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丽的视觉表达带有很强的表现主义特质，奔放的笔触，夸张的变形，色彩的浓烈，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浪漫激情的宣泄，癫狂的、原始的、身体的痕迹，传达出一种试图摆脱束缚与控制的焦虑体验与挣扎。她希冀通过图像这种直接的方式去表达一种真实的现实，而内心深处所着力传达的则是她那种妄图突破现实的原则、权力与资本的霸权，人与人关系的复杂，进而回溯到一种被压抑的真实的自我这么一种状态。
探寻王清丽的视觉表达行迹，不难发现，学院背景、科班训练、广泛的交游构成了其视觉叙事逻辑的关键词，而其视觉图像世界所营构的都市化、消费化的文化情怀与其强烈的个人视觉经验的表述，无疑又揭露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方式的变化。但弥漫其间的放纵、疏离、无聊与激情想象，其间又夹杂着梦幻般的迷离幻觉，使阅读者透过其癫狂般、语无伦次的视觉讲述，去洞悉她那难以撼动的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看似与我无关，实则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彰显出一种真实的自我，那就是对规则的蔑视，对体制的逃离，对权力的反抗，和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追寻，而对自由的追寻无疑又和每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王清丽的视觉表达，似乎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艺术家的创造就是要恢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的某些本能要求。”而王清丽在形式上表现出敏感和怪异，因为在王清丽内心深处，实则隐含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极不安分而又躁动异常的天性，也就是坚定地在艺术社会与人生的旅途中，不循规蹈矩，不盲从，而是按照自己的天性去经营自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正是一次次的自我超越，才使王清丽获得了一种当下难得的独立品格，能够按照自己理解的生活去生活，按照自己理解的艺术去艺术，把对当下社会现实与艺术人生的真诚思考，透过其激情般的视觉讲述和盘托出。由此，在看似与我无关的自我与他者间，看似与他们有关的他者回归自我间，达到了精神的自我实现这么一种状态。
王清丽既没有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反叛传统艺术，亦没有以一种激进的锋芒挑战当代艺术，而是在传统与当代间，智慧性地把自我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透过《test》系列和《新女儿经》系列自觉不自觉当中就融入到从去传统到再传统的文化热潮中。王清丽并没有给阅读者讲述些令人激动的故事，这也使她的视觉叙事鲜有宏大叙事的激情。她就如同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到的那样“显然，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这个避难所就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像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把握现实。他的创作，即艺术品，正像梦一样，是无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具有妥协性，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跟压抑的力量发生正面冲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10页）由此，不难发现，在王清丽视觉叙事背后，隐藏着她刻意强调的身体意义和身份认同。而身体和身份亦凸显了王清丽的一种叙事方式、文化策略和深刻之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当代艺术知识生成与传播系统中能够被接纳和被指认，也的确体现出了王清丽的一种思考方式和应对策略。
王清丽不厌其烦地用身体去叙事，其视觉图景中的身体一方面缘于文化的层面，另一方面也源于身体的痕迹。众所周知，当代艺术界是由艺术家、艺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画廊、基金会、拍卖行、美术馆长、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媒体主编构成的一个圈子。只有进入这个系统，你才有称为 (成为？ ）艺术的可能。而一旦身体被文化所建构，那么回归身体则意味着与建构者的对抗。而建构者则直接来自画廊、美术馆、批评家、策展人、媒体主编、收藏家和拍卖行，及博物馆制度。此外，权力与资本的共谋，文化霸权、名利场的角逐，人与人关系的错综与复杂，都构成了王清丽用身体对抗的对象。虽然王清丽并没有给阅读者直接讲述这些，但她那充斥着荒诞怪异的日常世界中的众生相，在轻松与嬉戏中，也消解了权力的沉重与压抑，解脱了关系的纷纭与变幻。她以艺术中的身体来对抗艺术中的制度，而其身体的痕迹，亦凸显出一种无规则的勇气。因为制度是体制社会制定的，而原始身体的本身就是与各种制度的对抗。当王清丽用身体一次次去诉说时，其间试图脱离体制的束缚，超越学院的藩篱，及对各种陈规陋习和惯常审美认知和规则的蔑视，与社会的背离和压力的反抗，无不透过其身体叙事而彰显出王清丽的真实意图。当然，其女性艺术家的身份认同，也在这样一种方式中寻找在男权规则的压力下失落而焦虑的自我。这也如同博伊斯在解释自我艺术实践时所说“只有艺术能够消解一个衰败的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社会制度的压抑效果”。而压抑则是指被压抑人的自由和人的自然本质的自由发展。由此，亦让阅读者清晰地洞察到王清丽试图脱离现实世界的野心。王清丽不再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和真实性为目标，而是展示一种自我心理的真实。在无尽的想象和浪漫而又激情的讲述中，画出了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及一种不可名状的丝丝焦虑体验。这既是一种心灵的召唤，更是一种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追寻与迷恋。
王清丽以自我的真诚和沉重和极富感染力的视觉图像表达出了对当下社会和艺术人生的一种立场和态度。而从其《test》到《新女儿经》的转变，也让阅读者看到了王清丽视觉表达路径的转向，即她逐渐从都市消费欲望这种社会题材外在题材转向对自我经验的表述，而个性化的语言与当代视觉经验的结合，亦凸现出一种内在心理的真实。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变，亦不可避免地导致她考虑的问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新女儿经》的不断出现，亦是其历经痛苦和彷徨，从守护民族传统到融入全球化格局并最终聚焦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另类现代性诉求。《新女儿经》的引入，也意味着王清丽从个人视觉经验和现实视觉环境中开发出形式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形式的地域性与个性化。在这些形式中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可替代的王清丽的个人经验——尽管表象上是对绘画规则的遵循，实则用《新女儿经》去抵制男权社会的规则与权力，及寻找权力下失落的心理和失落的自我。而这种失落情境还要被《新女儿经》精心伪装起来。其实《新女儿经》并不是一般的题材转向，更不是一般的形式表现，而是向着社会、历史、文化展开，这不仅仅是形式向内容的转变，实则是由农业社会或者工业社会迅速发展为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主义诸般问题已经出现，《新女儿经》问题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生活中的王清丽远非其视觉图像世界中的激情与狂放。她为人低调、含蓄，不事张扬的背后，却是对朋友春天般的温暖，对艺术一往情深的眷恋。在她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来自女性视觉经验的力量和魅力。她们用她们的目光，她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艺术方式给阅读者带来了她们眼中的世界。
当王清丽用图像这种直接方式来直涉现实时，她虽然在艺术中能够游刃有余，但在现实中恐怕不易实现。我们期待王清丽能够走向越远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