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on Crum (美国人，1935-2004）一面着色的墙的草图 纽约 照片上的水粉画 76.2×50.8cm 1969年
去年秋天，Pedro Gadanho刚就任纽约现代美术馆当代建筑策展人的时候，美国，特别是纽约，正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那时“占领华尔街”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平民的愤怒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叫嚣声回荡在学校、广场和大街小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建筑前所未有地成为公众宣泄挫败感、让意愿可视化的场所。建筑有助于推动社会效应的产生，不过有时也难免成为政治责难与牵制的工具。政治是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除了国家和政党的权力纠葛之外，任何利益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称为政治。
有谁想过，看似给我们带来简便生活的宜家产品，也是经济政治在家庭中的渗透呢？翻开宜家画册，里面98%的是年轻人，金发碧眼的超过92%，他们不是已经为人父母，就是正在忙着迎接新生命，画册上的一切迹象都在暗示着一种阳光、欢乐、年轻的生活。不过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不是所有人都有幸保持健康，不是所有人都能每天洋溢着欢笑，不是所有人都年轻无极限，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养育孩子。西班牙建筑师Jaque用行为艺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能屈服于宜家这类品牌所规划的生活方式。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建筑如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映射了美国的政治环境？Pedro Gadanho策划了展览“政治的9+1种方式”，也是对当今建筑被经济现实所压制的写照。展览按照时间及其主流哲学理念分成9个部分，外加1个行为艺术作品，内容涵盖了艺术家、摄影师和设计师的100多个建筑项目作品，对社会、政治和公共空间与建筑的相互影印进行了批评和探讨。
1961年至1973年，受到二战和功能主义的影响，新前卫运动以激进的立场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1963年至1978年，政治系统中乌托邦设想的倒塌引发了一系列变革，Rem Koolhaas，Bernard Tschumi和Superstudio建筑公司的作品充满了虚构、推测与反乌托邦情结。1969年至2004年间，对建筑产生影响的是商标、既定格调和市场驱动等消费主义品牌景观。这种品牌景观在公司、机构、公共区域、社团甚至整个城市的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美学范本和卓越品牌，以此来提升地区旅游、消费和商业成功。同样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透明的建筑材料得到广泛使用，这在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对民主主义社会通透性的理想。除此以外，建筑师和艺术家也试图通过经济方式来寻求贫困和不平等的解决方式，避难所就是这一类庇护的典型。
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是《行走的城市（Walking City）》。受到NASA高耸入云且可自由移动的发射台以及科幻小说的启发，设计师Archigram想象未来人类将打破城市边界，乘坐并生活在可行走的巨大机器“爬虫”体内，跨越陆地和海洋，重新回到集体游牧生活。Cedric Price早在1961年设计的《游乐宫（Fun Palace）》，“着笔画一幅画，或者仰望天空”，设计师最初的设想是在伦敦东部建一座供人跳舞、听音乐、看话剧和放烟火的游乐宫殿，建筑里的每部分结构都可以移动，“影院、饭馆、工作室、剧场等等，都在自由穿梭”，蓝图上外翻式的框架让人颇为眼熟，没错，这就是后人设计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灵感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