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法作品
康有为与梁启超，在身份上是师徒，在学养上是同志，在阵营里是对手。两人一起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们书法创作以更多的“字外功夫”。康有为以“尊碑拟帖”的惊人之论横扫书坛，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中的独特地位;梁启超弃政从文，在人生的最后10年中将毕生的经历化作张张稿纸、本本著作。因此，他们遗留下来的只字片纸，无不值得收集和宝藏。而纵观当前二人的拍场行情，其作品还远未达到他们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名师高徒政见各异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被英国殖民统治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感官上的认识，并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随着对西学的不断了解与深入，康有为凭借着良好的口才和演讲能力，通过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沟通民情、改革法律的种种方案，开始赢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新科举人梁启超拜访了已33岁的“老监生”康有为。二人见面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更加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此后，康有为开始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师从康有为，不仅是梁启超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此后，梁启超一直紧随康有为左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到日本继续宣传保皇保教主张。然而，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同时，他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他开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来往。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老师的束缚。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己见。民国成立后，二人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并且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表达对弟子的愤怒。虽然如此，但是梁启超还尽力维持着师徒之谊。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逝世，梁启超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大寿，梁启超送来寿联和寿文，回忆师徒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康有为在青岛逝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万分，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又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文中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尊碑学帖各有所长
康有为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碑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清末书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碑学迅速崛起，成为清末民初书法艺术的主流。
康有为原来是学过帖学和唐碑的，后来友人曾劝其学碑，他却不以为然，直到25岁入京乡试接触了大量的碑版石刻以后，这才感觉到了帖学的不足，从此他开始大规模学习北碑。
1888年他再次进京应顺天乡试，结果又没考中，恰逢中国战败，他便第一次上书光绪表达改革决心，结果被反对派阻挠，上书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听从好友沈曾植勿言国事的劝说，“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揖》焉。”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失意和郁闷彷徨，或许康有为不会把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写出来，即使写也可能不会表达得这么全面和深入透彻，因为在康有为眼里书法乃是末技，不值得在上面耗费大量精力。康有为是个十足的政治家，在他心中以政治改革为人生第一大事，大概也只有碰上1888年这样的人生最低谷他才会暂且放下政治，转而研究书法以排遣胸中郁闷。
实际上，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他在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拙、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但是就创作形式上来说，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
与老师不同，梁启超早年习书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后来在康有为的影响下，逐渐由原来的欧体风格转向魏碑体。他一方面受到康氏“扬碑抑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基于对时下靡弱书风的不满，试图冲破旧的桎梏，另出新意。因而在创新这一点上，康梁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过在实践中梁启超并没有被老师张扬的书法风格所感染，而是选择了从颜、欧入手，然后上溯六朝碑版，诸如《张猛龙碑》、《高贞碑》、《张黑女墓志》等进行临习。
逃亡日本的14年间，梁启超未辍翰墨，继续研习魏碑。“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欢喜累日，当时曾武断为张猛龙、贾思伯同出一人手，盖笔势既相近，年岁复衔接也。今谛审其结体较松，用笔有斧凿痕，实未足比张猛龙……”
梁启超晚年离开政治舞台，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同时潜心整理、研究文、史等各种学术源流。其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沉淀和升华，目前保存下来的梁氏墨迹和手稿，很大部分都出在这段时期。
拍场大热后市可期
康、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书法作品从一开始上市交易就带上了鲜明的史料特征，特别是梁启超，近年来其学术手稿的热卖更加印证了这一情况。事实上，梳理二人的市场行情我们不难看出，师徒二人的书法作品在拍场中都具备了高开低走、后市上扬的特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拍卖兴起之时，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法作品就都曾在拍场创下佳绩。在1993年上海朵云轩的首场拍卖会中，梁启超的魏书对联以13.2万港元的价格顺利拍出。而在1995年北京翰海的春拍中，梁启超1925年的临张迁碑12条屏又以17.6万元拔得头筹，而这一价格也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作品的最高成交价。同样，1994年在中国嘉德首次春拍的中国书画专场中，康有为1923年创作的两幅《南京碑楼行书长联》就一举拍出了22万元。紧随其后，康有为行书8条屏又在1995年嘉德春拍中26.4万元的高价成交，雄踞成交价榜首近10年。
此后的10年间，康、梁的作品价格一直徘徊不前，基本上维持在5万元至6万元左右。从2004年开始，他们的作品价格缓慢上升，各大拍卖公司均出现了成交价在10万元以上的拍品，其中的一些精品价格开始越过50万元大关。如，康有为水墨纸本行楷书鲍照《飞白书势铭》八屏在2006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以73.7万元的高价位居康有为拍品价格榜首，这幅作品笔力雄厚、气势磅礴，从其边款题识“张廉卿尝写此铭，甚奇伟，试戏书之。廉老善作势，吾则雍容。付蛔藏之。康有为。”可见是康有为特意创作的巨制，拍出高价也在情理之中。2007年梁启超的一册信札(共49札70页)越过50万元大关，以64.9万元成交。梁氏手稿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场中就价格高企也预示着此后历史名人作品拍卖的市场走向。
2009年，康有为的作品开始迈进100万元大关(如右图)。从市场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作为清末北派碑刻书法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家，其纵横捭阖，沉雄深厚的楷书最能代表其人其性，因此在拍卖场中康有为成交价屡创新高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这类大字楷书，而且字数越多价格越高。历代以来，书法名家层出不穷，然身体力行，以一人之力革一代书风，余脉延续百年之久，迄今不绝的书论巨匠，却并不多见。因此可以预见，康有为这位书论合一而又指点江山的特殊人物，其书法作品的价格还远未到位，在今后的市场中必将大有作为。
2010年梁启超的作品也开始越过100万元(如下图)。此后也逐年上涨，与老师康有为不同，梁氏作品在拍场中出现了两个轨迹，单纯的书法题词目前的最高成交价接近300万元，而其书稿手札的成交价则已经突破700万元，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梁启超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世的梁启超手稿毕竟数量有限，而作为特殊历史节点的特殊人物，梁启超的作品行情与其个人的历史魅力还相距甚远。我们不妨设想一番，如果您的厅堂书房赫然悬挂着一幅辛亥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楷书对联，那么任何一位来访的友人都会对主人的气魄与风雅另眼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