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人，袁媛还很年轻，她的社会生活阅历并不复杂，但她却有着十分丰富而细腻的心理世界；作为画家，袁媛的艺术之路才刚刚起步，但她已经有了自己独特而成熟的绘画风格。袁媛的绘画是她心理世界的纪录，品读她的绘画就是洞察她真实而隐秘的内心世界。
袁媛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她的气质偏于忧郁。按照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说法，凡是哲学、国务活动，诗歌或造型艺术有成就的名人，都是忧郁质。柏拉图（Plato）也认为，忧郁质的人阅历高于中等水平，天赋远远超过他人。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预言袁媛未来的艺术成就，但这位年轻的画家的确显示出相当出色的绘画天赋。面对画布，袁媛不仅知道自己要画什么，而且懂得怎样画，因此，在绘画的世界里她是得心应手、自由自在的主人公。
袁媛的绘画是具象的，而且始终以人物为母题。如果说她的作品描绘的是一幕幕戏剧的话，那么她本人则始终是戏剧中的女主角。除了极少数静止的自画像和单人像之外，袁媛的人物画多半由男女两人组成，而且带有情节性，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袁媛的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生活情景，与其说画家描绘是她经历的故事，不如说那是她心中幻想的场景。那是一个个压缩的空间，所有的人物都被安排在画面的前景，他们直逼观众的眼睛。那是一个个色情的场面，其中的男女像藤与树一样纠缠在一起，而裸体的女人往往有着暴露的性器官。但那里丝毫没有爱的欢愉，有的只是暴力和伤害。画家似乎无意于宣泄情欲，而主要是为了表达爱的恐惧。画中的女人常常呈现出惊恐和焦虑的表情，连同她们扭曲的身体、疯狂的动作，整个形象构成了一个个痛苦的象征符号。袁媛的绘画看上去是写实、叙事的，而实际上是抒情、幻想的。尽管她的画中人物大多依据的是真实的模特儿，但客观的形象经过她心灵镜子的反射就会变得怪异奇特。变形的人物、骚动的画面和非再现性的强烈色彩使得她的绘画具有纯正的、蒙克（Mench）式的表现主义品格。没有宁静、温情和快乐，她的绘画所表达的只有躁动、焦虑和恐惧。这类情绪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时代部分人尤其是青春期少女的心理感受，但主要来自画家本人的生活体验。袁媛告诉我，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几乎由母亲一人抚养成人，父母的分居和父亲的早逝使得她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父爱，家庭生活特别是父爱的缺失给她的性格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焦虑、恐惧和不安全感成为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许多事情都能触动她敏感的心，一些在他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小事也会激起她心中巨大的波澜。在袁媛的绘画中，伤感、焦虑和嫉妒等心理现象成为被反复表现的主题，对她而言，这些东西已经在她心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意结”（complex），只有通过绘画她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排解。袁媛说：“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从小到大，我逐渐对很多东西失去了信任。尽管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仍然需要表达，需要一个寄托感情的地方。”袁媛将绘画作为心理世界的出口，甚至当成自我医治心理创伤的良方，正因为如此，我将她的绘画称为“心理表现主义”（Psychological Expressionism）。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有“明劝鉴、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功能观，今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原则的社会环境中，袁媛的这种“表现自我心理世界”的绘画是十分罕见的。虽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及其“表现自我”的观念传入我国已有多年，但对于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表现自我”仍然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相对于那些关注政治、强调社会学价值的艺术创作，袁媛的绘画能带给每个人更多的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媛是一个自恋的画家，她将画笔锁定在自我心理世界的表现，进而通过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将自己个人的心理感受升华为带有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袁媛将自己隐秘的心理体验凝结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不可见的心理世界外化为可以感知、令人感动的视觉图像，给日益多元化的中国当代画坛提供了独特而新颖的审美标本。
看到袁媛的绘画，我总会联想到20世纪墨西哥伟大的女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 1907--1954），同样的自我眷恋，同样的焦虑忧伤，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两位女画家给我们展现了极为相似的女性心理世界。我希望袁媛在艺术上取得像卡洛那样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我不愿看到袁媛有着卡洛那样病痛缠身的不幸人生。
我衷心祝愿袁媛画外的人生幸福快乐！
——王端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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