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桃花源
“文革”后，当徐冰1977年考入中央美院时，他作为叱咤国际艺坛的风云人物回国担任母校的副院长从一位下乡知青到如今响当当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拼命三郎”徐冰最动人的作品就是他充满无限可能的精彩生活。
与理想渐行渐远
2013年寒冬，在嘈杂的工业化城市伦敦著名的V&A博物馆内，中庭John Madejski花园一潭明净的湖水，被徐冰最新大作《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环绕其间。
观者穿过V&A规整而气派的欧洲古典建筑群，进入绿草茵茵的空地，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大圈连绵起伏的中国山石。这样的强烈反差，勾起观者兴致，悠然沿着长达100米的湖边且行且赏，如同在看一幅超长的山水画卷。“进入中庭后看到的实际是《桃花源》的背面，而最美的东西都在正面，是被包在内里的。这样安排是想表达，理想虽美，但与现实遥相阻隔。”徐冰说话声音不大，几乎总保持一个分贝和频率，但毫不乏味。他温和而清晰的讲述，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在《桃花源》里，徐冰寄托了自己诗意栖居的渴望。饱受雾霾折磨的中国百姓，更是向往山清水秀的宝地。主张“艺术为人民”的徐冰，又一次触碰这个时代最要命的问题。
徐冰以“二维半”的特殊手法完成了整个装置。为了呈现类似画卷的效果，他的团队费劲地寻找扁平状的自然山石，这样更接近绘画而非雕塑，又有点舞台布景的感觉。陶屋的造型也被“菱形化”了，有机地融于“二维半”的概念中。徐冰有意营造一种不存在的维度，暗示人们这亦真亦幻的桃花源或许只是一场梦。正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结尾所写，渔人想回到桃花源却再也无法找到入口。
徐冰作品《桃花源》
徐冰桃花源作品
“这个结尾寓意很深。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想的生活之地，但这理想之地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或许真正的理想世界只存在于心中，或者像孩子们搭积木般的活动中。”正是这种渐行渐远的感伤与无奈，让徐冰想到嫁接《国际歌》里“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后半句歌词作为名称。越说“一定要实现”，其实越是因为难以实现才这么下决心。这片桃源带给观众慰藉的同时也让人好好反省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崇尚自然知天命
在伦敦展览现场完成外景拍摄后，转眼冬去春来，北京的柳树悄然发芽，桃花待放，午后阳光明媚而温暖。徐冰穿着黑色毛衣，背着双肩书包，像一位学生似的步履矫健地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旁边的咖啡厅，继续娓娓道来《桃花源》背后的构思。虽然任职中央美院副院长已经6年多，但徐冰一点没有官员的架子和习气。
他在角落坐下，点了咖啡和气泡水。依然戴着那副招牌式的圆框眼镜，搭配微卷的齐肩黑发。这副兼备文人学者和当代艺术家气息的形象，虽不张扬，但令人过目难忘。
迈入花甲之年的徐冰，将人类现在的阶段恰切地比喻为“知天命”。他说：“人类的发展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孩童时代对母亲的依赖表现在对上帝和神的崇拜上，把神刻画成看见的真人一样的形象，于是雅典的文化兴盛一时。到了恋爱的青春期，浪漫的法国人最有这个本事。往后就要工作、解决吃饭问题了，以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为主导的英德文化，引领国际。产品丰富后呢，以大众消费和商业为特色的美国文化雄霸世界。人类折腾到现在，到了‘知天命’的阶段，中国人最懂得‘天命’文化，懂得尊重自然，真的是要轮到中国文化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桃花源》正是徐冰在此大脉络下的生动力作。
这种崇尚自然的情感，在徐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大批木刻作品中早有呈现，甚至在更早的知青下乡时的写生中已露端倪。 “我以前下乡时不太喜欢画人，后来就画了很多风景，但这些风景看上去有人的气息在，好像人刚走一样。这种偏好可能是我对人情世故不那么敏感，更喜欢大自然。”徐冰的话把时光拉回到40年前。
1974年，高中毕业的他积极加入到下乡插队的浪潮，在偏远穷苦的北京延庆县花盆公社收粮沟村，一待就是三年。这段艰苦而幸福的青葱岁月，在徐冰2008年写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的长文中，有真切回忆。1977年直到他一波三折进入梦寐以求的中央美院后相当一段时间，他的心还留在收粮沟。他写道：“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对农村的痴情后来也反映在他的《碎玉集》系列木刻作品中。“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徐冰在这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习作中，表现过去那段淳朴乡村生活的点滴，与《桃花源》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恬淡之境，遥相呼应。
版画系毕业刻天书
徐冰 天书
聊起专业这事儿，徐冰原本一心想去最热门的油画系。但当时版画系的老先生多，需要培养年轻教员。“给学生分配专业时，先让版画系挑选。我的专业水平算是不错的，就把我给挑上了。”这个看似冷门的专业，某种程度上恰恰成就了后来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徐冰。
1987年徐冰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他认为版画画种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复数性。而复数性绘画更接近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标准化，科技感强，“有一种深层精神的、十分理性的、控制过感情之后的人工美。”而我们当今生活在复数性的环境中。“例如人类最前沿的领域都是复数性的：比如网络、广告、克隆技术等。这与版画里刻好一个模板再批量拓印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
将近三十年前，版画中蕴含的当代性极少被国人注意到，虽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早已在美国大红大紫。年轻的徐冰嗅到这可能的新方向，他先是创作了具有研究意味的《五个复数系列》，此作为《天书》巨制的横空出世埋下了的伏笔。同时，留校任教的他，在80年代大量西方理论涌入的“文化热”中看了很多书，却没觉得有多么大的收获，反而迷失了不少本性上的东西。于是他想到做一件作品，颠覆人们对文字和书籍的确信与依赖。就这样，他开始刻谁都看不懂的字。旁人不理解，以为他误入歧途、走歪了。但徐冰却觉得：“刻连自己都不认识的字，这有一种崇高感。今天刻两个字，明天刻三个字，这种简单的数量上的累加，也有一种对抗无聊的踏实感。而且《天书》一定要假戏真做到家，讽刺性才强。”
徐冰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在1987年至1991年间近乎偏执地刻了四千多个伪汉字，并完成了这套奇“书”。看似慢慢吞吞的乌龟，实则比兔子跑得还快。问他在这么漫长而辛苦的刻字与印刷过程中有没有过动摇。徐冰承认：“也有过怀疑。但后来想想，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可能这事儿就是可以做的。之所以有怀疑，说明这是没有被证实过的、未知的、有很大可能性的事儿。而我的动力来自于挑战未知。”
发明英文方块字
徐冰 方块字
在刻印《天书》的四年间，徐冰还经历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移居美国。其实他之前有机会出国，但他觉得国内会迎来当代版画的好时候，就一直在中央美院潜心创作和教学。1989年，由于在艺术教育中的出色成绩，他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年轻教员科研和教学”一等奖。这份货真价实的荣誉，奖金是6000美元，相当于当时人民币5万元。在国企基层职工每月工资不到100元、“万元户”就是暴发户的80年代，这笔奖金称得上巨款。
然而1989年之后，国内知识分子的情绪普遍比较低落，徐冰一时也看不到当代版画的春天，于是他接受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Honorary Fellow)赴美，开始了他18年海外游走的日子。“在美院的时候，有个女模特会看手相。她给我看，说你这个人颠沛流离。我们同学都不相信，因为整个一届就我一个人留在本校教书。可事实上，我后来的生活，验证了她说的话。”
徐冰携那笔“巨款”到了异乡，起初几乎把钱都用来交学费学英语了。但他的英文并没有很快熟练，因为刚到美国的徐冰终日忙着做展览、做作品。“美国东部是美国版画比较发达的地方，但主要还是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那套东西，拼来拼去的，没太多新意。当时的版画教授看了我的东西，觉得很震撼，建议我留下来，让美国人了解我的艺术。”随后徐冰被引荐给威斯康辛艾维翰美术馆(Elvehjem Museum of Art)馆长，定下展览计划。1991年12月，《徐冰的三个装置》大型个展在该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活字印刷的《天书》、体量惊人的《鬼打墙》与连续性木版画《五个复数系列》，引起美国艺术界注意。北京青年徐冰从此踏上国际舞台。
美国首展的成功，给徐冰自信和启发：“你的东西必须大于他们的思维范围，可以补充那里文化中缺失的东西，我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起了大作用。”徐冰赶上美国提倡多元文化的时代，一开始就能用艺术养活自己，没打过工。这非常少见。
1993年，徐冰搬到当代艺术中心纽约东村，住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夫妇初到美国租住的那间著名地下室。徐冰在那里住了6年。以至于后来很多留学生家长看了这部爆红的电视剧后，找到徐冰的住处参观。“当时有人建议我开个咖啡厅”，徐冰笑道。
在美国立足后，徐冰不像很多人那样遭遇创作日益枯竭的困境，反而呈现出更生机勃发的后劲儿。《英文方块字》就是1994年身处中西文化碰撞地带的徐冰奇思妙想的新系列。这种以英文单词为体、汉字为型的方块字，与《天书》里无人能懂的伪汉字不同，它是一种可阅读的“真文字”。这套“中西合璧”的神奇文字系统，比《天书》的传播力更强大，对人思维的触碰也更深。
这次为配合V&A博物馆中庭花园的《桃花源》大作，V&A博物馆还在中国馆展厅展出了徐冰的大幅英文方块字书法作品《桃花源记》。表意的实用性和推而广之的可繁殖性，是英文方块字的威力与魅力所在，也是徐冰非常喜欢的部分。虽然距他发明这套书法已经二十年，但英文方块字越来越红了。不仅各国各地的一些店铺和公司会用它做招牌，连澳大利亚教育部都把英文方块字作为智商测验系统的新项目。而东南亚有些公司在招聘时，请应聘者识别英文方块字，以此判断他们的思维能力甚至幽默感。
英文方块字与许多普通人产生了有趣的直接联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甚至成为一种别致的时尚。这贴切反映了徐冰的艺术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亲和的、平易近人的、欢迎大家进入的。当代艺术中假大空、吓人、玩酷的东西，我很早就有警惕。”所以徐冰的作品没有哗众取宠的浮夸与矫情，看上去简洁有力。这种底气十足的简约美感，“最重要是有一个结实精准的想法做支撑。想法越结实、越精准，作品的外在形式就会越纯粹、越简洁。作品的花哨，往往是为了弥补想法上的不到位。”
像学者一样创作
《桃花源》表达了普罗大众的迫切心声，营造出“普天同梦”的愿景。这种普世价值观，在徐冰2007年完成的《地书》中，也有生动呈现。《地书》由各种各样的常见图标组成，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只要有当代生活经验的人都能读懂。徐冰敏锐地捕捉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大量的图标语言的涌现，以此为素材“写”成了这本别人都没想到的看图说话式的小说，颇有点当今“世界语”的意味。徐冰以此《地书》表达对普天同文理想的孜孜追求。
从《天书》中几百册不知所云的宋版样式的书卷，到《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的教科书，再到正式出版的《地书》，从1987年到2007年，徐冰用二十载的时间写就他的“书”的三部曲。问及为什么对书籍形式和文字符号如此感兴趣，徐冰字字珠玑：“我喜欢直白的材料。越直接、越通俗、越日常的材料越有效。比如文字，对它有一点点改变，对人思维的触碰就特别有效。而我做作品的兴趣点，就在于对人固有思维模式的打破。”
谈到对书籍形式的多次运用，徐冰则回忆起自己书堆里泡大的幼年生活。他的父母均在北京大学工作，父亲在历史系，母亲在图书馆学系。从小生活在人文气息浓郁的北大校园，得天独厚的环境与知识家庭的熏陶，赋予徐冰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气质。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扁桃腺发炎。发炎就要去校医院打青霉素。打完针，就到母亲的办公室去。她办公室就在校医院隔壁。由于母亲工作忙，有时就把我关在书库里。图书馆学系的书库，里面很多是关于图书印刷、装订、字体等等的书。我虽然看不懂内容，但是对书的形式化的、表面质感的东西，很早就熟悉了。”
等到徐冰能读懂书时，“文革”开始了。父亲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黑帮”之一，家里的情况就全都改变了。“当时全国人民只有一本小红书可读。这种和书的关系，挺别扭。”
徐冰和书亦近亦远的关系，使人联想起大概十年后他在下乡时参与创办的油印刊物《烂漫山花》。他在《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中忆述：“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这些酝酿于70年代甚至更早的“种子”，80年代花开朵朵，90年代硕果累累。1999年，徐冰获得美国最重要的个人成就奖—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Award)。“这个奖的评选过程很特殊。在被提名人本身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基金会暗自观察这个人一年的活动与创作。”徐冰笑笑说，“看来我那年的表现比较好。为了证明这个奖不是玩笑，基金会主席告诉我，奖金是39万美元。”1999年的39万美元对于一位中国艺术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那年徐冰45岁。
用勤奋维护天赋
采访间隙，徐冰接到一位不认识的艺术青年的电话。他耐心听完对方介绍后，答应看作品资料，并请助手记下这位青年的手机号。超级忙碌的他有充分理由敷衍一下未曾谋面的青年，但徐冰的平和、认真与爱才，让人心生敬佩。诗人翟永明说：“我从未见过他对人发火，也未见过他出口伤人。作为个人，谦逊、低调、不张狂一直是他恪守的准则。”
当话题再次回到《桃花源》，徐冰聊起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桃花源》和此前作品《芥子园山水卷》一样，都与探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符号性有关。300多年前《芥子园画传》集中描绘了世界万物的符号，提炼出高度程式化的树木山石、人物屋宇的画法。“中国山水画是意象的。比如松树的典型画法就是‘松柏点’，所有松树都一样。而西方油画的传统是写实。譬如马奈的风景，经常是在哪个山头上的哪棵树。”这种差异启发徐冰通过复印拼贴经典的《芥子园画传》，反推回去，重组而成一幅复杂而流畅的巨幅山水手卷。
如果说象形文字是中国文化中最精炼而普及的符号系统，那么画谱中呈现的一花、一草、一叶、一石则是中国艺术中放之四海皆准的绘画符号。汉字也好，画谱也罢，其本质都指向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特征——符号化，这也是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由于符号一看就大致明白意思，所以中国人常常不用多说，不太善言辞，不像印度人或西方人那样滔滔不绝。”
《桃花源》的造景，也处处遵照山水卷轴中既定的一招一式。“制作遇到困难时，就会参考古代山水画。那里面程式化的东西实在很成熟严谨，规律性强。比如石头的形态，就是根据常见的画中山峰的样子来挑选的；陶房的形态，也是根据画中房屋的典型样子来做的，还是一种符号化的表现。”
不过，流连于趣味十足的徐氏桃源，大概很少人会料到美景背后的艰辛。徐冰助理透露：“去年大夏天的，他每周几天去做作品的工厂。有一次出了好多汗，都快晕倒了，赶紧让我们给他拿点盐水来。”“我没见过比他还玩儿命的人”，他的77级版画系同学马晓光说：“徐冰做艺术，凡事事必躬亲，亲力亲为。”
徐冰总能在千头万绪中保持不烦不躁，清晰高效。他身兼艺术家、老师、副院长的多重角色，海量的行政事务、教学工作和创作一件也不能少；生活中他还是一位孝子和慈父。外号“累不死”的徐冰似乎具有超能量。
华灯初上，马拉松式的访谈不得不打住，15分钟之后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的徐冰背起双肩书包，消失在暮色中。看来他的晚饭又要改成夜宵了。
回家路上，突然意识到，聊了这么多，居然没能想起问他作品价格的事。这很有意思。在当下评价艺术家成功与否的重要世俗标准就是价格，但与徐冰的访谈却完全是另一番充满思维乐趣的广大天地。实际上，徐冰的作品很贵。即使仅从雅昌艺术网的有限数据来看，他的新英文书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匡时2011年已经拍到1035万元。这只是国内拍卖的表现。他的不少重要作品是直接为国际各大博物馆而作，充裕的创作资金由博物馆来提供。面对这些足具思想力度和人文关怀的开阔作品，金钱的衡量不免显得捉襟见肘。
写到这里，总算觉悟：徐冰的作品虽然乍看上去千变万化，但他的基本创作方法和艺术性格，早就在那儿了。万变不离其宗。“这次伦敦展览我发现，我的作品间确实有一种相互解释和相互帮助的关系。虽然表面形式很不同，因为我不考虑形式和材料，但实际上里头的脉络很结实。”
至于未来，谁也无法预测不按常规出牌的徐冰。正如翟永明说的：“无论如何，我都期待他的下一件作品。我相信那一定又是一个能够超乎你想象，或者压根不在你想象之中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