因此，他笔下的马也人格化了。”先生曾告诉他：“只有通过对真实景物的细微观察和写生，才能获得真感，真感是一切艺术的渊源。”
徐悲鸿先生作为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其艺术造诣堪称登峰造极，但他自己却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一直为病痛所折磨。这一点，廖静文女士最为了解，也是最令她心痛的。婚前，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美术学院吃集体食堂，和大家一起吃包饭，吃的常常是发霉的“平价米”，喝的是田地里的水，点的是煤油灯。他在冬天总是穿一件蓝布棉袍，夏天穿白夏布衫，从不穿绸料衣服。他的节俭，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徐悲鸿先生一生沉醉于作画甚至于废寝忘食，以致积劳成疾，廖静文女士在婚后更多的是担负起了照顾多病的先生的责任，她用一个妻子最大的关怀陪伴徐悲鸿先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甘共苦中更能体会他们爱情的真挚。“有一次，我们新婚不久，悲鸿因专注于画画，引起血压升高和肾炎，住进了医院。进院时，我和悲鸿把两人身上的钱拼凑起来，才交足了住院费用。那时都是自费医疗，须预交一个月的住院费、伙食费和医药费。悲鸿手头向来留不住钱的。有时，卖画的钱刚到手，他就立刻去买书籍字画，或帮助穷学生、穷朋友，何况不久前卖画的二十万元又为赎回《八十七神仙卷》（文物）而用去了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悲鸿先生对美术的创作和教育事业投入了更多的热情，无数成绩的背后是他心力的日益憔悴。1953年9月26日，廖静文的呼喊没能再一次唤醒徐悲鸿先生。在太平间，她与徐悲鸿先生依依惜别。“我替他换上了刚买的一身新的灰色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这是悲鸿来到北京以后，第一次穿新皮鞋。”一个曾经慷慨地帮助了许多人，为国家创造过巨大精神财富的艺术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丈夫留给妻子最后的感动：“我从他的旧衣服口袋中，颤栗地摸到了三块水果糖。这一定是悲鸿在宴会上没有吃，留下来准备回家时带给我和两个孩子的。这是三块极普通的水果糖，但是那上面有着悲鸿对我和孩子们多么深沉的爱和思念！在离家的短暂时间里，他的心还是这样深情地记挂着我和孩子们。我紧紧地捏着这三块水果糖，又悲伤地痛哭起来。如果能够，我愿意永远这样陪伴着他。”时间带走了生命，却带不走真情，这份爱支撑着廖静文女士独自穿行于日后的风雨崎岖路。
徐悲鸿先生逝世的时候，廖静文女士只有30岁，还有一双才几岁的儿女要抚养、教育，她面对的是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困难。她形容说，先生就像大树，自己就像小草，有什么风雨，先生都会为她遮挡。当先生不在了，小草就失去了大树的庇护，什么都得靠自己。廖静文女士也曾一度沉缅于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毕竟先生的离去就如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抽走一般撕心裂肺。但徐悲鸿生前的话又会时常提醒她振作起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应当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于是她又重新拾起久违的课本，后着手建立以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及后来被破坏以后的重建工作，将徐悲鸿先生的大量作品和收藏陈列于世，并组织到各地进行展览，让更多喜爱美术和尊崇徐悲鸿先生的人感受到徐悲鸿先生对艺术的无比挚爱和伟大贡献。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性因为爱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廖静文女士还曾告诉记者，有很多人对她嫁给比自己大28岁的徐悲鸿先生并为他坚守一生非常不理解，觉得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廖静文女士对此的回答让我们明白了爱情的伟大：“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爱。我对他的爱至死不渝，我为我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先生而自豪！”
“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
1953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廖静文将位于东城区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捐献给了国家。1954年，以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为此郭沫若亲还题写了“徐悲鸿纪念馆”的馆名。此外，廖静文还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悲鸿，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
在把自己的寓所捐出后，廖静文一度在北京租住度日，“悲鸿死了以后，房子我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从那以后，我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直到现在也没有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儿子买的，他出了一百万人民币，我出了十万，房产证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任何产业，等我死了没有什么遗产，我现在就靠自己的工资生活。”
1966年，北京地铁开始修建，位于地铁线上的纪念馆被迫拆除，而筹建新馆的过程完完整整地跨越了特殊的60、70年代，廖静文曾在采访中谈到筹建纪念馆的曲折：“当时国家要修地铁，老纪念馆被拆掉了。后来1972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再建徐悲鸿纪念馆，以便把这批国家财产保护好。毛主席批给周总理办，周总理派人通知我，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个批件去找建委、房管局，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材料都要批了以后国家再调拨，还要国家批地皮，还涉及到拆迁。
当时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找人办事很难。那时我六十岁左右，为了拆迁那些房子，我几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站在房管局局长门口，去等局长上班，好求他给我们解决地皮拆迁问题。我这样吃了饭就去求，整整求了一年时间，才腾给了我们地方。那时候我还跑得动，什么事都是自己跑自己求，这样跑了十年，才把纪念馆盖了起来。1982年批的，1983年盖起来开馆，就是现在的徐悲鸿纪念馆。”
1983年正式开放的那座徐悲鸿纪念馆仅设7个陈列室，已于2013年已拆除。晚年的廖静文说：“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对文化事业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将扩建纪念馆。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已经90岁了，跑不动了，相信北京市文物局会把这个工作做好。”
徐悲鸿早年长逝，廖静文的大半生都在为徐悲鸿活着。大大小小只要跟徐悲鸿有关的事情，都是廖静文的心头大事，包括鉴别徐悲鸿作品的真伪，廖静文担起了很大的责任：“悲鸿从来不用现成的盒装墨汁和宿墨，每次画画前，都是用上好的墨块，我帮他研磨出来的。盒装的墨汁与现磨出来的相比，两者成色、质量相差甚远，所以如果看到用墨汁画出来的画，那就不是他的作品。那个时代很艰苦，悲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非常讲究用纸的。有时候条件实在不好，他便选择在皮纸或高丽纸上作画，这是其他画家很少用的。悲鸿的题款和印章也是很讲究的，一般他不喜欢在画上题太多的字。而且题款都在画的最边上，丰富画面，但不会破坏画面。由于现在假冒印章的技术太高了，所以从印章上已经不容易辨别出来。”
二十岁嫁给徐悲鸿，三十岁孤身一人，茕茕而行，六十二载，斯人已逝，唯有廖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