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勒工作照
坎勒访谈录
采访:曹原
时间:2011.6.18
地点:宋庄坎勒工作室
曹: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学画画呢?
坎:1978年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时间开始学习画画,但没有正规系统的训练,就是自己临摹之类的。我高中的美术老师没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当时我们对美术的认识就是看老师画竹子、画老虎,于是我们都很佩服他。后来高中将近结束的时候学校又成立了一个美术班,本来那时候我是应该毕业了的,听到学校这个决定以后,我也决定重读一年高二。父母和学校都同意,其实那时侯毕业后也不知道能干什么去。
曹:复读一年应该正好赶上高考了吧?
坎:对,恢复高考是1977年,我复读那年是1979年。所以我们有机会报考了美术院校,那时候报考是要先交原作审查,合格后再发准考证,但我们整个班没有一个人拿到准考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因为画的方法都不正确。
曹:你们那一届报考全部失败以后仍在学美术的人多吗?
坎:几乎是没有了,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我就在家待业自学。后来母亲带我到市里去拜访一位姓毛的老师,毛老师是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那是当时最令美术人羡慕的单位了。后来毛老师又介绍我到市影剧院,那里有个画电影海报的丁老师,平常喜欢画素描,还带了几个准备高考的学生,我就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画。画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不够,于是就去了长沙,那会儿从我们那里坐车去省城很不方便,坐车得要七八个小时,得先从县城坐到市里,再从市里转车到长沙,自己还打着背包、挑着箱子,完全是农村孩子进城的画面,哈哈。
曹:到了长沙感觉怎样呢?
坎:开始准备去美术班学,后来发现在长沙学画画的人太多了,找个位子都找不到,我们经常在教室后面搭着凳子站很高看老师示范,后来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几个同学就约在一起自己画,定期把习作给老师看。记得当时给我们看习作最多的是湖南师大的朱辉教授,他人很好,之前就看过我的画,每次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当时我们要给老师报酬他怎么都不收,到现在这一段学画经历都是我最难忘的。
曹:后来又报考了?
坎:对,1980年我报考了师范学院,当时还给了我有一线希望,给我来了一张政审表,一般来了政审表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恰恰就有问题,专业分还差三分。他们给我政审是因为我们地区没有一个上线的,为了考虑照顾偏远地区先给我一个政审,然后再研究,我以为有希望了,结果他们研究后还是没有录取我。
曹:再接着考?
坎:对,1981年我再考,结果又失败了,80年还给了个希望,81年什么也没有,我心都跌到谷底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我画得挺好,自己也觉得还行。心里非常沮丧,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哥哥叫我吃饭,我还和他吵了一架。我母亲一直安慰我,她是个作家,对文化艺术也有崇高的理想。她鼓励我再考,说:“只要你有决心,妈妈一直支持你,直到你考上为止”。但是我心里很矛盾,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太好,一方面不甘心,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这么大人了,在家考了几年都没考上还要给父母增添負担,心里想还不如去偏远山区教书,也是一种躲避吧。
曹:您的母亲真了不起!
坎:是的,在母亲的支持下,1982年我又报考了,但是我不敢报太高的学校,觉得只要能上湖南师范学院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年我终于考上了。那一届湖南师范学院招的是大专班,而且就唯独我们那一届是专科,上下都是本科。但是我根本没在意,觉得能考上,能读大学就很高兴了,管它两年还是三年,专科还是本科,就感觉太难得了!
曹:您一定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吧?
坎:那当然,我报考了四年才考上,所以专业上特别努力,还有就是心里还憋着一股气,觉得不能输给本科生,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是这么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届学生就特别上进,同时又最具反叛精神。毕业的时候正好是1984年,八五新潮开始在全国萌芽。当时我们在大楼里做行为、做装置,我们的毕业创作很多作品在当时看就特前卫,这和学校保守落后的教学体系相背,所以毕业画展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影响很大。我有了两幅作品展出,一幅是关注农民问题的《黑土地上的阳光》。另一幅画的是老墙和旧窗,窗上面满是蜘蛛网,墙下面有一棵新芽正破土而出,我给这幅画取名《萌》。
曹:这在当时还是很“当代”的。
坎:哈哈,是的,一颗萌动的心。当时中央美院的孙美兰教授去我们那儿讲座正好看了展览,她还在讲座时表扬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说“很想和这两个同学交流一下”。可惜我当时胆子太小,没敢主动与她联系,不过得到批评家的肯定我还是特别高兴。
曹:这种肯定对你毕业后坚持绘画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吗?
坎:对,肯定有影响,至少给了我信心。毕业后我回到了老家,在常德市的职业中学教高中美术班,教学之余还坚持创作,开始是画油画,后来我就转向画水彩了,主要原因是当时买油画材料在我们那里很困难。
曹:这个时候就开始实验在玻璃卡纸上画水彩吗?
坎:开始没有,也画了一些传统的水彩画,后来觉得这样画下去很难有所突破,就想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于是我开始在不同的材料上实验,像瓦纶纸、草纸、铝板、木板等等。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用于印刷的玻璃卡纸,我发现这种不吸水的纸在颜料干后有一些特殊的肌理效果,给这些肌理赋予一些形象,就能获得很好的画面效果,后来经过反复实验,并制作了一些适合这种纸性能的特殊工具,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整套区别于传统水彩画的玻璃卡纸上的水彩技法。在中国美术馆个展上,主持人把它称为“玻卡水彩”,哈哈……。
曹:这种“玻卡水彩”实验了多久?
坎:从1985年到1996年个人画展,这期间主要是画这样的水彩画。当然,偶尔也尝试别的艺术媒材,比如86年我就做了一件以木头为原材的装置作品参加“湖南省第三届青年美展”,还获了个优秀奖。但是在当时因为装置是很少人做的,并且做了展完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所以也没想坚持做下去,还是回到水彩的探索上,一画就是十几年。
曹:第一次来北京是哪一年?
坎:1993年。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停办,我就调到一所普通中学教初中的美术课。调动前我也矛盾过,有一家装饰公司找到我要我去他们那儿工作,待遇很高,但我一直放不下我的水彩画创作,最后还是选择了学校,这样教课之余就继续画画。后来越往下走就越感到需要补充能量,于是想到了去美院进修。可是当时家里条件实在困难,老婆下岗了、儿子刚出生、父亲又脑溢血瘫痪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去深造的确不敢想象。后来我父母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省里的领导,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问起我的情况,母亲就和他说了我想去进修,他当时就表示支持我,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到了中央美院学习。
曹:您总是有贵人相助。
坎:是的,这次的帮助对我太重要了。当时中学领导不同意我去,我是辞了职去中央美院徐悲鸿画室进修的。在北京进修期间,我看了大量的展览,还拜访了不少老师,对我的艺术思想有很大的改变与提高。并且还画了五十多幅“玻卡水彩画”.
曹:第一次画展就是在中国美术馆?
坎:是的,当时又是我的一个同学帮助了我,他高中时也学画画的,后来经商去了,他拿了六万五千块钱,96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为我办了个人画展,画展很成功。来了很多人:邵大箴、水天中、范迪安、易英、殷双喜、邹跃进、邓平祥等等,美术批评界的大佬们几乎全到了。
曹:办完展览就回湖南去了吧?
坎:对,1996年年底回去的,因为在北京没卖画,没收入生存不下去,就回家了。而且家里父亲还病在床上,孩子还要读书,总之经济压力很大。回去以后我又办了班,97年创作了一幅《向日葵》,参加了中国青年水彩画大展,拿了一个学术奖,加上了96年个展的影响,到处有报道,所以在家乡还是影响很大的。市里开宣传工作大会的时候部长还表扬我,要我留在下来,说想到哪个单位就让我去哪个单位。
曹:您选择了大学教书?
坎:是的,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1998年我进了家乡的一所大学教书,从此我的生活改变了。进学校的第二年我创作了《森林的报告》,参加了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得了银奖。后来学校成立了美术系,就让我当美术系系主任,这样事务性工作多了,也就没什么时间画自己的画了,当时还担任市里的美协主席。生活和政治待遇明显的提高了,天天被叫去开各种会议。哈哈……
曹:那创作的欲望呢?
坎:就是因为还有创作的欲望,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自己的专业都荒废了。2003年的时候我想辞掉行政职务,又觉得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调离。这样我就到了中南大学。
曹:调到长沙后应该开始画画了吧?
坎:没有,我没有想到到长沙后生活水平高了很多,很多现实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比如要买房子、孩子的读书问题等,所以没办法我只好先解决生活问题,于是从2003年我便开始办高考培训班,直到2007年暑假结束。我到长沙的目的是要画画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当基本生活问题解决后我做出了决定:去北京画画。尽管当时培训班还很红火,我都放弃了。因为画画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曹:再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
坎:2008年我向学校申请做访问学者,于是来到了北京,先是在东营艺术区租了工作室,后来艺术区被政府拆迁了,我便来到了宋庄,直到现在。
曹:从08年来北京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你觉得在创作上有大的改变吗?
坎:改变非常大,首先是把我的“玻卡水彩画”技法转到油画上了。再就是这三年创作的作品数量比我十几年来创作的作品还要多。真正体会到了职业艺术家的创作乐趣。
曹:您这几年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展览,相信您的作品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今后有什么打算?
坎:打算把作品画得更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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