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于蔡国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首先纪录片《天梯》上映是一件大事，在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家的知名美术馆都举办了大型个展，这些都只是他工作上的成果，而对于人生历程而言，他迎来了人生中的“花甲”之年。在六十岁这个人生节点上，蔡国强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只是感慨“六十岁的时候，像回到十六岁”，对于他来说，年龄只是自然积累和慢慢叠加的过程，人总是在变老的时候而向往年轻。
《历史足迹：为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作的焰火计划》，2008
实现于中国北京, 8月8日
焰火受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委托、
为第二十九届奧林匹克运动会而作
(Ephemeral)
Hiro Ihara 摄, 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提到蔡国强的名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做“大脚印”的那个焰火表演大师。“焰火”这种艺术形式是广泛被大众所接受的，但人们对于这种媒材的固有印象总是停留在视觉感官的享受上，故此容易对这种媒材产生简单化的认识，很少会将其与观念性和当代性联系在一起，如果用这种思维去看待蔡国强的作品，显然是一种误读，如何能让大家更了解和读懂蔡国强的艺术，这便是本期《绝对艺术》希望向读者们呈现的。
在蔡国强的艺术历程中，“火药”一直伴其左右，称他为“火药大师”也不为过。从“火药”本身这种材料来看，它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历史悠久，但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而蔡国强将其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并运用火药作画，从艺术语言上来看，这是一种推进和创新，从观念性上而言，他一直在追求深入简出，一直在探索未知的领域和世界。
《大脚印：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六号》，1990
火药、墨、纸，装裱于木制8折屏风，200×680 cm
艺术家本人收藏
安德烈·莫林摄，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蔡国强自1984年开始研究火药这种媒材，至今已经探索三十余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知名艺术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的冒险与失败换来的。就像人们曾经嘲笑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不可能成功发射火箭一样，蔡国强的“天梯”也是在众人的质疑声与几次失利后完成的。很多人都好奇甚至不解，为何蔡国强会如此执迷于火药这种危险性极高的媒材？他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坚持使用火药这种材料，其实来自一个根本的动机：我想探寻破坏和创造的力量间的关系。艺术家对不可预测性、偶然性、不可控制性一直都怀有迷恋和敬畏之情。有时，这些概念特性可以是社会性的，或是观念性的，但有时也是实际的、生理的和情绪性的。”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喜欢挑战未知和不可预测性，他做艺术的动机是探寻破坏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他的创意来自于感性，观念来自于理性。
跳脱母体文化，进入更宽泛之语境中
“从泉州到上海，再到日本，这些地方都赋予了我个人主义的空间，让我做使自己快乐的东西，让我可以在自己这个个体中放纵。”蔡国强认为，从他出生的地方开始，就让他在艺术上拥有独立的个体空间，进而发挥他的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人往往都带有一种反叛精神，反叛是变革、创新与突破的催化剂，而蔡国强在幼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反叛精神。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却曾拒绝学习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书法，而是选择学习西方的水彩和素描，在成长期对于传统的抵触和反感，使他生成了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
当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间的塞纳河上打出“One Night Stand”（一夜情）的焰火字母，和十二分钟模拟性爱过程的焰火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对情侣在游船上欣赏焰火后，钻进帐篷，“尽情发挥”……这种场景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作为一个生长于中华文化的艺术家，能创作出《一夜情》（2013年）这样的作品，毋庸置疑，这已经超出了传统中国人对于“性”开放的界定和认知。这似乎表明他已经跳脱母体文化，身处于更宽泛的文化语境中。像蔡国强这样一位生长于中国的艺术家为何能如此开化？要从他的成长背景谈起，他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这里虽然不是一座大城市，却在历史文化上拥有其独特之处，曾是一个多元文化混合的地方，各种宗教都曾在此停留过。在纪录片《天梯》中，蔡国强曾说，“泉州这个城市太信风水，也太信看不见的力量，我从这里出生，所以从小我的艺术里面都在寻找跟看不见的力量有关系。”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成长背景和文化根源，后来他一直在追寻和探索看不见的世界跟力量，这都与他的母体文化有关，无论他后来吸收的是什么养分，但生长的根茎和身份是始终不变的。
《一夜情：为巴黎白夜艺术节作的爆破计划》，2013
实现于奥赛美术馆前的巴黎塞纳河上, 巴黎, 10月5日,
历时约60分钟
烟火、观光船、50对情侣、谭盾1994年作《纸乐：金瓶梅》录音
巴黎市政府委托制作 (Ephemeral)
Thierry Nava摄,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出生在一个文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曾在当地的新华书店工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使得蔡国强可以接触到专供给政府官员的外国书籍，也使他在很小的年纪就拥有很大的阅读量，这不仅开启了他对于世界的认知，更拓展了他早期的文化视野和格局。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胆子很小，却也有野心，但又怕被人看出。蔡国强不想活得像父亲那样，他会更加放任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但到海外后，他慢慢发现自己的艺术一直受到父亲的影响。
《万里长城延长一万 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1993
实施于甘肃省嘉峪关戈壁沙漠、万里长城之西部, 嘉峪关市,
2月27日晚上7:35分
火药（600公斤）、两条导火线（各10000米）
爆炸长度：10000米(Ephemeral)
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离开泉州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无疑是蔡国强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上海戏剧学院时，他师从周本义，这是一位曾经留苏留美，见识广博的老师，因此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都比较前沿和开化，外加上海这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前沿性，使蔡国强对于舞台美术、戏剧、空间处理、互动都拥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知，也增强了他对于团队合作经验的积累，这都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彩色蘑菇云》，2017
实现于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 为可控自持核链反应实现75周年所作,
12月2日，下午3:25点
含电脑芯片的焰火弹
高75m
芝加哥大学委托制作 (Ephemeral)
John Zich 摄,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1984年，蔡国强开始尝试用火药直接在画布上作画，探索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方法。但起初，他因对于火药的化学成分不了解，也不懂得如何控制爆炸，经常把作品烧着，炸得一塌糊涂，他意识到不能只会点火，也要会灭火。自此，他与“火药”的不解之缘就一直延续至今。
《声音》，2017
火药、丝绸
4.7 x 20 m
约23米宽，15米高
《秋天》于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 2017
赵小意摄, 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早在读大学期间，拓宽了视野的蔡国强就意识到留在中国可能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他需要到国外去学习和拓展空间。他于1986年离开中国，踏上了日本留学之路，起初他经历了迷茫和彷徨，因为他到日本之后才发现，东、西方二元对立如此被强调。他在日本时期，也恰好赶上日本社会的自省期，日本人反思百年来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追求，换来的只是一种西化的结果，他认为日本的问题也成了他的问题，这使他开启了跳出东方文化视角看世界的过程。
搭建可见与不可见世界之间的桥梁
蔡国强自幼就对看不见的力量和世界向往和着迷。在日本初期，他用了大量时间阅读，并开始对科学、天体物理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开始探索社会、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超越狭隘的东、西方比较？有没有一种更宽泛的语境或是更广阔的视野？”无论在国内还是到了日本，他始终都保持一种独立性，他也从不随波逐流，在他看来，一味地谈东方性或者西方性都过于狭隘，为何不跳出这种局限，进入更宽泛的语境中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使他迈向了更宽广的格局，即宇宙格局，他希望在人类与宇宙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在知识与视角拓宽之后，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也越走越宽，他从探索火药草图，到转向大型的户外爆炸，他于1989年完成了首次大型户外爆破计划《人类的家：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一号》。他开始在日本艺术界崭露头角，也逐渐亮相于西方，同时也开始了他长期以宇宙起源、外星人为题材的艺术创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亮相西方以后，他于 1993年，受东京P3艺术和环境研究院委托，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爆破计划《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 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知名的权威性展览，并频频获奖，也使他成为最早入选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在日本的九年间，是蔡国强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于他而言，他的个性得以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上都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绘画的精神》爆破瞬间，万国大厅，马德里，2017
图片提供：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
当日本已经无扩充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空间时，他选择了纽约这个更大的舞台和空间。1995年底，移居美国纽约成为蔡国强人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美国作为世界前卫艺术的中心之一，蔡国强到美国做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爆破几朵小蘑菇云，该计划分别实施于内华达核试验基地，纽约曼哈顿和几个大地艺术景观所在地，艺术家认为这些地点的争议性对时代具有象征意义，也表明他开始进入到新的格局和语境中。到美国以后，蔡国强明显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他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文化冲突的主题。这个转变主要由于当时有关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上升的讨论，以及西方大众媒体对此发展所表现出的恐惧，同时也因蔡国强本身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敏感和关心。蔡国强的个性与创造性在美国得以自由施展和无限放大，他的人生三部曲在美国唱响了高潮。
《绘画的精神》，细节，2017，火药、帆布, 300 x 1800 cm
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自20世纪90年代起，当蔡国强不断地研究与宇宙相关的知识，就越发向往到宇宙或者外太空去看一看，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实现去宇宙的愿望，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艺术上，他用艺术家特有的方式去满足想去宇宙的愿望。他一直期待能与外星人对话和往来，“天梯”便是他搭建的连接可见与不可见世界的桥梁。“天梯”的意义就在于，是他近三十年探索宇宙主题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与呈现，虽然从客观世界上这只是一次梦境般的视觉体验，但艺术家区别于普通人的存在价值与魅力不就在于此吗？
将艺术作为情感纽带，生成一种共鸣
在蔡国强的众多艺术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除了感慨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多是会被他作品背后传达的情感与故事所打动。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艺术家最幸福的是可以将思考转换为工作。”他总是能将自己的思考、情感和浪漫转换到工作中，在他的艺术王国中可以自由驰骋，天马行空，无所不能。他可以用艺术表达亲情，《天梯》（2015 年）就是他献给百岁奶奶的礼物；他可以表达爱与“性”，即《一夜情》（2013年）；他可以表达友情，在美术馆的墙上为友人炸一幅肖像，也可以在友人的葬礼上爆破一朵黑云向友人道别。在艺术上如此浪漫之人，在生活中他与家人、朋友及同事之间的点滴，同样真挚而感人，例如，他与女儿的互动，他曾给小女儿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用了五年的时间；在纪录片《天梯》中，当他谈到父亲时，话说到一半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感性，又特别有温度的艺术家，人们常说画如其人，同理便是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怎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必定与创作者的气质、品格相吻合。
《十月：为红场所作的白天焰火》，2017，动画
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
照片提供: 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
在蔡国强的艺术中，还能感受到一种超出于亲情、友情、爱情之外的情感，或许可称之为第四类情感，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是一种对于已故艺术家的情感。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他执着地收藏苏联艺术家马克西莫夫共计260余件作品，还曾为其做展览，并出钱修缮这位已故艺术家的墓地。马克西莫夫并不是像达芬奇、梵高、毕加索这样负有盛名，为何他会执着于收藏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他说在寻找马克西莫夫的过程，也是在找自己，找艺术家在时代中的身份、命运的位置和艺术家本身。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与情感共鸣，而这种对于先辈的共鸣，在他近两年的作品中得以放大，他开始了向艺术史中的先辈们致敬的一系列创作，与这些先辈做时空交流和对话，当他到普拉多美术馆做展览，就跟西班牙黄金时期的格列柯、委拉斯贵兹、戈雅等大师做对话，在俄罗斯做展览，就跟列维坦、马克西莫夫等做对话。这种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其实也是在探索不可见的世界和力量。
在蔡国强的艺术作品中，有众多众人参与的项目案例。早在1993-1994年，他曾在日本磐城召集当地志愿者为他的个展《蔡国强：来自环太平洋》制作装置作品，虽然这些志愿者们大多数都没有进过美术馆，但所有人都对蔡国强的艺术给予莫大支持；磐城居民还曾为他实施爆破计划《地平线: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四号》而关掉电灯，使大海上的火光地平线在黑夜中更为清晰，这使蔡国强与磐城居民的合作关系延续至今；磐城人还为纪念与蔡国强之间的友谊，专门挖掘出一艘大船，作为礼物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1999年，蔡国强参与帮助巴西巴依亚未成年犯罪者的计划，他带领孩子们做大炮，通过“以毒攻毒”的教育方法，使孩子们认识到人的能量可危害社会，也可贡献社会。后来，这些孩子受到联合国的邀请到纽约进行表演，当参与此计划的辅导员们，从那个城市回来时，告诉蔡国强：“你教过的那些孩子，身上都带着你的照片。”这一系列互动与合作，都已经超出艺术之外，变成一种对人性与情感的真实表达，蔡国强认为，他与那些愿意参与和支持他的人之间是靠一种共鸣，包括蔡国强工作室的团队成员们，愿意帮他实现梦想和目标，都是靠一种共鸣，一种对于他的艺术的认同，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据说他工作室的技术总监辰巳昌利，自1991年与蔡国强合作，至今已经27年之久，都印证了这种共鸣。
《萤火虫》
人力车、布料灯笼
公共艺术协会和Fung Collaboratives委托制作
艺术家本人收藏
公共开幕日，民众搭乘《萤火虫》，2017
Jeff Fusco摄，费城公共艺术协会（aFA）提供
相较于这些共鸣，蔡国强的作品总是伴着批评和质疑，从威尼斯双年展获金狮奖的《威尼斯收租院》到奥运会的“大脚印”，再到《一夜情》，有的被指涉嫌抄袭，有的被指有伤风化……面对这些质疑，蔡国强向来不以为然，显然有些质疑是没有读懂他的作品和观念，他使用美术史和传统美术的形式，是为了作为一种当代观念性的置换与嫁接。在他看来一直被人质疑和讨论是一件好事，如果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还可以被人讨论，这说明他的艺术有价值，如果很快就被人遗忘的作品肯定不是好作品。虽多年生活于海外，但蔡国强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来自于中国，出生在泉州。尽管他只关注个体的表达，但需要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却也义不容辞。在世界各地游历和做展览的经历，使他非常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他不愿意看到，每当谈论中国当代艺术时，永远都是关注艺术品拍卖的天价新闻或是否对体制进行批判。他仅有的两次策展经历（2005年担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以及2016年在卡塔尔担任《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策展人），都是出于一种的责任和使命。他希望西方人在看待中国艺术家时，能像看待本国艺术家一样，真正关注他们对于创造性和美术史的贡献。
火药画《最后的狂欢》、《狩猎》、《望云》、《情欲》、《发情山》于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展览现场，马德里，2017
蔡文悠摄，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他还曾于2010年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并且有意义的项目，在上海世博会语境下他策划了《蔡国强：农民达芬奇》，此项目集结了遍布中国各地的个体农民发明创造的飞机、潜艇、机器人等发明物。展览主要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现实处境的社会议题。蔡国强希望通过展示独立于集体意志和行为之外的个体农民的自由创造力，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个人价值的向往，传递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过程。也是对艺术史、博物馆学和人类发明性的根本议题发问：为什么要发明？为什么做艺术？并以此持续挑战今天的艺术实践。
挽歌：为“蔡国强：九级浪”开幕所作的白天焰火项目，2014
实现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江面, 上海, 8月8日，下午5点,
历时共约8分钟
焰火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委托制作 (Ephemeral)
第二章:纪念
林毅摄, 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已然在缩短，进而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和同质化。蔡国强作为敏感于时代的艺术家，早就意识到宇宙才是更大的哲学，更大的格局，因此他从时间到空间的维度中，与死去的家人和历史上的先辈们对话，还要与外星人和宇宙对话。他以艺术家的视角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他认为在看不见的世界中，那些死去的人可能都化作暗物质能量，一直在陪伴和支持我们活着的人。对于“天梯”的实现就像一种宿命，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做不成，却在自己的家乡得以实现。向来喜欢挑战性的蔡国强，就像他的作品《九级浪》所展示的那样，总是不断地在挑战海啸中最危险的那一级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