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先生
年初上网学习，读到水天中先生《“西山会议”——回忆与思考》[1]一文，觉得很有价值。该文回忆了其筹备91年4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西山会议”的经过、会议受到其时中国美术家协会及其《美术》、《美术家通讯》和署名“钟韵”的作者著文《“西山会议”主持者坚持什么艺术方向？》进行“大批判”的情况。对我而言，读该文价值有二：首先我是亲历89风波的那代人，因为年青，对那段时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不能做出有成效的厘清，更甚是直到目前为止，其时的“经办人”还没有(不能？)提供出相关的回忆材料，让我等人如面对中国的某段历史一样，总是“易得糊涂”，现在水天中先生坦诚站出来，让我暂得“以斑窥豹”的收获；二是水天中先生以一个知识人的胸怀，不但坦然自述，并站在抒解矛盾的角度，希望“主事者”“叙述深层原因和安排批判的细节”。这是一种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更是对后辈负责的现代性知识分子品格，甚值学习!
近些日，我手上正读着一些有关文革的书，如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和《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薛声钦著《十年人生梦——文革亲历记》、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等，还有相关文章。我在阅读中深深感受到附贴于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之躯壳上的国家与个人、经济与文艺等的命运之跌撞。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积聚的向前力量作用、如果不是邓小平自己亲自的“英明南巡”，水天中先生所忆的批判“西山会议”的那种力量，有没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的90年代一定范围、一定时段里复制某种悲痛结果?为什么总是有这种可能?这正是我的疑问所在，也是我寻书习史的原因所在，我希望找到窥探历史因缘的立脚石。但是，我还是有遗憾。作为文艺界中的“美术工作者”，我还难找到一本美术界文革亲历人的笔史著作或口述史著作，只是偶从小道消息或零星文章中概略地知道一点，而且大多只是“不幸者”的几声慨叹，少见“各面人士”交待事实和细节。为什么情况如此?那些亲历文革的人，除了已过世的，有的已退居工作二线，有的还在一线;有的曾是名人、领导，有的现在还是名人、领导，等等，无论如何，叙述、回忆历史正当其时，甚至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时间已趋紧急，难道大家要让历史留下空白?中国美术界的某段历史要抛弃后辈，让他们空对星空无助凝望？不能有更多像水天中的先生站出来，看淡个人的功过臧否，诚实的把历史写出来吗？
上世纪80年代，率先亲力亲为为中共高级干部撰写回忆录做出榜样的李锐先生，在谈及他写作《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等时说：“如实录出这一段历史，于后世自有鉴戒的意义。自己已是望八之人，来日无多,确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赶快结束这件未了之事”，“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是本世纪世变沧桑的见证人，自己又曾在政治漩涡中生活过来，有钱难买回头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我笔耕不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应当让后人记住前人的经验教训，失败的教训尤为可贵，如果不牢牢记住，还会重犯错误。”[2]李老先生的这番话极是道理。
当然，我明白水天中先生现在能坦诚站在阳光之下，是因为他有一点“道理战而胜之”的心理优势，甚至按“中国特色”察之，还有一点“道德战而胜之”的心理优势——理论问题政治化背景之下的“政治道德”和处事行为的“人品道德”。总之，水天中先生学术理论的预见和待人处事的坦诚，都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站在了与时代前进步伐“合调”的前头，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别人，亦更无愧于时代。这种理直气壮是可以理解的，但凡社会人，都会有这般英雄情结，每个人就是不必否认地在追求个人“世俗利益”(希望水天中先生不是如其文所言，否认别人这种私己目的)的同时，亦是自觉站在了时代前进的轨道上，当时间的快列驶过之后，他无论当众公称或扪心自问，能自豪地说：我是推动车轮向前的一员!
那么，在同样的“中国特色背景”之下，与此对比的那“另一方面军”，为什么一般情况下只见萎缩的姿态呢?他们是否也会坦诚站出来“鼓足干劲”表态度呢?难道“不争论”反而成为“学术争鸣”的最佳策略或干脆成为逃避的最快捷径?水天中先生在其文中对美术(理论?)界的现状和现象做出了一点个人判断，说“历史已经证明，当代中国美术界并未出现学术意义上的左派”。我不知道他的已“历史”的“当代”是指什么时间段，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但如果是指其文言及的“新时期以来”，我认为是可信的。必须说明一下，关于左派、右派的可划分性及其标准在学界的争论，我仍在学习、思考中，故诸如水天中先生文中试图定义的“机会主义者”(政治机会?行政机会?)的“左派”，我还没有清楚头绪在此辨别，但熟悉“当代”人都知道，无论“政治”也好“行政”也罢，很多时候它们与“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言自明却又说不明道不清的——此点可以该文提到的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希凡先生的经历为证：号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且年少得志的他，在接受采访回忆自己所经历的“左、右政治批判运动”时，曾表达“真真假假不大好判断”之意。[3]的确，对比起美术界右派、自由派来，以至更大范围地比较起其它学术各界那壮大而有声势的左派来，新时期以来美术理论界左派有点人散声微力有不逮。这一现象真是怪得有点诡异，因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左派向来不缺理论和素材的源泉，他们不应枯竭待扶。我始终认为，左派是一处可大有作为的广阔田地，其无论是自证价值或作用于右派的平衡成长，都有值得自尊和被尊重的地位，不可或缺。左派萎缩的表面现象之下，除了队伍年龄老化、人才断层、时代使然等原因外，据我观察另有更深层的致命伤：左派在理论和行动上过分依赖行政、政策及政治上层意识——尤其是旧的上层意识。想靠一支旧旗走新天下谈何容易!
虽然“体制内外”的说法内涵含糊，但如果不超出国界，这个二分法还是有特定意义的。就美术理论界的自由派、右派而言，除部分自由理论家、策展人，很多人其实也在“体制中”，有一份“政府工”，但细心观察一下便发现，他们可能“端政府铁饭碗”，却常说着不合调的话，有的甚至干脆是闹对立的。他们主要的身体和精神的愉悦在那“自由主义的市场”中、“民间”里，为能成为“现代、后现代、国际等主义”艺术的代理者而自豪。对于这些理论家，虽然从广义上讲，他们也是为政府、国家、民族的发展操劳忙活，但从狭义上讲，对于永远“求稳”的政府及其体制而言，他们的思想、行动是有“体制外性质”的，甚至是“反体制”——这更是左派要死抓不放处。不要说像郎绍君这么有名望的理论家90年代在《美术研究》上发表《重建中国的精英艺术》一文受到政治性批评，像我这样的无名辈，2004年这样的时间点上，《美术》杂志还有理论文章帮戴上“以画笔为武器，要最终达到改变政府性质的在野政客”的帽子。[4]而由其主要人员参加召开“西山会议”的“国家单位”——美术研究所——被点名批判，虽“令人惊讶”，但亦不难从历史和现实中“体制”的角度找到逻辑依据。
而同在体制里端着饭碗的有些左派，却自愿放弃独立身分，不但把跟政府的“工作关系”简单化为“人身关系”，更让自身话语变身为简单的政治上层意识传声。文艺理论家作为行政附庸，从历史考察，他们有些时候不仅仅制造自身的悲剧，更往往“帮倒忙”地给行政当局制造悲剧，文艺事业不得不也替担悲惨结局。我向来坚信艺术与政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不否认、不反对乃至主张理论家和艺术家从政治中汲取源泉，但这一切却绝不能以丧失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为前提。遗憾的是这正就是某些美术界左派的致命伤。在“工资关系”束缚下和“批评不得”的历史、历次“体制惯性”动力推使下，行政体制里一些单一的“主义语录”以至“政策教条”，便成为了这些理论人士的“真理信仰”，长期地由之造就了自身的自封化、排他性，使他们很容易将多元的、复杂的、鲜活的、世界的东西视为异己，在革命、斗争的过敏神经反应作用之下，“情绪化发作”成了这类理论家最显著的特征——与公正、客观、开放常常背道而驰。行动上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有行政靠山，写文章说话喜征引一些庄严的词句，表现得极为自信，但细心看他们又疑神疑鬼、使小动作、十分心虚——他们与其它学术界成型的、积极告别与行政权力和旧意识形态直接合力并多元汲取理论营养的“新左派”有很大差距。证明的事实之一，就是他们有时候写文章喜欢匿名、化名——像水天中先生文中点到的那个“钟韵”。
化名技术正是有些左派理论家缺自信的表现特征之一，中国传统文人本来借以体现“优雅”的技术被拙劣运用。此点危害是很大的。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埋藏在某种“体制”的保护线之下，明抢变成暗炮，把个人话语化妆为集体话语，因找不到负责主体故还“口”辩而非“心”言，说虚伪的话、吓唬人的话。学术民主因为“真实姓名”这一最低监督底线被突破而遭糟蹋。历史上这种找不到“主”的文字案甚多。这种技术，突出表现了一种“两面派”心理，即当操作者的“化名理论”得时得势而可邀功领赏时，他可以马上现名受功，荣耀加身;当违时失势时，他可以不被抓到辫子尾巴而受惩罚。在历史经验中，我们知道“政论”也常常运用化名技术——“正化名”如著名的“皇甫平”，“负化名”如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作者“高炬”，但这个往往容易得到理解和谅解，人们一定程度上相信“政治”里有“谋术”、“权术”，但即使是“术”，从国外的“选举政治”经验看，也是光明正大、诚实可信的“正术”胜算更大一些的。但是，如果把文艺理论、学术争论变成耍弄隐名埋姓的伎俩或仿如“政治权术”，并凭此把谋取世俗私利置为首要目的，这样的“术”还叫“学术”吗?
真正的、合格的文艺理论家及其理论，肯定是要用他的品格、道德、良心来保证的。在研读水天中先生文章的同时，我还读到一则前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先生有关“开放报禁”的“自述”，[5]忆及上世纪80 年代末台湾艺人凌峰(那个春晚上“很丑但很可爱”而让其时许多人产生莫名“爱国情感”的光头)到大陆搞文艺，岛内影响很大。“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会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阳光的一面”，邵先生说，“(安全单位的人)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掌管“新闻舆论”的邵先生这段话，我还读到了一篇对之解读的好文章，题目叫《政治是个良心活儿》，[6]换成我这篇文章的一个说法，可曰：学术也是个良心活儿!到目前为止，也许我们还有人把台湾学术界的某些争鸣事件看成如其议员开会吵架一样可叹，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说，人们毕竟看到了像李敖这样的文艺人士，他们无论有多少缺点，还是能让人从中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敢承担——不抛弃人民大众、不放弃独立思考、敢承担责任——真男儿身腰和性情，而这样的人是文艺发展、社会进步的保证!邵先生比起我们有些在“文艺单位”端饭碗的人，应该更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人员”吧，按理他大可以听从“安全”指示大玩“政术”而无须负责的，但他还可贵地有“知荣耻”的良心，知道不要让自己“更丢人”(言下之意是“已经很丢人”)——现在的历史证明，他不但自获私利保全了个人颜面，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事业。不像我们某些人，行动“看上面”而不看自己的脚，自喻聪明透顶“识时势”，最后却丢尽自家脸——有时也丢尽政府的脸!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体制习惯”中，很多“丢人”的人，觉得丢政府的脸无所谓或理所当然，却想方设法不让自己“丢人”。隐名埋姓的“钟韵”们玩的就是这种逃避良心惩罚的招数。
这就是新时期以来美术理论界左派与右派不平衡表现的症状、症结。如何改变这种“右手活左手僵”的症状呢?在承认左派立场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立场、左派立场并非“丢人”的前提下，除了对部分理直气壮、公开露面的左派理论家诚恳尊重、热情欣赏之外，对某些“心虚”的理论家，建议想想这些“开启良心”的问题：能否把工作上低级别拿工资的“物质关系”，提升为高级别批评、监督、促进的“思想关系”?能否写文章用心、走路用自己双脚?能否细心观察真实的、变化着的世界，多点人性少点教条?能否用真实姓名说实话写真实文章、说能负责的话写能负责的文章?如果靠一个“主义”就能解决问题，也许我们人人都已过上幸福生活，既然不，为什么不虚心地、服气地去了解和学习其它更多的“主义”?……
文至此，好像还在离题，下面归题：就水天中先生文中所提“没有任何人出来承认”的“钟韵”，据我掌握到的一些线索做出个人分析和考证。
2006年9月我曾写过一篇《从<美术>杂志学习“八荣八耻”文章议起》，[7]该文所议内容与本文类似，谈了对“行政话语与艺术的关系”的看法。文章引子是因《美术》杂志2006年第4期刊头版目文章、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曹桂生教授写的《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艺术方向》而起的。该文第9段几乎全段引自另一作者的文章，引文后括号中标明的作者正是“钟韵”。由于其时的《美术》很多文章没有学术规范，有些引用语不在文后标明出处，曹文亦无标注“钟韵”引文出处。由于觉得这个引语重要，而作者“钟韵”从来没听说过，故我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在文章中靠印象判断，专门标括号注明为“怀疑是‘王仲’的错标”，因为“钟”字在字形上很容易与“王仲”二字看混淆，觉得可能作者打字有误。我当时写该文在感情上(该处如此处理有欠严谨)也认为引语应是主编王仲先生语句，因为其时《美术》有此惯例。
现读水天中先生文章后，我马上查证这个细节，结果印证了我的估计，即曹桂生教授文章所引作者“钟韵”的文句，正出之2001年第7期《美术》王仲先生文章《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第13段。据此可证明：“钟韵”即王仲先生的化名。此外，还可从另几点旁证。第一，王仲先生与水天中先生有“理论过节”，这是很多人知道的，这种“过节”可能时间可推算到1991年，且可能正是“西山会议”事件中就有，比如当年“钟韵”文中有意不尊重地称水天中先生为“×××”;2006年我称为的“仲-中事件” [8]只是一个大爆发口。第二，王仲先生可能正是凭借其在90年代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如批判“西山会议”那样的表现，顺利入主《美术》杂志，位从编委至主编，成为一派理论的代表。第三，按《“西山会议”主持者坚持什么艺术方向?》的文题和文中“腐蚀和破坏社会主义美术健康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集中表现在‘新潮美术运动’鼓吹者的喧嚣上……从85新潮美术运动崛起到登峰造极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段时间，他们几乎占领了美术舆论的中心地位”、“把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的恶果当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的产物和成绩来歌颂，把美术界的重灾区描绘成丰产田来赞美”等句式，与王仲先生一贯的表达风格相符。第四，曹桂生教授等人正是围绕着王仲先生和其时《美术》的“同派”作者，他们之间可能相熟继而有交流，王仲先生可能将自己化名“钟韵”的事实告诉过曹桂生教授等人，即其文中“钟韵”是一个准确信息。
在以上考据之外，我对水天中先生文中提到的一些先生、领导、与会者等有兴趣，如果能看到他们更多的忆述，会有助于加深学习和思考。
注释：
[1] 2007年9月12日 http://news.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34268。 该文为水天中先生在《西山会议始末》基础上改写而成，《西山会议始末》载其文集《历史·艺术与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2]1996年3月上海远东出版社，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本处转引自2008年2月14日《南方都市报》，李辉《不回顾焉能前瞻》。
[3] 2005年7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刘天时《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
[4] 2005年第4期《美术》，康书增《对批评的批评——再次为全国美展辩护》。
[5] 2008年第3期凤凰周刊《台前新闻局长邵玉铭自述开放报禁秘辛》。
[6] 2008年2月12日《南方都市报》，何三畏《政治是个良心活儿》。
[7] 2006年9月12日美术同盟网http://arts.tom.com/1004/2006912-28154.html。
[8] 2007年3月29日雅昌艺术网http://news.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24031。
[编辑：亢章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