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以下简称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纪念碑式建筑的？
王国锋（以下简称王）：其实我早在年龄小的时候就在思考古代建筑和身边的建筑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同时间的建筑会有所差异，但那时候只是意识到这种差异，不可能思考得很深。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也就对这个问题有了理解与认识。在2002年我参加的在韩国举办的第二届汉城国际媒体艺术双年展上我展出的录像作品《中国·乌托邦》就涉及到了这些建筑问题。
黄：你是如何理解这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建筑？
王： 在人类文明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建筑一样清晰地展示出无序与有序之间的对比。辉煌的建筑背后不仅展示着人类的文明与智慧，同时也包含着更多人性的东西。尤其那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更是如此。比如西方古代建筑，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台农神殿、罗马的万神庙、斗兽场、以及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包括中国的古建筑，等等。建筑的崇高、庄严及建筑建造技术的高妙，时时让我们感动。我站在这些建筑面前，有时候说不出话来，那种感觉，你好像忘了这是供人居住的东西，建筑在这个时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身体需要。它似乎有了自身的灵魂。所以建筑作为我的作品题材，是我个人潜意识中的愿望。 其实权利、壮观、荣耀、记忆和身份是建筑永恒的主题。尼采有一句话：“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利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利的雄辩术。”
我目前所拍摄完成的这些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批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公共建筑，这些建筑所隐含的意义远远超出建筑的实用功能本身。这些建筑在设计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西方古典风格及苏联模式，同时也将当时的政治理想融于其中。 据我考证， 这些建筑从施工到完成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就此而言，不仅是这些建筑本身的美学风格和气质，而且，这些建筑的建造本身也意义深远：它不仅体现出了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威力，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强悍，也充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理想。确切地说，这些建筑，是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乌托邦想像的产物和实践，它们承载和见证了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历史。
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革命理想和民族精神相联系，十大建筑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那么你是怎样表现这种理想呢？
王：我让建筑物本身说话，建筑物本身将这种理想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因此，我的作品 只是呈现建筑物本身。这样，在艺术语言上，我通过计算机的后期制作，去掉建筑物周围的人群、汽车、广告信息等一切干扰因素，来恢复建筑物的纯粹感，突出了建筑设计本身的视觉因素，从而强调建筑本身的庄严感和纪念碑感。
黄：在这组建筑摄影中，你并没有以尊重客体的方法拍摄建筑对象，而是通过客观拍摄的方法再进行电脑的制作，用电脑去掉画面中的人物，而只是把自我化装成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人物编入画面，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摄影情景。请问你的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王： 我生于60年代，“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等等概念还渗透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它当然不是现实，今天，这样的词语对所有人来说都变成了记忆，甚至已经很陌生。从这个意义而言，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虚幻的记忆。我想将自己化妆成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五十年代的人物，游走在这些庞大的建筑物前，好像我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那个时代对我来说，好像不是记忆，而是现实。因此，我的化妆形象游走在建筑物之中，犹如在梦游一般。事实上，我对那个年代的体验，不可能是直接的，只能是记忆性的，只能是梦幻的，只能是一种虚拟的体验。但是，恰恰是这种虚拟体验，使作品在视觉上传达出一种时空错位的荒诞与陌生感，我有意凸出这种错位感，正是时空错位，才使得我个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具有喻意的象征性符号，也暗示了过去与现在复杂的历史关系，我在此试图缅怀历史，同时也试图思考历史在今天该如何自我表达。
黄：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崇高的建筑，它包含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以及人的集体无意识，你是如何通过摄影考古学方法解读这些建筑物的内涵和意义的？
王：就象我刚才说过的，对建筑本身的呈现是很重要的，那么从作品的角度来说艺术观念的表达就需要主观的介入。这个系列的作品在拍摄和制作上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这些建筑的建设完成已经近半个世纪，树木及其它建筑物对这些建筑的遮挡和干扰非常很严重，再加上这些公共建筑的体量又非常大，所以我都是用大型照相机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拍摄，然后在后期用电脑进行拼接合成。不仅如此，我还要将图片中的人群、汽车、广告牌等内容去掉。更麻烦的是，有很多建筑物是不准许拍摄的。这样，工作进展非常困难和缓慢，说实话，作品在制作到中途的时候，我一度觉得没法完成这样的工作，没法克服某些困难。甚至一度产生了放弃的想法。但最后，咬紧牙关，克服了一个个的技术难关，最终还是制作完成了。很幸运，这个作品受邀参加了主题为“超设计”的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双年展，2007年受邀参加了第二届莫斯科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及一些其它的国际展览。
谈到这里，使我想起2007年3月份我去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双年展时初到莫斯科时的情景，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惊讶地发现道路两旁的建筑与北京的一些建筑一模一样，我当时惊叹，莫斯科怎么那么像北京啊！等醒过神来才明白不是莫斯科像北京，而是北京像莫斯科。可见，建国后5、60年代的建筑，不仅是新中国的形象标志，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志。这些建筑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及政治（苏联模式）的态度。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文化话语权的威力确实巨大，它甚至影响了大半个世纪中的几代中国人。
确实，建筑在人类的生存历史过程中，始终与人形影相随，是人类行为的记录，是人类生存物质化的综合表达。正如我这个系列作品中的《理想》No.10，拍摄的是北京饭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北京饭店只有一部分是1954年的社会主义建筑，而与它相邻的一部分是1917年的中法银行建造的法式建筑，当时这个建筑虽然只有七层高，但是当时北京旧城内最高的建筑，而再靠王府井大街这边的这个最高部分则是70年代的建筑，最西边的那部分贵宾楼饭店是改革开放后90年代的建筑，可以说整个建筑是一个世纪形成的一个建筑，而每一部分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迹，那么我们仅仅从这个建筑上就能够完全读到中国近100年的历史。
如果说当时的十大建筑是上一时代的印迹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正在建造的国家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等建筑则是这个时代的印证。这些建筑又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和面向世界的一种态度。
黄：你是否要把社会主义遗产的建筑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分析对象？
王：是的，其实社会主义体制并没有消亡，相反象以古巴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朝鲜这样的国家还在坚持着他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且还以一种强劲的力量在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相抗衡。那么作为这些建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前苏联在上世纪初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它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直接或间接地向东欧、亚洲、及拉美等一些国家进行了一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输出。这种苏联模式可以说是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对外关系体制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中所产生的建筑也必然会受到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模式的影响和规范。尽管这些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但在这些建筑中你依然可以读到它们的血源关系。实际上这个拍摄计划我完全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用摄影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的一个比较庞大拍摄计划。我觉得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它会让我们去回顾历史、或反思历史、或者去继承弘扬历史。现在我已经将前苏联的斯大林式建筑、东德时期的建筑拍摄完成，下一步计划是朝鲜和欧洲的其它一些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不过摄影只是我的创作手段之一，我同时也做Video、纪录片、装置、与戏剧进行合作等手段来完成作品。
2008．6．19．
【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