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泰康空间“政纯会”的展览开幕式乍看起来简直会以为误入娱乐会所。进门展厅里一张大圆桌，摆着热腾腾的火锅和火锅料，隔壁房间有四处发射的乒乓球机和K歌点唱机，二楼小展厅里一排脚部按摩仪。
唯一能感受到当代艺术展览气息的，是按摩仪旁边的蓝色小书——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需要精神熏陶;房间另一头的陈列柜里面是多年留存下来的边角资料，比如艺术家们聚餐的发票、纸杯，还有成套的“衍生品”，蓝色徽章、蓝色标签的瓶装水、甚至蓝色邮票。
这蔓延到所有空间的蓝色，原来也是他们精心设计过的——“找到郑纯蓝，试图在世界上划一道线，就是属于我们的蓝色。”成员之一肖昱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这个五人艺术集体名叫“政纯办”，是“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缩写。2005年，由策展人、批评家冷林纠集了其他四位当时已小有成就的艺术家成立。当时互相并不熟悉的几人，想要借以集体创作的方式研究每个人的自然社会属性，并且也对资本膨胀、个人主义盛行的艺术大环境进行无声的反抗。
十年过去了，在集体讨论、行动、生产的过程中，“政纯办”形成并确立了一种
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通过“在一起”的结合形式以及“吃喝玩乐”的物质内容，将个体的边界扩展到集体实践和社会想象。同时他们也不断遭到各种批评与质疑，难道仅仅展示娱乐和怀旧就能够成为当代艺术，它的价值何在?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1月23日。
作品不重要，在一起就是目标
在展览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对于熟悉他们创作的人来说这简直太稀松平常，因为过去几年中有过更夸张的例子。比如2014年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国宴”，在纽约号召大家“做同一件好事”：集体为公共广场拖地。甚至在十年前“政纯办”成立初在北京公社的第一个展览，都让大部分热心前往的观众摸不着头脑。
冷林是资深策展人，同时也是佩斯画廊的老板;洪浩擅长图片摄影，刘建华擅长陶瓷，宋冬偏好行为或是录像，而肖昱则喜爱装置——看起来怎么着也会是很值得期待的组合。结果展厅里正面一堵墙，墙上覆盖着数码打印出来的蓝色水面图像，据说现场很多人都会走到墙后确认下作品真的就仅此而已，也印证了展览名称“只是一面墙”。
洪浩对第一财经回忆，在小组成立第二天几个人就一起去首钢厂区。当时由于政府的搬迁决定引发许多社会关注，而对于政纯办来说，它是集体主义时代重要精神的标志性代表。于是小组在二次处理的废水湖中心岛上拍了工厂大烟囱，以及水面。“当时拍出来水是灰色的，后来用电脑把它颜色提纯，变成一汪蓝水，这个蓝就作为我们的颜色。”他说。
代表纯净的蓝色刚好也可以作为“政治纯形式办公室”中“纯形式”的比喻。
“政治形式是有内容的，我们这个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我们没有真正的目标，政治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甚至做不做展览都不重要;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目标，不断谈话讨论，形成我们自己的历史感。”冷林在2010年接受艺术期刊采访时这样解释，“在集体里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往往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被忽略的东西。”
那堵铺满水面图像的墙，就正好成为了他们的宣言。而此后种种“纯形式”创作和展览做派，也令许多人产生异议：没有内容的形式，它几乎违背了当代艺术甚至整个商业社会的逻辑。
群体的智慧
“我们与其他小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每个人的意见都可以代表小组意见，研究的是人群智慧。”肖昱说，“个人有智慧，人群也有智慧。比如说不同地方的人有各自的性格，像是某种新生命，比如说安徽人是什么样的，每个人之间并没有商量好。”
从一开始政纯办就没有领导者，也无从谈起所谓“任务”。因为他们需要排除掉所有社会中已有的组织形式，排除阶级和利益关系，只单纯地把五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男人聚在一起，看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艺术形式源自几人青少年时期集体主义生活的美好记忆，于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下方书写美术字的大幅宣传油画、布置成茶话会的讨论现场、墙上挂着的伟人肖像，等等。
2007年创作的“政先生”，他们将五个人的面部肖像用电脑软件集合成一张面孔，于是这个似笑非笑、留着偏分头、领口扣得紧紧的人像就成了政纯办的代言人。只要有展览的地方必定会看到这张脸，甚至某次在国外的展览中，政先生的头像被放大居中悬挂在建筑门头，颇有反讽意味。
而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基本上贯穿在政纯办的创作之中。2009年他们参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把上百块冻豆腐搭垒成建筑体，直到温度升高冻豆腐塌方、变质腐坏——因为这个作品收到组委会快递来的奖品，五个艺术家竟然决定不拆包裹，原封不动地成为那次豆腐作品存在过的证据。
起到类似作用的还有2010年的作品“墙纸”。宋冬有收集票据的习惯，而洪浩在个人创作中也用到扫描和排列的手法——结果他们把多年来集体行动的日常消费中拿到的单据与物件都一一保存扫描，最后打印出来、形成花纹繁复的墙纸。倘若凑近可以清楚看到里面交通发票、收据、保单、甚至酒店盥洗用品、明信片的字样。
“作品是我们存在的副产品或痕迹——在一起才是真正重要的艺术体验。”肖昱说。“我之所以愿意参与，就是想要知道除了人类自我中心维度之外的社会性到底是怎样的。需要进入一个群体才能以集体的角度去思考。社区性是互相滋养的，如果你在社区里做了事情别人会感谢你;但如果是公司组织，你就需要去完成任务。”
十年来，五个人平时都在忙各自的工作，只要有机会相聚在北京就会一起吃饭、洗脚、彻夜长聊。和寻常老友聚会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些经历看做是艺术历程。而在没有什么硬性指标以及功利追求的情况下，各自分别贡献出点子和能力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合作中会增长很多见识，比如宋冬的方法态度、冷林思考的高度。这是对于个人局限的突破，视野扩张之后对于艺术的理解深度就会不同。”洪浩这样说起政纯办对自己的影响。
这两年来大家各自忙碌，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宋冬常常在国外工作、冷林搬去香港、肖昱去了深圳、刘建华在上海，洪浩在北京的工作室也刚刚搬动。现实中相聚机会少，但他们集体主义的实践还依旧会继续下去。
“实际上我们存在才最重要的，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关注。也可见只要认真存在就会得到关注。”肖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