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根海姆美术馆新近的展览“河原温：沉默”中，美术馆主厅里螺旋形蜿蜒上升的空间与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日期绘画完美匹配，相得益彰。他的艺术就是其人生，而他的创作最完美地印证了辛波斯卡的诗句——“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
河原温作品《标题，1965》
日裔美籍艺术家河原温(On Kawara)去年7月在纽约去世，享年81岁。这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念艺术流派的奠定性人物，一生都远离媒体和艺术圈，他从不接受采访也几乎不出席自己的展览，行事低调到甚至很难在网上搜索到本人的肖像照片。
但河原温的一生又以另外一种形式悉数铺陈在观者面前。在古根海姆美术馆新近的展览“河原温：沉默(On Kawara: Silence)”中，美术馆主厅里螺旋形蜿蜒上升的空间与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日期绘画完美匹配，相得益彰。比如摆满了两层坡道的90张小幅作品，深灰的底色上画着1970年1月1日到同年3月31日这整整90个连续不断的日期。在展厅里踱步驻足，艺术家所度过的每一天就这样以既抽象又具态的样貌沉稳缓慢地浮现出来。而在展呈顺序上，日期顺着上行的螺旋坡道向前渐次回溯，观者便与画作一起被卷入时间流逝的涡旋之中。
河原温的日期绘画远远不止这90幅。事实上，这个题为“今天(Today)”的系列，从1966年1月4日开始，几乎贯穿到他生命的尾声，总计有将近3000幅作品。它们以蓝色、深灰或红色为背景，白色颜料在其上简单地构成年、月、日的字符。河原温选择自己当天所处地区的语言来表达日期，因而偶有法语德语的月份缩写，当他游历到其他使用非罗马语系的国家时，则会统一以世界语(Esperanto)替代。他的工作方式是在每天午夜之前创作当天的绘画，若不能按时完成就会将其毁坏。而这个“今天”的系列除了画作之外，每件还配有一个大小与油画相当的硬纸盒，河原温会将当天的新闻报纸版面固定在其中。我们于是得以获取更多的蛛丝马迹：1973年3月4日一张法国报纸的头条写着“敢死队已经处决了三名人质”，1978年12月24日是《星岛日报》上用繁体中文写着的人事任命“政治局增四委员”，2001年9月13日则是世贸大楼遭到袭击的照片撑满整版而没有标题文字。有时候，河原温也会选择不那么动荡的政治类新闻，像1970年1月26日的NBA比赛结果是尼克队打败了赛尔提克，同年2月2日则是一堆普通人的讣告，1982年2月8日有一场宠物选美比赛以及其他各种地区性的天气预报……此外，所有的日期绘画细分为8种标准尺寸，而创作于1969年7月16日、20日和21日的这三幅以其不太常见的巨大尺幅与系列中的其他作品产生了区别，它们以自身体量对应着当时阿波罗号的登月成功。
河原温将日期绘画和新闻事件两者相互对照，普通人的日常就这样与宏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很多时候，个人是这个世界里沉默不语的大多数，每天翻着日历生活，茶余饭后举起头版读一读社会新闻，但在有些情况下，任何人又都有可能转变成他人眼中戏剧故事里的主人公，比如那些讣告栏。
河原温也一样，他既是一位寡言冷静的观察者，又将自己的生活以极端量化的方式书写下来，成为一部沉甸甸的个人史。除了“今天”系列，艺术家另一些项目也都保持着连贯的气质，他诚恳地做着记录，在不紧不慢中积淀出总体的面貌。从1970年开始直到2000年的30年间，河原温发出了大约900封电报，它们的正文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我还活着。(I am still alive.)”在1968到1979年间，他给不同的朋友寄出了将近1500张明信片，正面是埃菲尔铁塔或者自由女神像等名胜景点，背面则格式统一地用印章记录自己当天的起床时间，并且他常常是一个晚起的人，例如1969年11月1日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4：28，而这张印着帝国大厦的明信片寄给了知名艺评人和史学者Lucy Lippard——这个系列被命名为“我起床(I Got Up)”。艺术家另外的三个项目，在册页厚重的记事簿封面上分别写着“我读过(I Read)”、“我遇见(I Met)”以及“我去过(I Went)”，他像个账房先生那样保留整理自己读过的文本、记下每天遇到的人，还收集那些手绘着自己步行路线的地图。
河原温来自日本，广岛事件结束后不久，年轻的他用娴熟而富有感染力的手法描绘了许多阴郁可怖的人像，和大部分成长于二战后的艺术家一样，这种原发性的反馈直观而强烈。尽管凭借这些画在日本艺术界迅速获得了认可，河原温却并不习惯这种生活，这些早年的画作也很难再被现在的观众看到。1959年，他与身为工程师的父亲一起迁居到墨西哥城；1962到1964年间，他往返于纽约和巴黎之间，创作了39幅纸本类作品，呈现在这次展览的开端部分，当时的他已经开始运用日历、图标和色块等元素；1963年时，河原温创作了他最早的文本绘画，画面上极简地表达了一个单词“某物(SOMETHING)”；之后他创作了题为“标题(Title)”的三联张，深红的底色上分别画了字符“一物(ONE THING)”、“1965”以及“越南(VIET-NAM)”，掷地有声地响应反战呼声；他本人则从1964年开始定居纽约直至50年后在这座城市去世。
从这样粗略的梳理来看，河原温风格的转变一方面参与并见证了战后美国艺术流派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脱胎于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转而发展到极简主义，以及后来强调用文本表达来反省指代意义的观念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他之后的大部分创作很少直接表现战争主题，但从早期面目狰狞的人像绘画、1965年的“越南”，到日后“今天”系列中多次用剪报形式呈现出对灾难的关注，把这些都联系起来，就能让人感受到河原温非但没有忘却伤痛，反而更像是要带着幸存者的谦卑去极力地过好劫后余生的每一天。
时间是什么？这是河原温的终极追问，也是他穷究一生的实践。“今天”、“我还活着”、“我起床”、“我读过”、“我遇见”、“我去过”……“我”是河原温试图对这个无解之题作解时每一次都尽力地为自己的答案负责，是他将主观抛掷于客观坐标系中的一个定点，也是抽丝剥茧从宏观浓缩到微观的一枚横截面切片。
然而在作品“一百万年(One Million Years)”中，河原温这个自我的立足点磨灭不见了。这件作品分为“过去”和“未来”两部分，其主体是一套皮面精装书，所列印的内容分别是公元前998031年直到公元1969年，以及公元1993年直到公元1001992年之间所有具体年份的数字。除了以书籍形式展呈之外，这件作品还包括了一个绵延不绝的行为表演：每次会有一男一女两位朗读者，互相间隔着逐一念出这些表征着纪年的数字。从1993年在纽约切尔西区的首次表演以来，“一百万年”这件行为作品先后在伦敦、柏林、卡塞尔、新加坡等地实施，这次在古根海姆的表演算起来已经是第27次，仍然远未能完成全部一百万年的朗读。据计算，将过去、未来两部分的朗读全部进行录音需要消耗2700张光碟，若按每年平均可以制作27张的速度计算，这个项目的完成就需要持续100年。
河原温将“我”从这件作品中剔除了，一并剔除的还有文字、地点、事件甚至整个世界。他的一百万年像是将时间这第四重维度反向地去除了维度间的折叠，而铺展复原成二维平面上的符号以及压录进CD光碟中的声波曲线。没有三维世界里可触可感的事物，没有人间每天上演的纷争故事，没有地球的冷暖变迁和斗转星移。河原温所惯用的自我，在这里转而升华成一种有着博大包含的史诗性全景。时间是小我的日常琐碎，更是连艺术家自己都无法见证的、待到作品全部实施完成时的一个世纪之后。而一个世纪，也不过是一百万年中的万分之一。
这件“一百万年”只有“过去”和“未来”两部分，似乎也表明了河原温的时间观和价值观，若以无限细分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当下都在转瞬间就成为了过去，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时间的河流中没有现在，只有已经消逝的过去和扑面翻涌的未来。于是河原温的每一天都带着追溯之意，他的艺术就是其人生，而他的创作最完美地印证了辛波斯卡的诗句——“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
（作者系现当代艺术学术平台“狩猎”主创，现正在纽约攻读艺术史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