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任焕斌同志》综合版画 2011年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中国文艺复苏，艺术思潮涌起，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新生机、新气象与新文化景观，以新生的锐气和巨大的活力冲击着旧传统、旧观念、旧格局、旧方法。中国版画也逐渐与政治宣传松绑，从集体创作转变为强调个性创作，从单一的、宏大的批判创作模式转变为个体视觉的多样表达。艺术家们开始以不同的多元的艺术观念进行创作，无论是从西方当代艺术中获得录感，还是从东方传统中汲取营养，他们都以自己独立的姿态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观念。
与此同时，刚刚从学院毕业的杨锋也开始了他的版画创作。也许他的创作冠有“中国”二字，也许是他当年求学的西安美术学院“革命美术”背景的缘故，画家的创作甫一开始就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便传承并发扬了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与解放区木刻创作的精神。体现出画家直面现实和社会关怀的人文主义情怀。我们可以把杨锋的版画创作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为第一时期，1997年进入西安美术学院至今为第二个时期。
“艺术何为？”这是杨锋早期版画创作的一个大的母题。在经历了“文革”的荒诞不经以及艰难的求学，时值80年代艺术思潮的喷薄，与同时代的其他青年艺术家一样，产生了“何为艺术，艺术何为？”的追问，理论界一直论战不休，艺术实践者则通过艺术创作把这种追问代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所不同的是，杨锋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将这一母题切入到了一个实质的层面，这是他作为版画家专业上的敏感，也是中国版画宏观背景下对中国版画自身发展的思考使然。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新兴木刻祭》、《甘州寺院——古典木刻之起源》、《咸亨酒店——一家绍兴酒店的寓言》等，这一时期的作品，画家在构图上多以运用中国古典木刻插图与西方宗教三联画的对称为主，图像造型则结合了中国古典线刻与中国画线造型的特征，人物形象朴拙，颇有古风，而在题材上更多地指涉中国革命史、文化史、中国版画史。画家假借中西传统文化的视觉样式使主题陡然升华，画面庄严，使观者动容，倍感凝重。画家在承上中国现代版画的同时，从“呐喊”的召唤与革命宣传中开始自省，对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精神与出路做出深刻反思，体现出画家对国家、民族、文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知识分子独有的文化自觉，也体现出了中国现代版画优良的传统与鲁迅艺术精神的批判性、现实精神。
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迥异的是，画家的这种以“古典读物”、“宗教画”形式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文本特征，可解可读，隐含寓意，画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整体呈现出“符号化”的特征，这与画家当代所处的时代相关，也与画家本人对历史与现实作为理性思考后作出的判断相关。不可否认，在思考上这与画家本人的知识背景有着极大的关联，同时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在当时，作为一名热血的青年艺术家，相比其他进行喧嚣的当代艺术实验的艺术青年，要显得冷静、理性得多。画家在历史文化上的思考与判断力成熟，具有现实意义。作品有力、深刻，带有青年艺术家鲜有的理性品质，在当时的版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也使中国版画在经历了“为革命”、“为政治”的捆绑式发展后重新诠释鲁迅精神的本色和特质，使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个青年的身上得以继承与发扬。相比新兴木刻运动时期高涨的救国救民热情，画家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思维清晰、表述厚重、技法娴熟，体现出他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性与旺盛的创造力，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在经历了一番人事波动之后，画家的作品在题材上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改旧作中的庄严、凝重，而是注重画面的情绪与气氛的营造。但笔者认为在母题上仍属于其第一时期，只是画家把视角从宏大叙事切入到市井乡里，画面内容看似轻松、活跃，实则深得鲁迅先生现实批判精神的精髓，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极好的敷演。画家深刻地意识到国民性的问题更为重要。在该段时间中，画家创作了《西北角》、《雷雨》、《观潮》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画家所表现出的态度依然冷峻，但并不冷漠，忧郁地关注着他所熟悉的人和事，体味着人性的复杂性，不赞美，略带调侃，尽是对世态炎凉的深刻解表，直面社会现实，充满人文情怀。该段时间的作品中传递出一种浓郁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情绪，是画家人物题材版画中的精品，线条简约、洗练，人物形象生动，表情略显夸张，极具情绪感染力，剖析犀利，“世相”跃然纸上，读画家作品犹鲁迅文风在目。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致鱼书简》中说到：“如果没有一种反环境，一切环境都是看不见的。艺术家的角色创造一种反环境，使之成为感知和适应的手段。”随着社会与人事阅历的丰富，画家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他在作品中创造出一种似曾相识的“反环境”，这种“反环境”给观者提供了一个读画的契机，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阅读的快感，这是画家艺术上的独特性，也是在其他人的作品所见不到的。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文本主义者，画家从单纯的美学反弹到生活的实际，以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范畴比我们想象的大，实际的影响也要深远的多，其隐含了理性的社会批判和对优雅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考验着观者的素质和判断力，也寄托了画家对观者的期待。该阶段的作品反映出了因此在艺术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升华。画家深晓其创作的意义之所在，这可称之为典型的知识分子风格，画家也希望这种真正的创作能惠及众生。
【编辑：王厚发】
