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刘成瑞
我出生在一个青藏高原山区的小村子，叫双格达。我们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家，背景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山体为坚石，山表为黑土，草木茂盛。前景和两侧是当地村民开的地，种的树，地开在附近山体的缓坡上，树种在自家庒廓就近。村子西侧有条小河，源自群山深处，河水清澈。这里的人信神，除了通常汉族的习俗，过年、过十五、过端午之外，还有一些藏族的习俗，比如敬山神，过六月六等。每年夏天就有一次敬山神的活动，村子里叫“献羊”，也就是用特定的宗教习俗，将羊在供有山神的山顶宰杀，敬给神。当然，神只会领心意，没有牙口，献的羊还是被村民现场煮熟，伴着猜拳声，歌声食之。然后怀着对山神的敬意醉醺醺的回家。
小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人神共庆”的场景，平日里“神”就像远方亲戚一样经常被家人提起，有时某个神还被请到家里给生病的亲人治病。我是在山下的土里长大的，生活在土建的房子里，玩着泥巴，打着泥仗……长大后的做的《走-赤脚》（2005，西宁）、《青海土》（2006，北京）、《刮子移土》（2007-2010 北京，菲律宾），不过是我从童年开始培养出的泥土意识在城市的注脚。山外有山，山下有河，我上的小学就在村子附近的小河旁，那条小河又细又长，也有点像我做的一些作品，比如《两条河》、《十年》。河流是有性格和温度的，我把这种影响称为自然对人的教育。我甚至相信，如果你家门旁有棵树，它教给你的比教给你“a、o、e”的小学老师要多得。泥土、河流和山脉是我童年记忆的最重要元素了。生活在城市后离它们越来越远，也离那种质朴的情感越来越远，也许因此才有了用泥土表达的诉求。
上初中后，父亲为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学业拉了几袋土豆把家搬到县城，正式开始在有街道的地方生活。当初最想不通的是不爱打架的同学的整个一个学习机，打架的老是扯进一些街头小流氓，使我原先对打架的那种原始的纯洁的激情萎缩的一塌糊涂，打架是一种高级的运动，他们不懂。我没能力他们那样学习，也不情愿甚至不敢他们那样打架。还有，我画画的特长他们也没发现，总之，离开家乡的第一步是难过的，尽管新鲜的东西那么多。
对我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99年春天，如果没记错，我当时在读《牛虻》、《平凡的世界》之类的书，亚瑟•伯顿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慢慢开始想一些看起来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因一种神圣的诱惑，把本来可以在神佑下过一种平庸而幸福的一生送到苦难的十字架。整个那一阶段，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不完整了，我不知如何找回来。亡者大张有言：“没有人的灵魂能活着走出他的躯体”，而尼采告诉我们灵魂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当时，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尊严为适应一些社交、纪律、学习、人对人的歧视和压迫而慢慢流失。后来有个奇怪的逻辑启发了我，灵魂和身体共同构成了人鲜活的生命。就像有些文化人告诉你的，人是阴阳结合体，阳为身体，阴为灵气，阴阳合体才是人，有阴无阳是魂，有阳无阴是尸。因此，灵魂和身体，阴和阳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个体不和谐，生命不自然。因此，我决定通过身体上的残疾来呼应灵魂上的残缺，以使达到一种平衡。选择取指比较容易达到残疾的效果，而且伤也比较容易痊愈，再说十指连心，我也能感受到连心之痛，疼痛是恢复一个人的心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疼一点自然是好事，说不定血液因为少了一部分骨肉的缘故而形成新的系统。
后来我把那半截手指镶嵌到自己用石头磨成的项链里，一直贴身佩戴。08年去澳门，指骨在澳门赌场因为自己的神志不清丢失。我开始认识到身体不是简单的医学上的那种机构，而是藏满秘密和未知事物的。至少我意识到砍下的半截手指并不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切下后关系更加紧密了……骨肉是不应该丢掉的。从今年切下手指的11周年纪念日那天开始我公开寻找我丢失的手指，尽管已经丢掉1年多了，但我想找回来，就是找不会来也要在找的路上，这很重要，我就开始找，现在我还在找……
在大学我是表面上比任何人都忙都勤奋的那种人。但我最认同自己的还是经常独自一个人游荡。那种感觉说酸点，有种淡淡的忧伤。很多时候我都愿意那么逛，甚至一生都那么逛下去。游荡有一个天大的好处，就是你能发现许多和你一样的同类，他们出没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多数人流露出极其平静的沉思默想状，似乎他们已经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里面面目全非，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秩序，而他们自己就是管理者，仔仔细细的一点点的分类汇总，一个个编排码放整齐。当然，可能有些紊乱，他们的精力必须集中，想到得意之处还能笑出声来。而少数游荡者面露微笑，步伐缓慢，低着头微笑着走路，忽左忽右，忽弯忽直，全然没有方寸。似乎自己不在有序的城市，而游荡在广阔的草原。他似乎在告诉你，他的心里埋着一个大海，而且是很平静的大海，蓝蓝的大海顶着蓝蓝的天，而海里就他一条鱼，可以尽情的游来游去，一条表面上看起来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游荡者。
因为游荡我认识了巴神，而《巴神》是我和一个大家认为有精神病的同龄人有关的故事，尽管我也很矫情的认为它是我的一个“作品”，我请您原谅，当艺术成为一种职业后，这种错误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且他不会纠正。巴神是一个游荡者，他认为他是“巴神”，来世间拯救苦难的众生。他的腿有点瘸是因为他刚转世时是一头大象，被恶人刺坏了大腿，变成巴神时瘸了。对他的这种说法当时我打死不信，现在我深信不疑。和巴神一起游荡混了个小熟之后，我开始在晚上跟踪他，尽管前几天出行一无所获，但终于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他像秃鹫一样蹲在学院巷的马路边，我仔细看了一下才认出是他，他也好像认出了我，大声干笑了几声，手伸在残灰上。那灰是烤羊肉串的倒在马路边上的，因为是大煤，还有余温。只可惜这里是城市，要是在荒原就好了，像个野兽或者孤魂野鬼，全力吸收大自然狂暴、深刻的营养。那天，巴神对我丰富的表情，佯装自然的忸怩状，报以巨大的嘲笑。在他秃鹫一样深刻的形象面前，我荒诞不已。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给他理发，给他找暖和点的住的地方，给他吃的，给他介绍朋友……甚至快混成表面上看起来像哥们的那种人。最后我都像和他“合作”做一个作品，把自己化妆成女的，穿上婚纱，在街头给他洗漱，理发，并给他换上新西服后嫁给他。但这个人突然失踪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毕业后支教报名我选了青海湖畔草原伊克乌兰乡小学，当美术教师。这让我很满意，因为地名好听，有点像遥远的国外。由于那地方比较艰苦，书上还说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没人报名去那里，我轻易的如愿了。没能在草原生活过是我的一大遗憾，这让我有些激动。当然，在草原的一年并没有让我失望。尽管那一年最大的乐趣是看鸟和给孩子们上课。当然，有时候鸟也看我。鸟多是因为青海湖鸟岛就在附近，每到学生走完，教室空了以后，很多鸟就落在我小屋前的高原柳上，唧唧喳喳无比热闹。然后我也就情不自尽的成了一个躺在椅子里看鸟的老头。那里的孩子是非常可爱的，每个班里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而且都是在草原上长大，有自己的民族习惯和语言。画的画也比我画的好很多，我给自己的画打的分永远不到一百分，而他们的画最高我打过一万分，致使拿到最高分的孩子委屈的问我，那么多零到底是多少分？我的回答让他相当兴奋：一百个一百分。有些孩子知道我要走了看着都快哭了，这让我不得不选择悄悄的离开。和这些孩子感情一直很好，我想和他们有联系，而且是一生的联系，离开之前用艺术的方式和那里的182个孩子完成了我的以十年为周期的作品《十年》的第一步。我让这些孩子每人拔一根头发给我，并让他们自己写上名字和年龄，装到小袋档案一样保存。并和每个孩子合影将洗出的照片送给他们，在照片背面写上：2016年的约定，不要忘了和我联系。然后让他们自己写上：我不会忘记。以拉钩的形式约定十年后以同样的方法延续至到我生命的最后。这是我很期待一直延续下去的一件作品，对我是挑战，对他们也是。现在平时通过网络和一些孩子保持着联系。《十年》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一件艺术不重要但艺术又无处不在的作品。每次整理作品，回忆起往事时，我又重新变成那个看鸟的老头；吸风的青年志愿者；和孩子们定好终生之约的顽童。
2006年8月支教生活结束后，我揣了一千多块钱，带了两条干净的床单到了北京。来北京之前还没出过青海，也不知道北京还有郊区。匆匆在798艺术区附近找了个小平房安顿了下来。我到的时候正好8月初的桑拿天，第一次听到知了叫的没完没了，感觉整个气息摇滚极了。到北京了，也不知为什么，天安门这个童年中梦想中的地方不好意思去，但又想去。不得已从08年元旦开始在家门口贴了张天安门图片进出门都摸一下，一直摸到现在，刚才出去买烟也摸了一下，时间是11:23。这也是我叫做《地标》的一个作品。来北京四年多了，持续了三年，据我目前的状态，可能得一直持续着，有点纠结。
在北京，我被自己也被他人称为“刮子”，做了很多梦，最奇异的梦是，我在一个遥远的监狱里，在里面竟然《还有羽毛》。我想尽办法冒着种种风险到处捡羽毛，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有鸽子的、麻雀的、也有天使的，我甚至捡到过人身上遗落的羽毛。那些美丽的羽毛轻盈地在铜墙铁壁里自由的飞翔，你知道有时候一根羽毛能遮住整个天空，有时羽翼落下的那一瞬比大海的一生还要丰富。
后来，也不知是不是在梦中，我捡了这么多羽毛后，不再向往有美丽的翅膀了。牢牢爬在的在地上刨食，有土就在土里刨，没土就在水泥里刨。据说我和所有的人民群众、芸芸众生、迷途的羔羊们一起，有时候在伏尔加河上拉大船，有时集体裸泳；有时在劳动之余发着同样的呆，做着同样的梦。当然，就是在梦中我还和那些草原上的孩子们约会；在都市勤勤恳恳的移土；也还在在寻找那不该丢失的手指……
【编辑：陈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