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马克-吕布
马克-吕布作品
东方印象
1955年的秋天，当我驾驶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老旧的陆虎向东方出发时，我从事摄影师的职业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旦走出了这一步，一切便已成定局：我开始了这些年流浪的生活。作为年轻的工程师，实习一个接一个地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换，尽管家人在努力地帮助我，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也逐渐拿我没了办法⋯⋯我曾采纳卡帕(Capa)友善的建议，在英国生活了一年，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然而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离开我的家人，我更要远离欧洲，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在那里，世界有着不同的刻度，而我也可以自由地从伊斯坦布尔流浪到上海，随意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掌控我自己的节奏，挑选我自己的驿站。自由，真正的自由。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奈瓦尔(Nerval)或是谢格兰(Segalen)的《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但我已经熟读了父亲的旅行日记，他曾经在1910年结束学业后环游世界。日记中他讲述如何在柬埔寨患上鼠疫的段落令我神往不已，年少时的我想象着他躺在树叶编成的担架上，被隔离在一间竹棚里，一队高棉“男孩”照顾着他⋯⋯我还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翻看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在中国和印度拍摄的照片，这些国度有着异样的美丽，吸引着我。亨利(Henri1)在卡帕去世后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同样促使我前往远东。由于我对自己本身和我的职业都信心不足，所以我确实需要一位“老师”，而此时的亨利正好希望收一名学生来传授他对摄影的信念和热情。于是，在整个东方之旅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喀布尔、斋浦尔、马德拉斯、艾哈迈达巴德或是某个我忘记名字的印尼小城收到亨利不远万里寄来的书信。两三年前我又把这些信找了出来，标着“航空信”的鱼皮纸有些皱褶，字虽然写得快却十分清晰，每封信都整齐地叠好，甚至是压平，仿佛为了强调信中内容的重要性，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刚认识亨利时的模样，整个人都充斥着大声呼喊的愿望，渴望着向人们解释应当如何摄影，如何欣赏绘画作品，如何了解一个国家，如何避免只拍摄如画的风景，如何“思考”一篇采访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思想”，当然还有如何观察以及学习观察形式与美。 我把这些信读了又读，眼前又浮现出他和我分别还在45岁和30岁时的样子，我又找回了生活的节奏，60多年前所写的信中弥漫着的这种紧张和热情。在这些印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邮戳的信中，从没有一句过渡的话语，几乎无一例外以“抓紧时间”结尾，最喜欢使用命令的语气。虽然没有诸如“快去，快跑，飞起来，替我报仇”这样的句子，但更多的是“好好关注那些宗教节日，拍起来简单，很容易就占满两页纸，也就是十张照片”，“别忘了，你在拍摄某个令你欣喜若狂的场景时，或许在你眼前就会发生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却会成为你构建故事时关键的一环”，“训练自己最多用15张照片制作一篇采访报道，这会强迫你去综合观察一个题材的方方面面，走出你得心应手但却毫无创新可言的创作方式”。
信可以“抓紧时间”写，可是照片却必须花费时间来拍摄，于是命令的语气又来了，“尽可能多在中国停留，还没有人曾经好好地拍过平实的中国”，“慢慢来，只在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从东方回来⋯⋯” 我在旅行了三年之后因为母亲病重才回来，然而在这三年里，我已经拍完了这本书所需的所有照片。这三年，我独自一人从早到晚走着、看着，把精力集中在我看到的一切之上，睁大眼睛迎接所有惊喜，一天一天逐渐明白如何才能成为摄影师。边走边看，回头再走，站在长椅上，爬到卡车上，走偏几步，不停地移动直到勾画出我要的画面，等待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条狗、一辆马车等等等等进入背景当中，在混乱中找到秩序，饶有兴致地观察一个场景从头到尾的演变，欣赏一个优雅的手势，我体会到活动与行走给身体带来的快乐，我喜欢沉默，一张好照片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幸福。 1955年当我出发的时候，去中国的签证还很难获得，然而现在我再翻阅这本书时，我才明白自己当时能够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种族区域以及今天这些如此危险的地区是多么的幸运。20世纪50年代中叶，武器工厂与卖甜瓜(世界上最美味的甜瓜)的小贩可以比邻而居，每个茶馆都有一间小小的美容室，我在那里受到的热情招待在欧洲早已不复存在。 我以自己的节奏旅行着，在尼泊尔停留几个月，又在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在加德满都期间，我住在鲍里斯(Boris)经营的酒店，鲍里斯曾经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者，曾为尼泊尔国王筹划过加冕仪式。 他在印度北部找到20多头家养的大象，到了仪式当天，国王、皇室成员和达官显贵们都坐在象背上的豪华轿子里前来。我到现在还记得斯塔尼斯拉斯·奥斯特罗罗(Stanislas Ostrorogh)男爵身着燕尾服的贵族气派，他头戴两角帽，爬到象背上时小心地避免身上沾上象粪。他对亚洲有着疯狂的热爱，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媲美。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北京居住，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他也鼓励我去北京走走，也正是他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还在加德满都多次见到《五彩光辉》(Multiple Splendeur)的作者韩素音，她笔下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大鼻子的法国摄影师⋯⋯在加德满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上路，在多处稍作停留最后到达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孟加拉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我与他们经常见面。我很喜欢画家帕瑞托旭·森(Paritosh Sen);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曾带给我拍摄采访的灵感;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曾在某些艺术家的家中或者咖啡店里演出，当时这些艺术家还不像政客们那样似明星一般受大众的喜爱。那时的政客们非常易于接近，尼赫鲁(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新德里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时，我甚至与几位印度摄影师一起，走到停机坪上距离他们仅几米的地方，完全没有警戒线把我们分隔开。 在有些大城市，我还去拜访了亨利的朋友。
信中一些被遗忘许久的名字又浮出水面。“到马德拉斯时，去看看山姆(Sam)，他非常聪明，积极又细致，他是位社会学家，是唯一一个你可以问任何问题的人”，“到了尼泊尔，你会听人说起萨维塔(Savita)小姐，她会跳曼尼普利舞”。在喀什米尔，亨利也认识总理和当地“最好的照相机修理师”，这位修理师是位绝佳的朋友，他还努力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立刻写信给穆尔克(Mulk)向他推荐你，告诉他你可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 离开城市，我便是一个人在路上。我妹妹曾在我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陪伴我，后来在伊朗爱上了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医生，随后回了法国。我很享受这份孤独，它让我摆脱了我在法国时的习惯和束缚，使我能够游历印度、中亚、中国、讲希伯来语的伊朗地区等地，沉浸在这些富饶国家的风光和人文生活当中。当我徒步行走的时候，脚下赭石色的土壤是那样柔软;而当我驾驶陆虎的时候，我则喜欢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慢行，微风吹着头发，手肘支在车窗边。渐渐地，道路上弥漫着的这种悠然也感染了我，在尼泊尔，轮制的交通工具还未出现，骡子或者男人和女人肩扛重物行走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韵律;在印度，节奏则来自于白水牛拖曳着的大板车。这样的悠然和柔软给我了很多帮助，这种感觉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它让时间得以优雅地流逝。14世纪的一位教皇曾经说过：“看是灵魂的天堂”，这句话无论放在他的家乡托斯卡纳还是东方都同样真实。我越向前走，就越能看清处处闪耀在东方的这些曲线，这些饱满而圆润、性感而盛放的形状有多么和谐，在这里，时间仿佛停下了脚步，最简单的手势也有着典礼般的优雅;在太阳下晒干托蒂(dhotti2)的男人，手臂和肩膀延伸的线条如同一个个不间断的乐章，连奏的音符;无论是夜幕降临时大象在恒河里洗澡，还是纳高尔骆驼市集上的驼队走入轻雾，都能给我带来视觉的愉悦。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一小时以后，我得救了。一群成年男人和少年挤上我的陆虎，他们坐在汽车两旁的踏板上，把它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一同前往最近的城市。 在这条只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才是世界尽头的道路上，我从未真正独行过，我遇到过一辆涂鸦成玩具一般的卡车，一支骆驼商队，一位带着熊的茨冈人，一位老人和他头裹缠巾的驴子，一只顽强穿越道路的乌龟，一位用只在伊朗才能看到的蓝色涂料涂刷房门的农民。 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季的夜晚，在万物陷入茫茫黑暗的乡村，我总能找到一张床，这种在东方随处可见的“绳编床”(tcharpoi)用木条做框架，中间绷紧交错的绳索;总能在一间茶馆(tchaikhane)或是招待所找到咖啡喝。这些国家的人们都是在马背上、路途中度过大半人生，所以没有人对我的出现感到惊奇，而我也常常在几位下棋的老人陪伴下用餐。夏季的夜晚凉爽而甜美，几乎处处都有小溪在潺潺私语。
在印度的东部地区和中国，我还能收到母亲和亨利的书信，只是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通信的频率也降低了。我在母亲写来的信中感受到日渐沉重的不安：我妹妹怀上了她在伊朗结识的意大利医生的孩子。这位医生有家室。母亲在信中说，传统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对于里昂还是喀布尔的女人而言并无太大差别。我本应像穆斯林的男人一样，好好监督我的妹妹。母亲的责备揉在字里行间的温情当中。 亨利的书信也起了变化。我寄出的照片到达了玛格南图片社在巴黎的办公室，亨利看了我的每一个采访，写信告诉我他觉得成功或失败的地方以及原因。通过他的评论，也许尤其是他的批评，我脑海中逐渐描绘出他的要求，他对这个职业的概念以及对他而言这个职业的意义，这些信集结成了《给一个年轻摄影师的信》( Lettres à un jeune photographe)。他对中国或印尼的部分照片很感兴趣，“我要向敏感的几何学家马克(Marc)脱帽致敬”，或者是“故事的连贯性极好，细节生动，所有内容骨架清晰”。然而针对《看》(Look)系列中的一个采访，他从日本金州写信跟我说，“你在创作《看》时遇到的困难与观众无关⋯⋯作品还要做到更加精确。拍出漂亮的好照片固然好，但是有时即使照片不好，也要能够表达清楚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在你去日本之前我要提醒你，⋯⋯照片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所以如果你在中国只看到吉兰(Guillain)作品中如蓝色蚂蚁般的、笨手笨脚的农民，你不应该泄气，而应该保持距离，保持你的政治主张⋯⋯”，“好好思考你想表达的意思，多问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照片自然而然就会来。你是天生的几何学家，多么幸运，真是少见⋯⋯” 他评价我照片时体现出来的严格，也同样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现在我再看以前在古巴和俄罗斯时认真但快速拍摄的作品，哪还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好照片的?”他梦想着超越时事采访的限制，因为这种形式令他无法做他想做的事—“认真地闲逛”和简单的“去看”。亨利的称赞和批评给我指明方向，让我感动，但我同样也感受到阿富汗、印度、中国和日本的道路让我学到了任何老师—无论多么伟大的老师—也无法教授我的东西。 旅行与信件，孤独与建议，东方和前辈给我的指教，仍然传承和业已消逝的规则，岁月的脉络和时间的厚度，这些使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今天，身影已拉长，脚步也越加缓慢，然而在翻阅这些书页时我却发现，这种欲望，这种去看的愿望，丝毫没有改变。
《马克·吕布 东方印象》文摘
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离开我的家人，我更要远离欧洲，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
(来自布列松的信中这样说道：)“训练自己最多用15张照片制作一篇采访报道，这会强迫你去综合观察一个题材的方方面面，走出你得心应手但却毫无创新可言的创新方式”。
(来自布列松的信中这样说道：)“别忘了，你在拍摄某个令你欣喜若狂的场景是，或许在你眼前就会发生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会成为你构建故事时关键的一环。”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
旅行与信件，孤独与建议，东方和前辈给我的指教，仍然传承和业已消失的规则，岁月的脉络和时间的厚度，这些使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