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炒作艺术品
为了加大炒作效果，一些私募基金不惜去纽约、香港的国际著名拍卖行进行“假拍”。
如今，一亿人民币相当于多少资产?如果换成张大千的画，或许还不到2张。
但1981年的时候，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的起标价是4万港元，徐悲鸿画的马，起标价也只要3.5万港元。
1995年，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局事帖》在纽约拍卖市场出现，定价8万到10万美元。2010年11月，《局事帖》在国内出现，并以1.0864亿元人民币打破中国书法拍卖的成交纪录。
如今，这些等待了几十年才实现的财富神话，已不能在中国炒家心中掀起多少波澜。
更“神话”的事情正在发生 2010年3月，北京保利拍卖当代画家白庚延一幅约89平方尺的作品《黄河畔》，成交价为11200元。
同年秋，白庚延一幅约14平方尺的《千峰接云图》，拍出392万元的高价。
每平方尺价格1年内暴涨2000多倍，依然不算什么。2011年3月，白庚延的《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在天津文交所被爆炒，市值在3月16日达到1.03亿元和8535万元。
如雷贯耳的唐宋八大家、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全都望尘莫及。
几百亿资金涌入
艺术品炒作很早就存在，为什么偏偏《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独领风骚?
上海千风艺术品投资基金经理钱忠(化名)告诉《望东方周刊》，《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的炒作，赶上了两个好时机，“一是艺术品炒作正是最火爆的时候，二是正好碰上了文化产权交易的新形式。” 白庚延的画作此前在业内并不出名，“换了别人，同样能炒这么高。”
钱忠几年前还是一家艺术学校的老师，当年的大学同学，好多都在做艺术品生意，有的还开了画廊。
2010年，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大爆发的时候。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嘉德春拍和秋拍总成交额为20.4亿元。到了2010年，总成交额已猛增至63亿元。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总额约为573亿元，比2009年的200多亿翻了一番还不止。
2011年，嘉德仅一次春拍的总成交额，已达到53.23亿元。
成交额猛增，受艺术品成交价飙升的推动。在2011嘉德春拍中，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和陈逸飞的《山地风》，分别以4.255亿元、4830万元和8165万元成交，创下了近现代书画、古籍和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从2009年开始，专门针对艺术品投资的私募基金数量猛增。钱忠说，他好几个同学都在2009年后被挖进了私募基金，“炒房、炒股、炒煤、炒大蒜的都进来了，总体规模很难说，几百亿肯定是有的。”
到国际拍卖行做局
在2009年之前，私募基金投资艺术品的模式还和现在迥然不同。
“虽然有时候会在价格较低或者说不高的时候，买入一些名家名作，但这种机会大多可遇不可求，所以，主要的精力还在于发掘潜力股。”李海明在上海当了20多年的书画经纪人，在很多画廊都享受“前辈”待遇。
李海明告诉记者，传统的艺术品投资是个绝对长线的过程。
“例如，某个30多岁的画家，虽然没有名气，但考取了某个名家的博士生。有天赋、才气，且善于社会活动。那就是公认的潜力股。”李海明说，艺术品投资，最看重的还是艺术家本身，有才气，是成名的基础，而考取了名家博士生，特别是某些艺术院校领导的博士生，就代表出身好，以后很有可能也成为领导，作品的价值就又更进一步。
由于还只是“潜力股”，所以大量收集这种画家的作品并不会占用多少资金。“几十万，甚至几万就能拿到几十幅、上百幅作品。而且，投资家还会伴随着画家的成长，不断囤积其作品。但时间长了，私交好了，成本自然也不高。”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长线投资会持续20多年，但失败率低，效果显著。“科班出身，名家弟子，再怎么不济，20年后，作品也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这时候，我们手上起码屯了几百、上千幅作品了，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藏家自己拥有画廊，对画家进行炒作，效益还会更高。但这里的炒作，也仅仅是以开画展、做宣传为主。
2009年之后，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模式被打破了。
“周期再长也不会超过3～5年。因为新进的私募基金，就是短期行为，跟炒大蒜、绿豆的没有本质区别，完全不考虑艺术家的成长性。”李海明说，私募基金在囤积了艺术品后，会大量采用“假拍”来进行炒作，因为见效极快。
假拍就是左手倒右手，只为炒高价格。基金和拍卖行私下说好，无论艺术品最终拍出什么价格，基金都只需要支付20万元左右而不是成交价10%的佣金。这主要是出于成本节约上的考虑。
2010年以来，业界就不断传出消息，为了加大炒作效果，有些私募基金不惜去纽约、香港的国际著名拍卖行进行“假拍”。
国际著名的拍卖行，是不会和基金“谈”佣金的，在那里炒作，基金要付出巨额成本。炒作艺术品的暴利由此可见一斑。
拍卖行的灰色生意
艺术品拍卖行，在艺术品爆炒的过程中，是私募基金最重要的同盟者。
曾经在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担任客户经理，如今进入一家私募基金，专职炒作的李奇(化名)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拍卖行近年才因艺术品价格暴涨而备受瞩目，但实际上，拍卖行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早已非常成熟。
在这个产业链中，拍卖行也分作三六九等，各显神通。
最低等的，靠骗取图录费挣钱。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有客户拿着自家藏品上门，无论真假优劣，都让所谓鉴定师做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估值。让客户缴纳几千元的图录费，参加所谓的拍卖会，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中等的，除了正常业务外，还有2条“财路”。
一是拍卖假货。由于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只要在拍前声明不保证拍品真伪，便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所以，一些拍卖行会利用一些文字游戏，专蒙那些刚入行的藏家。
“这几年，温州小老板，山西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都涌入了艺术品市场，他们对价格不敏感，对艺术品没有深入的了解，即便买了假货，也很难遇到一个真正的专家指点迷津。”李奇说，分辨这个专家究竟是不是真的专家，本身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是为变相行贿、贪污搭桥。
“行贿者、受贿者和拍卖公司三方事前商定好，由受贿者送来一件赝品，由拍卖公司鉴定为真品，并加以炒作，最后由行贿者高价拍得。”李奇说，这在拍卖行业内，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玩法”。
“有时候还会反着来，明明是真的东西，却按赝品的价格拍出去了，这十有八九是因为对方不稀罕钱，反而喜欢艺术品。这种情况下，拍卖的大多是名人字画，这是因为名人字画的鉴定、价值认定相对容易，而且可以传世，更重要的是，万一事发，咬定这只是幅赝品，也更容易过关。”关兴庆(化名)是上海一家画廊的老板，他告诉本刊记者，后面这种办法，也是很多画廊的生意来源。“过去几年，现代作品生意不好做，只能多开财路。”
另外，拍卖行还会跟企业老总唱双簧。
“买家、卖家和拍卖行事先谈好一个较低的交易价格，再在拍卖会上哄抬价格，最后，买家所在公司付款，其中就形成了巨额差价，由勾兑者分食。”李奇说，企业买下艺术品后，艺术品就成了经营设施，每年折旧，最后变成“零资产”，“最后还是落到老总自己手里。”
上述情况在中等拍卖公司发生得较多，“有一定规模，运作起来大家比较放心，规模不大，名气不响，也就不会太引人注意。”李奇说。
最高级的拍卖行，名气大，自然就成了“画家炒作”的最好平台。
早些年，“画家炒作”大多是画家自己干的。多是画家雇人在拍卖会上哄抬价格，把自己的画价格炒高。但这种做法并不成气候：不知名的画家财力不足，无法支持长期、大规模的操作;知名画家自有市场追捧，无须自己炒作，也顾及业内名声。
后来，一些上市公司也加入其中。一般的做法是，由上市公司购买一批艺术品，然后在拍卖市场炒高价格，再由关联企业接手。虽然在艺术品交易上不仅没赚钱，反而损失一大笔手续费，却能大幅改善上市公司业绩。
有时候，上市公司专门囤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拿出一两件炒作，囤积的艺术品也是水涨船高，此时进行企业资产的评估，自然又是一个结果。
2010年以来，私募基金和一些围绕某个画廊自发形成的小规模炒作团体，成了炒作的主角。
“现在行内最大的财路，就是做局，炒画。”关兴庆说，有的私募公司还动用了银行的“关系”，“200万的画，在拍卖公司炒到5000万，然后抵押给银行，套现之后再到市场上炒更多的画。”
疯狂的份额交易前途难卜
艺术品价格在2010年以来几近疯狂，一些交易所推出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方式“功不可没”。
有趣的是，新的投资模式不断被公开质疑，普通投资者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却丝毫未受影响。
2011年1月，天津文交所首批上市的艺术品为画家白庚延的两幅画作《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当时市值分别为600万元和500万元。到了3月16日，其市值已分别达到1.03亿元和8535万元。
也就是说，白庚延的这两幅画作，此时已足以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这样的名家的精品画作比肩。例如，齐白石十三开册页的《可惜无声》，在2009年11月的保利秋拍时创下的所谓国内书画作品最高纪录是9520万元。张大千被公认为临古创作高峰的《太乙观泉图》，2010嘉德秋拍时的纪录也只是4032万元。
实际上，直到2010年秋季之前，白庚延的作品还与“高价”无缘。
例如，2009年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九期精品拍卖会上，白庚延一幅约13平方尺的作品《峡北风光》以“无底价”方式拍卖，最终成交价只有5600元。
2010年，北京保利再次拍出白庚延一幅约89平方尺的作品《黄河畔》，最终成交价也只有11200元。
2010年秋拍时，白庚延的作品价格突然暴涨，约14平方尺《千峰接云图》拍到392万元。这和2011年《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的天价相比，依然是天壤之别。
而本刊记者在雅昌艺术网上查到的信息是，即便在天津文交所的暴涨神话影响下，2011年春季，白庚延5幅国画作品的成交额依然只有11150500元。
在2010年秋拍暴涨前，白庚延国画作品的每平方尺均价最高是在2006年秋季的21214元，最低是2010年春季的196元。
在爆炒的影响下，国字号的上海文交所，反而放慢了艺术品份额化的交易。
据本刊记者了解，尽管是最早筹备艺术品份额交易的交易所之一，上海文交所2011年3月已低调将原先的“艺术品份额交易”改名为“文化组合产权产品交易”，而且将投资门槛设置得很高，以100万元为起点，且要求投资人先加入投资者俱乐部，申请过程繁琐复杂。
按照上海文交所总经理张天的说法，上海文交所设计的交易模式，“不连续交易、不拆细、不向公众公开发行。”这和目前市场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行。
接近上海文交所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望东方周刊》，这是因为各地国字号文交所已经收到风声，“有关部门会对文交所及这类交易模式重新定调，9月份很可能就会出台政策，份额交易能否继续下去都很难说。”
私募基金进入出货期
来自政府部门的监管或已蓄势待发。出货，也在此时成了艺术品投资私募基金的普遍状态。
上海独立书画经纪人江岱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疯狂，更甚于上世纪8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前的日本。“当时，日本人在全球购买艺术品，莫奈、梵高的作品在追捧下屡创天价。经济泡沫破灭后，这些名画大多以当初一半的价格出手。”
江岱峰说，在2009年以来新入场的收藏家，大多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财力非常雄厚，主要是近年来刚刚崛起的富豪阶层，他们在拍卖场上一掷千金的豪气，远甚于以往靠实业积累逐步起家的老式企业家。二是这些人不缺钱，又大多抱着大赚一笔的心态。“很多客户就说，不翻一番，我都不拿出来，大不了留给儿子、孙子，反正我也不缺钱。”
因为不懂行，所以他们都热衷于名家作品，而且收藏周期也会在5-10年以上。“一个名家一生也就上百幅作品，所以现在市场上，好东西在快速减少。很快市场会迎来断档期和假货期，市场情绪一退烧，价格就会回调。”
更何况，艺术品投资也不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1981年，当张大千和徐悲鸿的画作还只标价三四万港元时，唐三彩正风光无限。
1981年，江岱峰的父亲在香港拍卖会上看到一个唐三彩的陶盘，颜色鲜艳，盘面上的天鹅惟妙惟肖。当时，这个陶盘估价100万港元。
“因为没钱，老爷子回来后郁闷了几个月。”可如今，这个陶盘再要拍卖，连10万港元都卖不到了。“因为后来出现的数量太多了。可当时，那么多大收藏家，就是没想到这点。”江岱峰说。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