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1942年秋，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得到当时齐聚在辅仁大学的多位名师的教诲，如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等。他们大多是高年硕德，为我所仰止；但因年龄的代沟阻隔，大多是维持一种敬而不亲的师生关系。独有一位正在壮年的老师启功与学生融洽无间，性格又很幽默，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十一岁，教大一国文，尚是讲师职称。但他的书画造诣与成就，已是名满故都。一个偶然机会，我与启功老师相识，他也像待其他年轻人一样，命我周日可到他在后门外黑芝麻胡同的家去做客聊天。每周日总有不少年轻人在启先生家聚集，绝大多数是来请教画法、画技的。启先生善谈，说古道今，谈说旧事掌故，有时兴至，谈到午时，启先生就留饭，饭后继续谈。我初去启府，怕打扰过甚，常是隔周去一次，有时提前辞去，不常蹭饭。后来走熟了，就每周去启府，经常蹭饭。
我去启先生家渐多，对启先生的家人也逐渐熟悉。启先生的家庭很简单，上有寡母和姑母。她们历尽艰辛，抚养幼年失父的启先生成长。启母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对青年学生颇多关注，不辞烦琐地随时为学生们缝连补绽。姑母因未嫁丧夫，终身陪伴寡嫂，性格豪爽直率，像个壮汉子，家人和我们都亲昵地叫她“二爷”。她见到我们举止失当时，都当面指斥改正，有时甚至骂两句轻量级的话。我棉袍罩有三个多月未洗，大襟上有饭嘎巴和一些污渍，大概让她老人家看不过，就大骂我“懒虫”，愣从我身上扒下来，为我洗熨晾干让我穿上走，我情不自禁地向老人鞠了一躬，眼里滚动着泪珠，老人拍拍我肩膀说：“注意点卫生！”启师母是一位时带微笑而不多说少道的温顺女子。尤其是启先生与学生们交谈时，师母从不插话。启先生没有子女，一家四口过着恬静和谐、令人羡慕的日子。每逢周日，总要多开一桌饭，而且都是美食。启老太太总说学生们吃食堂，油水少，该调剂调剂生活，十几口人的饭，统由师母一人承担，两位老人从旁协助，让这帮年轻人得到家的温暖。饭食都很好，饺子、面条、米饭，交替供应，让我们尽量饱餐。有一次，启先生十分高兴地宣布说，大家都别走，今天吃煮饽饽。我以为饽饽就是窝窝头，我暗自思量，今天可能吃不到美食，但不知启先生为什么如此高兴。等到上饭桌，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饽饽”在满人话中就是饺子。旧式结婚，夫妇在洞房中吃子孙饽饽就是吃饺子，吃时房外有童子问：“生不生？”明明是煮熟的饺子，新郎必须按事先的排演，连声说“生……生！”以示多子多孙的吉兆。
启先生周围的年轻人，多是向启先生学画的，有求画稿的，有请改画的，启先生逐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借此讲些画理、画技以及文史界的掌故轶闻。我虽不学画，但亦侧坐旁听，丰富了许多文坛见闻。渐渐的，我对书画也兴趣日增，但自知资质不够，未敢贸然陈请。直到升入大二的某一天，我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鼓足勇气向启先生提出想学画的要求。启先生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收我为弟子，并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元书纸，画些枯枝、山峦和简单的皴法，让我回去练习。并嘱我每天摹写《黄庭经》和《乐毅论》小楷各一页。启先生作画稿时，潇洒自如；而我临摹时，愈画愈不像，手亦不听指挥。经过两周，始略见近似。启先生看过我的习作后，又动笔改了几处，使我原来的丑陋画面稍见生气！光这些枯枝与山头，我就画了三个多月，虽然画稿的内容有所丰富，我的习作也有些进步，但我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进度，甚至有些厌烦得画不下去了。后来我曾按启先生的扇面样本，摹写过两个扇面，虽勉强成画，但连自己都不满意。启先生看后，用笔略加点染改动，才大致像个初学者的习作。我的这两件习作，于1943年冬在天津举办的“启功个人画展”上夹带进去，居然被不识货者因有“启功补笔”字样而购去，我得到足够两个月饭钱的报酬，当时非常喜悦。直到晚年，我愈想愈后悔当初卖掉两个扇面的蠢事，否则留存至今，当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我学画一年多，虽然增长了一些画学知识，但画技一直进展不大，自己对成功信心不足，也担心消耗启先生的精力。终于有一天，我提出不再学画的要求，启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缺乏信心，只是不好中断，现在既然我提出要求，启先生略加沉吟，没有任何责怪语言，就微笑地答应了。这次辍画行为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固然难以成为名家，但如掌握一定的画法，亦可作为陶冶身心的渠道，不负启先生当年教诲之劳。我虽辍画，但启先生和二位老人依然热情呵护，我也照常每月去一二次，向启先生请教文史知识，直到1946年我大学毕业由京返津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进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培训。不久留该校历史研究室工作，还能不时去启府串门。1951年，我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地分隔，事务繁忙，只能在有事去京时，顺路去探望一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有点假期，不是学习，就是政治运动，人际交往自然日少。虽然经历过一次政治大变动和历年的政治运动，但启先生依然保持原有的幽默豁达性格，对人直率坦诚，随意谈笑。他不善周旋于人事漩涡，竟然误蹈陷阱，在1957年被戴上“派属右”的帽子，蜷居于西直门里小乘巷陋室，深居简出，潜研学术，但对故人却交往如旧。我每到北京，总要留出时间到启府小坐，而启先生每见必邀我到附近餐厅饱餐一顿，笑谈往事而不涉当代是非。
启先生对自己的遭遇，亦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启功韵语》中的许多诗词就是明证。也许我能遇事不惊，也是在启府几年间的熏陶所致。我感谢老师和他的两位老人平和处世的身教。启先生由于少年孤露，中年坎坷，对富贵利禄早就视如敝屣。他是民国元年生人，自称姓启，从未以清室贵胄自炫。启是清宗室的谱序，“溥毓恒启”是最后四个字，启功是名字，如果他能在启功名字上冠以“爱新觉罗”字样，作为满族代表人物，据说可能被安排在相当高的位置上。他早年诗书画皆有极高的造诣，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即以书法名，很少画作。我曾问过启先生左右的人，据说启先生有求必应，字比较简单，而画太费时间，所以回应书法多。启先生对求字，虽然有求必应，但也有拒写的时候，如有某权贵曾以现金来买字被拒；有无聊之人屡次求字，被启先生写信拒绝。他曾给我讲过有人设宴，说是请他吃饭，旁边却准备好笔墨纸张，席间一定要请启先生当场挥毫，启先生对经办人说，你准备饭，我吃，你准备纸笔，我可以写，那你要准备棺材，我就得躺？惹得满座哄堂，经办人赧颜而退，终席未写一字。
启先生生性豁达，好谈笑，但仔细体会又多含哲理。他给学生讲“猪跑学”，并解释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用以启示学问不仅要贯通，还要旁通、横通。他为了婉拒无聊的来访，就写了“大熊猫病了”的门帖，希望人们照顾呵护，让人无奈而退。1996年夏，我去北京探望，启先生执意要我和他挤在一张二人沙发中坐，忽然问我，“今年多大岁数？”我很诧异，因为他比我大十一岁，这是几十年前就已熟知的，但不知今天是什么意思，就回答说：“七十三”。他突然哈哈大笑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这一挤碰，把咱俩都挤过坎儿了。这不值得笑吗？”说罢，又大笑，我也领悟到其中的道理，跟着大笑，真想不到七十多岁的老学生又一次受到八十多岁老师破除世俗观念的教育！
2002年夏，我八十初度，亲友们为我祝寿，当时启先生已90周岁，久已不大动笔，知道后还特用硬笔为我写贺诗一首，并托柴剑虹师弟专程送津，令我惶恐不已。诗是这样写的： 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
鸿文浙水千秋盛，大著匏园世代长。
往事崎岖成一笑，今朝典籍满堆床。
拙诗再作期颐颂，里句高吟当举觞。
壬午三春拈句奉祝，新夏教授八旬大庆。启功再拜，时年九十，目疾未瘳，书不成字。
这首诗中的匏园，是先祖的别号，曾著有《匏园诗集》。启先生喜读先祖诗，故在其诗中推崇先祖学术，并激励我奋进，内容令人感动。
2012年是启先生的百年冥诞，与先生有七十年师生情的我，在思念中想写点纪念文字，大面上的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但许多日常接触中的琐碎细事，未必是人所共知，历史是由若干细节组成，而日常的琐碎细事，常常是深情流露的地方。因就记忆所得，写这些琐碎细事，并将此文临空焚告老师：他的老学生在思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