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创新革命者会是爱花之人?”现场，2012。
卡米尔•亨罗特(Camille Henrot)最新的展览，“有没有可能创新革命者会是爱花之人?”在巴黎的Kamel Mennour画廊展出至10月6日。在这次展览中，她主要探讨由那些日本花道为创作灵感的雕塑作品，其中最早的作品首次展出于“迫近”2012年巴黎东京宫三年展。这位常驻巴黎的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在“令人不悦的对象”纽约雕塑中心展出，部分作品会在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月13日贝宁双年展期间和今年11月份在费城斯劳特基金会( Philadephia’s Slought Foundation) 展出。
我总是对花草持怀疑态度。两年前，家里一个亲戚去世，我自己在帮忙制作葬礼所需要的花束。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真正慰藉的力量是让我理解到为什么自己一直对花草有偏见：它们是一种补偿物，就其本身而论，它们可以看作妨碍反抗阻挡革命行动。在马赛尔• 利伯曼的书《列宁主义下的列宁》中，列宁手下的一个中尉问道：“有没有可能创新革命者会是爱花之人?”
大概也是在这场葬礼差不多的同时，我开始对日式花道产生了兴趣。那会儿我刚搬去纽约，而花道似乎成了一种对躺在我巴黎书房里的那些书致敬的综合视觉上的形式。这项新创作占用了我太多时间，我决定放下手上其他艺术创作专注于此。
2011年夏天，为了向我巴黎书房里的书致意，我布置了150件日式插花作品，决定再多用两年时间来做这个项目。我重读中尉自己回应他的问题说起的话：“你开始迷恋上花草，很快你就会想过上地主的生活，可是地主就是整天躺在自己华丽的花园里的吊床上看法国小说，一边伸懒腰一边被佣人们服侍。”文学和花草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
对于花道我探讨最多的就是它的本性是强调创造一种“特权空间”，提供一种由生命的动荡造成的中断的补救。我认为，这个特权空间涉及到米歇尔• 福柯的异托邦的概念─最好的例子就是图书馆/书房，一个由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组成的自由空间，一个外部空间无法渗透的愉悦的存储器。同时也让我想到米歇尔•莱里斯对于艺术是“一系列有特权的位置”的定义。
显然，我创作的花道，即使是它自身属于非传统的(草月流)，但也是基于一定的幼稚天真甚至一些对这类艺术基本原则的误读之上的。诸如此类的错误的存在非常好地阐释了我的输入─这正是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主题，一个整体的创作产出。我喜欢将不完整的文化片段和未完成的状态剔除，便于帮助它们在我的作品环境中茁壮成长。
【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